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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美)曾小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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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盐初级工

自贡扎染皮革恢复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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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5 15:4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美)曾小萍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良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兴亦由之,衰亦由之。虽然本书讲的是一个过去的故事,但我们却不能误认为,其中的一切都已过去。而要让曾经的苦难不再重来,最终取决于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怎样的启迪。
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败亡。而在大洋彼岸,1865年4月9日,李将军宣布投降,南北战争画上句号。战争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在中国,至少几千万人逝去,最富庶的江南地区满目疮痍;在美国,亦有二十分之一的人伤亡,大片耕地荒芜。30年后,美国作为新兴大国,开始冲击英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而中国却依然在积弱积贫中挣扎。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运?
在很多人看来,这简直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因为答案如此明显:首先,当时美国已完成产业革命,而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其次,当时美国已有完善的银行体系,中小投资人融资更方便,中国商人却严重缺乏投资;第三,在技术储备上,美国遥遥领先,中国明显落后;第四,政府组织方式不同,从收税效率上看,当时美国政府比不上清政府;第五,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工业化,我们未能挣脱落后观念的束缚……
类似的答案还可以列出很多,但美国学者曾小萍却独辟蹊径,在她看来,这些不过是整体上的回应,无法解释具体问题,比如自贡。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东汉时开始产井盐,宋代将这里蕴含丰富的天然气应用到食盐加工中,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到了明代,自流井盐区(属富顺县)与贡井盐区(属荣县)已闻名遐迩,以后这2个相邻5公里的产区合并,各取一个字,名为自贡。
清代时,依靠陕商资本,自贡迅速崛起。采盐是系统工程,它涉及土地租赁、卤水开采、卤水运送、成品加工、食盐销售等诸多方面,一口盐井钻探几年后方能“见功”,如资金链断裂,势必前功尽弃,而出卤后能否盈利,也还要靠老天保佑,毕竟有的井高产,有的井贫瘠。为防范风险,中国商人们设计出复杂的金融工具,既平衡了各方利益,又保证了持续投入,这与当年美国“石油传奇”中的投机家们颇为暗合。
曾小萍认为,“传统农业经济”的解释范式并不适合自贡,清代非农业人口即已超过50%,专业经理人制度高度成熟,绝大多数盐业大亨是白手起家,在竞争压力下,蒸汽机被迅速引进并投入到生产中,更重要的是,自贡的发展是内生的,而非外源性的。
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清末,自贡完全自发地实现了产业升级:自贡初期靠吸卤炼盐,随着卤水井越来越少,人们找到了储量更丰富的岩盐资源。将水打入地下,充分溶解矿盐后再吸出来,自贡商人迅速完成了从发现,到实验,再到量产的全部环节,在不经意间,他们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盐方式,将产能提升至现代企业的水准。
事实证明,只要存在市场空间,中国传统文化很容易适应工业化,哪怕是蝇头小利,也会有人投资。自贡初期靠黄牛汲卤水,由此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有专业的养牛商、牛皮加工商、饲料生产商,甚至还有牛粪收集商。
确实,清政府的税收在不断增加,但与盐商们获得的利润比,不算特别沉重,至少没到抑制发展的地步,虽然盐商们多靠家族投资起家,融资能力不足,但同时期美国中小商人也基本依赖家族投资,基本不去银行贷款。
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清末自贡的一只脚都已踏入近代社会,可为何它却未能最终走完?
南北战争后,美国政府开启了铁路建设的狂潮,这给沿线小商贩带来空前的商机,人们争先恐后,为弥补资金缺口,只好求助银行,从此产生依赖性。
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市场扩容息息相关,当其增长乏力时,公权力果断投入,通过公共项目建设拉动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相比之下,自贡却没有那么幸运,在产能接近现代企业的同时,自贡的对外交通仍接近原始社会,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成本甚至比生产成本还高。幸好,有长江水运之利,使川盐东进成为可能。
太平天国曾给自贡带来过机会,战争造成江淮盐业残破,自贡企业迅猛发展,川盐几乎垄断两湖,然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几次向皇帝提出申请,要求驱逐川盐。曾国藩的目的是:力推淮盐,以利地方恢复。由于他位极人臣,他的奏折很快被通过。
川盐价低,质量更有保障,两湖百姓何肯去优取劣?但他们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权力博弈的结果。而两湖地方官员也愿意选择川盐,因水运渠道单一,方便掌握,可以从中牟利。
三方争讼的结果是,川盐虽保住了部分的东进阵地,但失去了大片市场,正在蓬勃发展中的自贡遭到迎头痛击,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个案。在传统中国,企业发展始终存在着无法突破的瓶颈,市场就那么大,企业做得越大,则市场波动的风险也越大,发展快即死得早,则谁还肯全力以赴?对于商业,清王朝始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既不扶持,也少干预,富人不过是其收税和“打秋风”的对象,养肥了就挨宰,成为创业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事实是,市场不会自动均衡,不会自动膨胀,市场需要良好的环境、充足的资本和健全的规则,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政府的进取心与科学的宏观设计。在洋务运动中,清廷确实建出一大堆亏损的工厂,它们垄断了种种资源,却贡献甚微,如果以同样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市场规模,给民间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则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是否能因此避免后来的甲午之败呢?
曾国藩是中兴名臣、理学大家,不应怀疑他的个人操守,可整体规划不彰,连他也会囿于地方利益,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相比之下,反而是那些收受贿赂的两湖地方官员们,成了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乏味的好人在“撤梯”,有趣的坏蛋在搬砖,这样吊诡的局面,实在值得反思。
因为,在传统政治的背景下,人民无法充分参政议政,各社会群体缺乏合格的代言人,导致公共利益空洞化。什么符合长远利益?什么是大家所需?只能依靠推理和假设。犯了错误,当事者也常常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正徜徉在真理之路上。正是由于公权力的低效率与敷衍,才给了腐败以机会,使其成为维系运转的润滑剂。
从历史上看,传统政治始终在低效率与高腐败之间震荡,康雍乾几次严打腐败,都带来行政效率降低的结果,最后只能又回到“宽严相济”的老路上去。腐败是危险的,但低效率同样危险,二者都会让一个国家走向失败。
毫无疑问,腐败绝不是改善低效率的手段,高效率也绝非腐败的借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治理的整体升级,既能防范腐败,又避免低效率,这就要在制度建设上做足文章。
当然,自贡之败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产权不明晰,干扰了家族企业的决策;军阀混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盲目借债,为企业破产埋下伏笔;严重通胀,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等等。
持续增长的市场是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产婆,可摆在自贡面前的,是一个忽大忽小、缺乏规律的市场,没有人爱惜它,也没有人维护并建设它,曾国藩之厄后,“抗战”曾一度给自贡以机遇,可战争胜利了,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立刻转向其他地方,自贡又成了被牺牲的局部……
(本文作者蔡辉系北京晨报副刊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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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鹽都自貢,大三绝,盐,龙,灯,小三絕扎染(皮革),龚扇,剪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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