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歧视”又有了新形态，这回名字叫“疫情班”。
接连几家媒体报道，有相当一批2022年至2024年毕业的大学生在求职时，被以“疫情期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整体素质差”的理由回绝过。
按照经典劳动经济学理论，如果只是因为所属群体特征不同，而导致用人单位对其在职业获得、工资收入或劳动条件等方面实施不公平对待，那妥妥就是“就业歧视”。
这样看来，对疫情期间完成学业的求职者另眼相看，显然就是一种变相的“一刀切”式就业歧视行为。这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甚至可能是违法的，毕竟，“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八个字是明明白白写在劳动法里的。
不过，大话谁都能讲，不能就业歧视这个道理，说出去谁都明白。如果只停留在批判“就业歧视”这个概念，单纯把问题归给企业，构建出一种求职者和企业二元对立的关系，实际上会忽视背后的复杂性。
就业问题是一个多领域互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除去最直接浮现的企业和求职者双方，培养求职者的高校、当下整体的经济周期和形态、行业需求、相关就业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进整个就业的循环中。
也就是说，锅不能全给企业背了。实情是，企业也有自己的账要算。特别是在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对招聘也有更现实的考量，毕竟，在公众更愿意听的“社会责任”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用工成本。
包括工资、社保、公积金以及人员管理、法律责任等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增加，必然会让企业想方设法压缩招人需求，招聘门槛和条件就变得更高、更严苛，这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
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现象也更加突出。消化此前积累的存量待业人群，压力已经很大，而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同比又增加了21万，人才过剩的尴尬局面几乎不可避免。
倒不是为企业开脱，但回看企业回绝的理由，“疫情期间培养的大学生整体素质差”固然是刻板印象下的偏见，却也体现了这几年越发凸显的高校教育和企业用工实际之间存在脱节的矛盾。
这个矛盾并不局限在疫情期接受教育的大学生中，而是高校接连扩招、经济进入新的发展周期、生产力结构转型后出现的教育磨合问题。就说我所在的新闻专业，同样也遇到上学还在学方正排版、毕业却要做新媒体运营的需求差异。
这几年，不少高校也开始裁撤一些不适应就业需求的红牌专业，并且培养新职业人才，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问题从出现到改善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加强校企互动与沟通，才能更好地对接上彼此的需求，促进问题的真正解决。
社会是一个多方互动的复杂巨系统，往往牵一发动全身，“疫情班”所暴露的就业难题更是如此，它深度嵌入在社会不同主体之间，事关不同利益主体的平衡。其成因当然有疫情等不可抗因素，但在本质上，求职者、高校、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等不同主体没有一方可以独善其身。
很显然，这背后需要形成良性的合力，不是靠谴责、指导或鞭挞谁就能解决的问题，甚至，需要整个社会在就业观念和意识层面进行更彻底的更新。承认问题的复杂性是第一步，但更长久来说，它需要行动上更切实的沟通交流与治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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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4-10-31 09: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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