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为了曾经的一句承诺,为了数以万计婴儿的性命,不得不对不起你了。”
1959年,著名医学专家瞒着妻子将一管不明液体灌入了未满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冲着自己笑,他掩面哭泣。他为何会如此“狠心”对待亲生儿子? ●—<“怪病”>—● 
1955年,周总理秘密接待了一位神秘人员,并将他派往苏联下达了死命令:“你去了解一下国际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回来要把中国的问题给解决掉!”临危受命,他匆匆的背上行囊就赶往苏联,与专家一起携手了解情况,而他的身后,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在等待着他。 
这一年,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恐惧笼罩着,江苏南通一夜之间出现一种怪病。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孩子,第二天就腿脚不灵活,身体出现肢体变节,甚至干脆下不来床。一时间高达1680名儿童都被这种病痛折磨,病死率高达28%,瘫痪率接近70%。 
七八月份的南通,每家每户都紧闭门窗,街道上看不到往日孩童活泼玩耍的身影。他们都在躲避这种恶魔,因为他们会随着粪便、唾液传染到孩子身上,无药可治,一不小心终身残疾或器官衰竭最终死亡。
在极短的时间内,这种“怪病”不仅侵袭了南通,还蔓延到了上海、青岛等地。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群群的背包客,这些人都是患病孩子的家人,他们背着口粮为孩子四处求医,从村里走入城市,又失望地走回农村。那一年高达2-4.3万个案例的背后,是一个个被拖垮了的家庭。 
有条件的家庭会住在病房里等待奇迹的发生,但病床上孩子们嘶吼的痛哭,和走廊里父母们绝望空洞的眼神叫人撕心裂肺。“对不起,同志,这个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治愈。”这就像一句死亡判决,让很多母亲背着孩子知难而退。
当时,这种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爆发起来,美国、欧洲、非洲、印度等国家都有高达上万例感染的人群。然而,让我国孩子的父母更加绝望的是,当时国内落后的医疗水平对这种病完全没有解决办法,丝毫不能缓解症状。
1954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了死疫苗,虽说能杀死病毒,但不能够控制病毒的再次传播,打一次就要5美元,还要接种3针才可以。如此昂贵的药物,美国仅为200万的儿童接种了。之后苏联紧跟其后研制出了这种疫苗的生产工艺,找到了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法。
周总理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但如果任由这种人间瘟疫祸害孩子们,那么国家还谈什么希望?民族有什么未来呢?看到中国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平时温文儒雅的总理都急红了眼,多次在会议上着急的拍桌子。
恰巧当年顾方舟回国,看到了国内的情况,对这类疾病无从下手。有一位母亲得知顾方舟回国,抱着患病的孩子在他面前哭着求“救救孩子吧,我就这么一个孩子!”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顾方舟的心,撕裂般疼痛。他回想起自己因“黑热病”无法医治而英年早逝的父亲,心里十分触动。 ●—<一人之力,仅可医百户>—● 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医院,受当地一座名叫“方桥”建筑物的启发,为他取名叫顾方舟。然而这个家庭的不幸很快捣毁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他仅4岁时,父亲因为感染了“黑热病”而不幸离世。 
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前往杭州学习助产技术,学成归来在天津开了一家医馆。小小的顾方舟看到了贫苦的百姓,也看到了一条条鲜活生命在母亲手里诞生。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顾方舟知道“长大当医生,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
1944年,顾方舟凭一己之力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医学系,毕业后他选择了一个冷门的行业--公共卫生防疫。从始至终他的目标从未改变,就是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民众有用的事情。他的这种精神被很多同学看好,并跟随他积极投入到了公共卫生防疫的道路上。 
1951年,响应国家号召,顾方舟被选为优秀学生前往苏联留学,再回到祖国解决国内的问题。在走之前,顾方舟与自己的女友共结连理,四年后,他顺利完成了学业,也得到了导师的认可,他的导师是苏联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 
然而当他回到国内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据顾方舟夫人回忆,当时疾病爆发之初有父母抱着孩子前来找顾方舟寻求解决办法,但顾方舟也无能为力。这件事一直影响着顾方舟,中国早一点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的孩子。
四岁丧父的悲痛经历,让他致力于为解救受骨髓灰质炎侵害的孩子们,但导师告诉他“一人之力,仅可医百户”。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方舟下定决心要让所有人都能打得起疫苗。于是周总理迅速召见了他,想要让他再一次去往苏联学习。 
1959年,临危受命的顾方舟孤身一人又重新踏上了前往苏联学习的道路。然而由于当时的外交关系,顾方舟并没有被允许进入“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随便打发到了普通疫苗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非常傲慢,对顾方舟说“有些事我要给你说清楚,根据中苏协议,你可以来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东西是保密的,不能透露给你的。” 
顾方舟很清楚,这些苏联人就是在故意为难他,所以顾方舟直接回怼“所长先生,请问我来这儿考察,什么东西是可以透露的,什么东西不能透露?”当时中苏签订了相关协议,苏方本应该毫无保留的将疫苗的制作工艺全盘托出,不能有所隐瞒。
让苏联人没想到的是,从一穷二白的中国出来的顾方舟并不会忍气吞声,所以就允许他参与疫苗的研究。然而顾方舟发现,想要制作疫苗并非是有技术,还要有特定的实验环境和精密实验仪器,这些都需要有庞大研究经费的支持。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顾方舟得知了除了“死疫苗”,还有一种“活疫苗”。它的特点是不需要严苛的实验条件,还能对病毒进行有效预防。考虑到当时的人力财力,用自己的毕生所学迅速做出了开发活疫苗的判断。
顾方舟专门向当时的卫生部写信建议,中国必须使用活疫苗,虽然未经过临床试验,但生产成本是美国死疫苗的千分之一,能让平民老百姓都能打的上。所以顾方舟认为,只有实现广泛的疫苗接种,就能在中国根除小儿麻痹症。 
回国前,他在苏联的老师帮他找到了“活疫苗”的样本,让他带回了国内。没有任何数据,回国后顾方舟只能凭借着自己所得到了原液进行研究。为了能尽快研究出疫苗,我国也请来了苏联病毒学家索科洛夫,索科洛夫点名要让顺方舟学习并协助。
但当时国内的国力比较弱,医疗和研发环境都十分落后,顾方舟只能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从病人的粪便中分离出骨髓灰质炎病毒且成功定型。但是想要加快科研进程,最好的办法就是启动活体实验,用接近人类构造的猴子作为项目的实验对象。 
于是他带领研究小组的成员从零开始,先将研制出的疫苗给恒河猴注射上。1959年我国在云南昆明的郊外正式成立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基地,说是实验基地,其实就是养猴子的山洞,环境差的连人都没地方住。
于是顾方舟带领着一群年轻人,用人力耗费9个月建成了一个19栋楼房和面积达13700平米的疫苗生产基地,“中国速度”在此展现。但这个过程中,由于环境的恶劣,让帮助研制疫苗的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实验的进度达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 
为了能专心研制疫苗,顾方舟干脆将自己的户口迁至云南,让孩子在周边上学。顾方舟的决心,让同事们都看在眼里,再也没有人前功尽弃。然而更加让人难以坚持的是,60年代时我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天灾,导致粮食产量减弱,顾方舟的团队参与重体力和高脑力的劳动很难吃得消。 
一次,一位饲养员饿得实在没办法,跑到猴子园偷投资的粮食吃。当同事知道后都沉默了,所有人都肩负家国重任,谁又愿意将猴命凌驾于人命之上呢?终于,在用了227只猴子和4500张病理切片之后,做出了首批疫苗。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值得>—● 接下来只剩下用人体实验来保证疫苗的安全性,于是顾方舟的研究小组成员自愿担任志愿者,喝下了疫苗。在经过7天时间没有发现异常后,顾方舟又犯了难:我是个成年人,这个疫苗针对的是婴幼儿,我的成功没有代表性! 
为了证明疫苗能阻断疾病的传播能力,就必须在儿童的身上来试验,可谁又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当成试验品呢?时间紧急,这时还未满周岁的儿子成了顾方舟的目标,虽然自己对研发的疫苗十分有信心,但一旦出现危险,儿子会出现不堪想象的后果。 
这种挣扎让顾方舟精神几乎崩溃,最终为了一万婴儿的生命,他还是瞒着妻子给儿子灌下了疫苗。试验进行时,儿子出现了抽搐等不良反应,让顾方舟心如刀割。几天后,奇迹发生了,儿子不仅症状完全消失,这证明疫苗临床成功了! 
1960年,顾方舟将疫苗由液体改成了糖丸,首批500万人份的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很快遏制了疾病的传播。从1994年开始,至今都为发现一例由本体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当时周恩来亲自参观疫苗生产基地,开玩笑说“这么一来,你们岂不是失业了!” 
多年以后,顾方舟儿子顾烈东得知疫苗的研发经历,表示非常能理解“能参与到父亲的使命当众,我也很欣慰。”2019年,顾方舟去世,经过半辈子的努力,他已经化身”糖丸爷爷“永存在我们心中。 

顾方舟病逝后,无数国人试图寻找那一道儿时记忆中的味道:“谢谢您,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丸”,“这是小时候最甜的回忆!”
生前顾方舟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是做了一粒小小的糖丸,值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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