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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快递] 中国人的投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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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8
发表于 2018-7-11 16:4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墨西哥黑人 于 2018-7-11 16:43 编辑

  一幕幕的疯狂和绝望,拼出了国人赌性所滋养出的全部图景:底层赌命,中产赌财,富豪赌国。中国投机史里所有的崛起与毁灭,都在这十二个字中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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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的中国人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黑马奔腾,冷门频出,长期被中国股民霸占的天台,惊喜地发现爬上来了一群中国球迷。
  作为全球第一个备战2018年世界杯的国家,我们顺利地把除国家队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没法给自家队伍呐喊助威的中国球迷,在喝酒撸串之余,都免不了买上两三注,小赌怡情一把。据说,本届世界杯有超过2000亿美金流入博彩市场,而每100个下注者中,有27个是中国人。
  对于这种闲来玩两把的场子,中国人似乎总嫌不够多。每四年踢一次的世界杯,顶多也就几百万人在里面小赌怡情;每周开盘五天的股市,则有几千万人炒得流连忘返;而365天都能搓的麻将,更是有上亿人无论日夜寒暑玩的乐此不疲。无怪乎胡适目睹国民疯狂搓麻,在1930年撰写《麻将》一文批判道: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夜的吗?
  胡适虽然对麻将口诛笔伐,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资深雀友,他的乡下太太江东秀更是麻将高手,几乎每日都聚集起一帮太太小姐,从上海搓到北京,从北京搓到台北,一度靠赌资贴补家用。胡适本人牌技比老婆差许多,牌桌上却尽是鸿儒大家,如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人。
  徐志摩的牌技要远胜于胡适,打起麻将来行云流水,来去如飞,经常杀的胡适片甲不留。不仅如此,他还在牌桌上总结出一套男女关系理论:“男女之间最规矩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因此对交际花老婆陆小曼,徐志摩提出了别出心裁的要求:跟别的男人一起抽大烟可以,打麻将绝对不行。
  不过胡适和徐志摩任教的北大,如果要组一个麻将代表团,是万万搓不赢隔壁清华的。
  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打起麻将比北大校长胡适生猛许多。他日记里常出现“饭后看竹”等字样,其实就是饭后打麻将。梅校长毕生清廉节俭,但在麻将桌前却豪迈随性,在1956-57年筹建新竹清华期间,他忙里偷闲打了85场麻将,每周都要上阵,其中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共输掉1650元,而当年台北的一碗阳春面也才不过卖一元钱。
  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在雀友届也不遑多让。1919年,梁启超参加完巴黎和会之后回国,朋友过来请他演讲世界局势和列强动态,梁启超却表示:“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大惑不解,梁启超解释道,所谓四人功课就是搓麻,众皆愕然。
  而梁启超在清华做国学导师时,有一句名言更是满校皆知:“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此处的打牌指的就是打麻将)。”据说梁启超很多惊世雄文,都是在麻将桌上口述而就。相比之下,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自己定下的“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的戒律,则显得拘谨许多。
  大师济济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更是雀友届重镇,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浦江清等大教授,皆是麻将的拥趸。即使在西南联大艰苦岁月里,中文系的一众教授们,也经常趁着春节中秋的难得闲暇,去闻一多教授家搓上八圈十二圈。国难期间,研习“国粹”也是救国。
  国粹并非小布尔乔亚式知识分子们的独爱,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时常拿来消遣。主席曾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红楼梦,三就是麻将。在延安时,他就经常跟叶剑英及他的政治秘书师哲等人一起打麻将。而总设计师在1989年退休后,也经常安排在周三周六周日打桥牌,周二周四周五搓麻将。
  甚至连欧美日等国,也被中国麻将席卷。早在1920年代,136张麻将牌,就披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越过《排华法案》的封锁攻占了美国全境。1923年,大约有1500万美国人在玩麻将,中国留学生甚至可以靠教麻将混饭吃,全美麻将年销量高达150万副,来自中国原装进口的骨牌更是被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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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迈阿密,1924年
  不过欧美的麻将热潮,一阵风刮过后就逐渐消停,唯有中国,从清末民初麻将诞生以来,国民的搓麻热情就一直高涨如虹。从巴蜀到中原,从关外到江南,投机欲向来满格的中国人民,在麻将桌上谋略攻伐,算计角力,甚至连地震、水灾、冰雪、台风都阻挡不住全国人民大战四方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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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搓麻将,郑州,2014年
  因此,假如胡适穿越到现代中国,看到十亿人民九亿麻,诘问中国人为何在四方阵里浪费如此多的光阴时,一定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十字箴言:麻将恒久远,幺鸡永流传。
1
  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在麻将桌前玩“推摸碰和”的小赌,上海的流氓赌棍们,正在忙着运作财源滚滚的大赌。
  赌博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巅峰,就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在封建社会全面解体,外来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社会道德没有了以前的约束,赌博狂潮愈演愈烈,而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就是赌博滋孽的集中地,这里中西赌场鳞次栉比,土洋赌法琳琅满目,光是传统的赌法,就有:麻将、牌九、纸牌、花会、铺票、山票、番摊、白鸽、牛栏、顶牛、十位、天九、打鸡、赶羊、三军、侯王、柑票、肉票、啤票、诗韵、通宝、斗鸡、斗狗、斗雀、升官图、状元筹、十点半、十三张、十五糊等。
除此之外,西方的跑马、赛狗、轮盘赌、老虎机等新式赌具,也源源不断涌入上海。帮会流氓,洋行富商,官僚权贵,都在上海滩经营着各类赌窟会馆,数量多达1500家。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上海滩“三大亨”的场子,他们开设的福煦路181号赌场,就是当年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赌场。
  福煦路181号赌场占地60余亩,主要建筑是一幢3层面积巨大的花园洋房,前门是法租界,后门是公共租界。1927年四一二清党后,帮会势力变成上海滩实质性的统治者,势力最大的青帮乘机开办了这家大赌场,张啸林为董事长,黄金荣、杜月笙等为董事,1931年正式开赌,一时车水马龙,赌客云集。
  赌场一楼是富丽堂皇的大堂,设有大型轮盘赌台8张,每张赌台光服务人员就有12名;二楼分隔出大小赌室数十间,每间玩法都不同;三楼是休息娱乐会所,备有美酒佳肴,雪茄,一律免费,赌场更是有“四白”原则:白吃、白饮、白吸、白坐,俨然是用免费引流,用骰子变现。
  人性被研究到了极致,不怕你不来。军政要员,土豪富绅,名流阔太,对181号趋之若鹜,而上海滩首富盛宣怀家的公子小姐,更是每日必到,每到必赌,每赌必输。
  盛家的庞大家业迅速败光,就是拜赌博所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曾经一把牌把北京路黄河路弄堂里的一百多幢房子,整个儿输给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筱嘉。而另外一位公子张学良,也是赌场常客,不过他首次光顾181号,却是1933年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入住,期间被捆在床上一个月,强制戒掉毒瘾,过程惨烈无比。
在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的默许下,赌场日进斗金。租界当局一直依靠赌税,维持修路建桥、建筑维护、巡逻治安等市政开销,一个法租界巡捕房,每个月就能从辖区内赌场抽成5000大洋。相比之下,全球著名的赌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1930年赌博收入525万美元,仅是上海同期赌博营业总额的28%。
  在上海以外更广阔的中国,赌博泛滥的程度触目惊心。中国历朝历代都对底层的赌博行为严加管束,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但在战争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驰赌博之禁,开征赌捐”,将赌税变成筹措赔款的重要方式,加上法制松弛,伦理渐丧,赌博在华夏大地上呈燎原之势,全国仅所谓彩票公司,就多达200多家。
  1900年1月,到任两广总督不到10天的李鸿章,就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用来筹集政府经费。先是规定“闱姓”承包公司每年交赌饷200万两,又以筹集海防经费的名义,规定“番摊”承包公司也要每年交赌饷200万两(闱姓和番摊均为晚清赌博玩法),后来山票、铺票、白鸽票等项目也被政府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承包了出去。
  200万两是什么概念呢,老佛爷以海防捐的名义,筹钱修颐和园,被后人骂了一百多年,总共不过200多万两。在赌禁放开的广东,这不过是一个赌博项目一年上交的承包费而已,可见中国人底层百姓好赌到了何种程度。很快,各省纷纷效仿改革弄潮儿广东省的经验,以“奉旨开赌”为名目,逐渐将赌博公开化和合法化。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力倡禁赌,但各省根本不想管,甚至亲自下场,借着救济、国防、惠民等名义开设所谓“彩票公司”,拿到承包权的权贵们大肆敛财,甚至连妓院行业协会也发行彩票,中头彩者可以娶当红头牌为妻。高峰时,武汉一条街上就能有四家彩票公司,密度仅次于很多年后的房产中介连锁。
  晚清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朝廷亲自下海开盘口,老百姓肯定蜂拥而至,拦都拦不住,这种宝贵经验,还能管用很多年。
2
  1948年的冬天,平津和淮海的硝烟正浓,无论是喜欢麻将怡情的教授们,还是经营赌场发财的流氓们,都发现自己必须要面对一场历史大赌。
  12月15日,北大建校五十周年庆,此时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队围的水泄不通。在校庆纪念会上,校长胡适发表讲话,此时城外响起激烈的炮声,胡适面色不改,将简短的发言作完,便匆匆赶赴南苑机场,与陈寅恪等一同飞往南京。目睹此番场景的季羡林,做了几句诗:“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其实挽留和争取胡适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例如他的得意门生吴晗,曾经数次登门拜访,恳求胡适留下;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是胡适的同乡和密友,受地下党所托多次挽留胡适;而胡适夫妇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不肯跟父亲上飞机,胡适只能给他留下一箱财物,父子从此诀别。
  15日傍晚六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两天后,肖劲光的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攻占了南苑机场,傅作义的部队在东单紧急修了一条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载有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飞机,从这条狭窄松软的临时跑道上起飞,驶往南京。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胡适撤离北平后,恳请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飞机,点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几位老朋友。飞机穿过炮火连天的半个中国返回南京,在机场恭候的胡适满怀希望地要同老友会面,然而机舱门打开后,几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
  12月28号,南京派来接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架飞机驶离北平。挥别故土的,拒绝离去的,都已经完成了对各自命运的押注,买定离手,等待他们的是时间的答案。
  南方上海滩的大亨们,抉择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杜月笙决意奔赴香港,而与他合开181号赌场的黄金荣,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选择留在上海。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宝树云号客轮,顺着黄浦江,驶出吴淞口,26天之后,陈毅的三野九兵团攻入上海市区,夜间睡满了南京路。
  《罗曼蒂克消亡史》结尾,削瘦的陆先生离开上海,在香港海关入境处,缓缓地摘下了自己的毡帽:一个时代在他背后消亡。
  胡适于1962年在台湾去世,他死前并不知道儿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杀,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们的命运:在胡适梅贻琦离开后,以副军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北大的吴晗,生命于1969年10月终结,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随他西去。
  在吴晗去世的同一个月,曾经与胡适一起离京的陈寅恪先生(后来选择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在遭尽折磨后溘然长逝,临终遗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绝登上南下飞机的学生兼同事饶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杨振宁、李政道老师的老师),则在1968年悬梁了断余生。
  同样婉拒胡适邀请,坚决不飞南京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这位与王国维齐名的国宝级史学家,在1949年5月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胡适“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规劝他“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   1966年后,陈垣虽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在周总理的保护下得以善终。
  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选择留陆,13位选择赴美,9位选择赴台,他们的结局往往迥异。
  麻将牌技很差的胡适,在这次以命运做赌注的选择中,并没有多少犹豫。1918年,他在北大图书馆遇到一位湘潭口音的湖南青年;1920年,他与其他三位教授,为北大同事、也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登报募捐葬礼费用;1948年,他在周围一片挽留声中,毫不回头地登上了那架南下的飞机。
  时代大潮面前,能独善其身的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无论是鸿儒大家还是贩夫走卒,命运都如风吹飘絮,雨打浮萍。
  这种对命运浮沉的无力感,又恰巧能够回答类似胡适在1930年《麻将》一文中里的这类疑问:为何中国人荒时废日地热衷麻将?为何表面中庸的中国人骨子却好赌成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歌舞升平的昌隆盛世,还是江山飘摇的混乱年代,中国人都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内有礼教约束,外有君王威严,朝堂的一纸敕令,牺牲掉就是百万、千万甚至一整代人。这种命运不由己的恐慌,无处释放时便是焦虑,有处释放时便是赌性。
  在麻将桌前,中国人往往能体会到别样的感觉:随心所欲的解脱,把握命运的自由,较智伐谋的过程,大杀三方的快感。被儒家法家压抑的个性,在牌桌前可以汪洋恣肆。现实中恐怕只有万万人之上的那位才能享此待遇,难怪李敖总结道:“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
  但这种虚假的快感,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全天下的赌博都是十赌九输,轻者伤财销金,重者倾家荡产。1949年后,大陆以高强度的经济和社会管控手段,将民间的赌博沉珂尽数铲除,甚至连麻将都销声匿迹。改开后虽然娱乐消遣被重新解禁,但对赌博的查禁却从未放松。
  这并没有阻挡住好赌的中国人,善于取巧的他们,把一切可以下注的地方,都改造成了能发财的场子。
3
  上海解放后,位于福煦路181号的大赌场早改头换面,门口的这条以协约国元帅命名的马路,被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改成了充满革命色彩的延安中路,而这座曾经可以白吃白喝白吸的花园洋楼,也变成一家人均消费五百的本帮菜馆,茶水收费,停车要钱。
  沿着门口车流如梭的延安中路向东驶去,不久便可抵达黄浦江畔,在对岸陆家嘴恢宏的建筑群中,一栋外面是银白色的钢筋骨架、中间却是四方镂空的大厦依稀可辨。有人说这栋建筑像凯旋门,但更多人觉得它像一枚被网兜套住的方形铜钱,这便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旧场子关了,新场子出门右转6公里,公交半小时,驾车一刻钟。
  大陆在1949-1978年期间,大赌小赌都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但那种“命不由己”的恐慌,却并没有削减丝毫半分,反而在建国后一场场的运动中,进一步浸透中国人的灵魂与骨血之中。工农业剪刀差下的农民,十年浩劫里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里的知青,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他们感触最深。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骨子里的赌性,一旦宣泄,便是喷涌的火山。精明的友邻嗅到了这股澎湃的赌欲,朝鲜的罗先市、缅甸的迈扎央,韩国的济州岛,俄罗斯的阿穆尔,围着中国开了一溜儿赌场,甚至有媒体戏称“赌场围剿中国”。而近水楼台的澳门,2017年的博彩收入已经接近拉斯维加斯的5倍(332亿美元 vs. 7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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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出境毕竟繁琐,寻找到市井平民也能参与的玩法,才是群众们的当务之急。早在民国时代,流氓赌棍们在设计一种新式赌博方法时,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即就是好的赌法,通常必须具备四个特点:
  一是赌注门槛不高,普通人也能上车,能够借钱加杠杆更好;二是玩法简单易懂,但又透着专业性,好让赌徒觉得通过钻研,就可以战胜庄家和其他赌客;三是要有造富效应,派彩的赔数高,让穷人有一夕致富的希望;四是表面上要非常公平,赌客输了只怪自己运气不好或技不如人,下次照来不误。
  用这套方法论来设计赌场,在当前已经是不可能了,但聪明的中国人民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满足这四个特点的场子,都变成了赌场。
  在股市,他们把用来给实体企业融资的交易所,变成了全球散户最多、换手率最高、韭菜最茂盛的沃土;在楼市,他们跟央行对赌货币政策,在一轮轮调控中把战火从北上广烧到全国;在币圈,他们创造了全球90%的交易量,各种山寨币空气币传销币数不胜数。
  围观的群众,不会诘难这些发财或失意的赌徒,只会问:下次能否带上我?
  中国人这些年笃信的一句话,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命”既然无法自己掌控,那就得靠“运”让自己翻身看,至于积德和读书这两个选项,只能暂时靠边站。当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时,孤注一掷试一试运气,就成了全民的精神寄托。
  王首富曾说过:富贵险中求,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这些年咸鱼翻身的所有姿势,都在这句话里。
4
  2018年6月,来自湖南农村的证券经纪人彭云,因为炒股亏损欠债40万,选择在深圳的一间出租屋里烧炭自杀,年仅29岁;一个月后,一位身价比彭云高不知道多少倍的中年人,在风景秀丽的法国,面对一堵矮墙纵身一跃,“意外跌落,重伤身亡”。
  十赌九输,古人诚不我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赌输了都得一键清零。
笔者以前曾写过一句话:“赌国运成功的人,有曾被亏待过吗?”但这句话没有谈到的,是那些赌国运不成功的人。对那些首富大鳄们来说,眼前那堵矮矮的墙,似乎可以赌一把轻易地跳上去,来欣赏到别人见识不到的美景,但如果没控制好力度和姿势,迎接他们的就是墙那头的万丈深渊。
  而对于整日焦虑的中产来说,他们炒股炒房炒p2p,看起来是赌博,本质上却是绝望。他们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那辆时代的列车已经拉响汽笛,车轮开始缓缓滚动,自己却连一个站票都没买到,如果不疯狂抓住一切机会奋力一跃,又能如何?
1992年8月,120万人拿着370万张身份证涌入深圳,疯抢新股认购证;1993年2月,疯狂的炒家涌入海南炒房炒地,600多万人口的海南省一度有2万家地产公司;2007年8月,追赶牛市的人群在券商营业部前排起了长队,而在几年之后,他们又把队伍转移到了售楼处和民政局前。
  这一幕幕的疯狂和绝望,拼出了国人赌性所滋养出的全部图景:底层赌命,中产赌财,富豪赌国。中国投机史里所有的崛起与毁灭,都在这十二个字中出没。
(来源:饭统戴老板 本文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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