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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顶替我上大学，我一怒离家当兵，12年后我立一等功，他逃走了
哥哥顶替我上大学，我一怒离家当兵，12年后我立一等功，他逃走了
第一章 那封信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不是因为它热——四川的夏天年年都热，热得狗伸出舌头不想动，热得柏油路面踩上去软绵绵的。是因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一封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信。
那是2008年7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前一天晚上下了场暴雨，村口的石板路被冲出了一道半米宽的沟，我爸一大早扛着铁锹去填沟，回来的时候浑身是泥。我蹲在院子的压水井旁边刷牙，满嘴白沫，听见村支书老周在院墙外面喊：“林建军！你家林越的信！省城来的！”
省城？我愣了一下。我填的志愿全是省内的学校，最好的那个在成都。会不会是录取通知书？我把牙刷往搪瓷缸子里一扔，光着脚跑出去，脚底板踩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上，烫得我龇牙咧嘴也顾不上。
老周把信递给我。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川南师范学院”六个红字。我当时只觉得这学校名字有点怪，没多想，用手搓了搓信封，挺厚的。
“你哥的呢？”我问。
“你哥的还没到。”老周摘下草帽扇了扇风，“不过应该也快了。你哥分高，肯定比你这个好。”
我没在意。我哥林超从小成绩就比我好，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考试永远前三名，作业永远写得工工整整，课本上永远没有乱涂乱画。我爸每次去开家长会，回来都要把他夸上天，然后转过来看我一眼，叹口气。那一口气比骂我还难受。
我在院子里撕开信封，抽出来一沓纸。最上面是录取通知书，写着“林越同学，经四川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下面是报到须知、缴费清单、一张校园地图。我把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高兴是高兴，但不是那种畅快的高兴。汉语言文学是我填的第三志愿。我最想去的那个学校，分数线差了八分。
“考上了？”我妈从屋里探出半个身子，手里的锅铲还往下滴着油。
“考上了。川南师范。”
“师范好，出来当老师，铁饭碗。”我妈把锅铲往围裙上擦了擦，又回厨房去了。
我爸没说话。他蹲在院门口，把铁锹靠在墙上，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烟雾在阳光里慢慢散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我哥的信第二天到的。也是老周送来的，信封上印着“西南交通大学”。我爸破天荒地从屋里跑出来，手里还捏着半根没抽完的烟。
我哥拆信的时候全家人都围在他身边——我妈放下了锅铲，我爸掐灭了烟，连隔壁的张婶都趴在院墙上看热闹。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压水井旁边，假装在洗脚，耳朵却竖得老高。
“西南交大！土木工程！”我哥把通知书举过头顶，像个举着奖杯的运动员。我妈当场就哭了，眼泪滴在围裙上，洇开一小片湿印子。我爸没哭，但他做了一件我从来没见他做过的事——他伸出手，拍了拍我哥的肩膀。那只布满老茧的、指甲缝里永远洗不掉黑泥的手，在他的肩膀上停了好几秒。
那天晚上，我妈杀了只鸡。红烧的，放了干辣椒和花椒，一大盆端上桌。鸡腿一个给了我哥，一个给了我爸。我碗里是鸡脖子和鸡爪子。
“吃哪补哪。”我妈把鸡脖子往我碗里又夹了块，“你不是爱到处跑吗，多吃鸡爪子，跑得快。”
我哥把鸡腿夹给我：“弟，你吃。”
“不用，你吃。你考得好。”我把鸡腿夹回去。
“行了行了，推来推去的。”我爸把鸡腿从我哥碗里夹起来放回他碗里，“你考上的学校好，你吃。林越考上师范也行，铁饭碗。”
那天晚上我躺在凉席上，听着院子里蛐蛐儿的叫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透过窗户纸照在天花板上，灰蒙蒙的一团。隔壁房里，我爸妈在低声说话，断断续续的。
“两个都上，学费怎么办？你算过没有？”是我妈的声音。
“找三舅借点。再卖两头猪。”
“三舅去年借的钱还没还呢。猪现在卖不上价……”
我没听下去。拉过被子蒙住了头。
八月下旬，该准备去报到了。我哥开始收拾行李——皮箱是我爸专门去镇上买的，八十块钱，深蓝色，四个轮子。他把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每件衣服之间还垫了一层报纸，说是防皱。
我的行李是我自己收拾的。一个蛇皮袋，装了两件换洗衣服、一双新买的解放鞋、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那是我初中毕业时班主任送的。我就一个蛇皮袋，瘪瘪的，连半袋都装不满。
报到前两天，晚上吃完饭，我爸妈把我和我哥叫到了堂屋。堂屋正中间挂着爷爷的遗像，遗像下面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两个信封。
我爸坐在八仙桌旁边，面前是一壶泡了三遍的茶。我妈坐在他旁边，两只手绞着衣角。我和我哥并排坐在板凳上。
“你们俩的学费，”我爸开口了，嗓子有点哑，“爸想了很久。咱家什么情况你们也清楚。你妈那个腰，干不了重活。我一个人在外头打工，一年到头也就挣个万把块钱。去年你奶奶住院，把家底都掏空了。”
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没咽下去，含在嘴里好一会儿才吞下去。那口茶一定很苦。
“你们俩的学费加起来，光学费就要一万多。还有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爸实在拿不出这么多。”
屋里安静了下来。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走，每一秒都像踩在人心尖上。我妈绞衣角的手停了，低着头，眼圈已经红了。
“我的意思是，”我爸看着桌面，不看我们俩，“超超考得好，西南交大，重点大学。这学必须得上。越越……”
他顿了顿，终于抬起头看着我。
“越越，你那个师范，也就是个二本，出来当老师也没几个钱。要不——你让你哥先上。你明年再考，说不定能考个更好的。”
明年再考。
这四个字他说得轻飘飘的，像在说“明天再吃”或者“下回再去”。但我知道明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重新拿起那些已经被我撕掉封皮的课本，重新挤过独木桥，重新经历那一个个埋在题海里喘不过气的夜晚。
“凭什么？”我说。
“什么凭什么？”我爸的眉毛皱起来了。
“凭什么他的学校好就让他上？我的学校差就得我退？这通知书是我自己考的，我高考之前天天熬到凌晨两点，你们谁看见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爸一拍桌子，茶缸盖跳了起来，叮当响。那茶缸还是厂里发的劳模奖品，磕了一个豁口，豁口对着我哥的方向。“我跟你妈供你们两个上学容易吗！我省吃俭用，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那我呢？”我站起来，“从小到大，他吃肉我喝汤。他过生日买蛋糕，我过生日多炒一个菜。他考上重点高中你们摆了三桌，我考上县一中你们说省着点明年再摆。我不是你亲生的？我是捡来的？”
“你混账！”我爸站起来，扬手就要打。
我哥忽然站起来，把我往后拉了一步。他站到我面前，跟我爸面对面。他的后背挡在我前面，我看见他的肩膀绷得很紧。
“爸，别打弟。要不——我不上了。让弟上。”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我爸的手还扬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我妈抬起头，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你说什么傻话！你不上谁上！你考了全校第三！”
“那我就上吧。”我哥转过身看着我，“弟，对不住。哥以后有出息了，一定还你。”
一定还你。这四个字后来我听过很多遍。每一次我都笑笑没说话。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还不了。
那一夜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我妈出来叫我睡觉，我没理她。我爸出来抽烟，看了我一眼，也没说话。
天快亮的时候，我站起来，回了屋。我的蛇皮袋还放在床脚，瘪瘪的。我把它拎起来，塞进柜子最深处。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入伍通知书。
那是两周前镇武装部送来的。当时我根本没当回事，随手塞枕头底下了。那天晚上，我把它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天亮了，太阳照在窗户纸上，照在那张纸上，照在最下面那个鲜红的公章上。红得像血，像早上的太阳。
第二章 那个家
我的父亲林建国，今年五十九岁，在县建材厂干了三十年的装卸工。他话不多，脾气硬。他的手掌全是老茧，指节粗得像树根，夏天穿背心的时候肩膀上的皮晒得跟牛皮一样。
他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我哥林超。小时候过年走亲戚，他总是让我哥走在前面，逢人就说这是我们家超超，全班第一。说到我的时候就是这是小的，也还行。也还行这三个字，就是我这辈子在父亲心中的位置。
我母亲李秀兰，小我爸三岁，在镇上的预制板厂做饭。她腰不好，不能久站，但预制板厂的活就没有能坐着的。她每天切菜炒菜、洗锅刷碗、搬米搬面，腰疼了就蹲在灶台后面自己捶一捶。她信佛，灶台上供了一尊瓷观音，每天早晚三炷香，求的无非是三件事——丈夫平安、儿子出息、自己别生病。她偏心偏得坦坦荡荡。每年过年杀鸡，两只鸡腿永远是我哥和我爸一人一只。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为什么我没有，她说你哥念书费脑子，你费什么了。我说我也念书了，她说那不算。
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更直接。她八十大寿那年，当着全家人的面把一对银镯子给了我哥，说将来给你媳妇当传家宝。然后转过来看着我，说超超是林家的根，越越你让着他点。那年我十六岁，听到这话的时候正在给她倒茶，茶壶嘴停在半空中，停了两三秒才继续往下倒。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不饿着，不冻着，但永远排在第二位。
十七岁那年，我学会了沉默。争也没用，吵也没用，他们不是不爱我，只是更爱我哥。这种偏心不是成心的，是骨头里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八月三十号，我哥去成都报到。我爸请了一天假，借了三叔的面包车，把他们送到县城的汽车站。路上我爸跟我哥坐在后排，一直在说他当年出来打工的时候，怎么从工地小工做到了正式装卸工。他说超超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念完了就是工程师，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不用像爸一样在太阳底下扛水泥。你以后找媳妇，一定找个有文化的。你以后买了房子，爸去给你看大门。
面包车后视镜里，我妈就坐在我旁边，低着头给我哥的新衬衫扣扣子。她全程没跟我说一句话。
到了汽车站，我帮我哥把皮箱搬下车。他把车窗摇下来，探出头看着我。“弟，哥走了。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好爸妈。等哥毕业了，一定回来接你。哥欠你的，都记在心里。”他的眼眶有点红。那双眼睛和我很像，但比我多了一层光——那是对未来的笃定。
我看着那辆大巴车拐出车站，消失在马路尽头。车尾喷出一股黑烟，在空气里散了很久才散干净。我妈还站在原地，踮着脚尖往那个方向看，好像多看一会儿她儿子就会回来。
回家的路上，面包车里空荡荡的。我爸开着车，后座只剩下我一个人。阳光从车窗的破洞里漏进来，晒在我的膝盖上。我盯着膝盖上那片阳光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爸，我要去当兵。”
我爸方向盘歪了一下。“当什么兵？你不上学了？”
“不上了。”
“混账东西！你哥刚走你就——”
“哥不是我让走的。”我看着后视镜里他的眼睛，“你们让他走的。他没说一句话。你们替他做了决定，现在又说是我的错？”
“那师范不去也行，你复读一年再考——”
“考上了再让一次？”
他不说话了。后视镜里的眼睛移开了。那天晚上，我妈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对着灶台掉眼泪。她没有哭出声，就是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砸在灶台沿上。灶台沿被砸出了一个小水印，很快就干了。
“你就不能安生点？你哥走了，你也要走，你们是都不想管这个家了。”她的声音哽得厉害。
“我不是不管。我是想管也管不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站起来，“妈，以后你们就指望我哥吧。”
我转身走出厨房。身后我妈说了句什么，被灶台上烧水的壶哨声盖住了。
第三章 十二年
走的那天，天没亮。我提着那个蛇皮袋走出家门的时候，院子里只有那只大黄狗醒着。它冲我摇了摇尾巴，没叫。月亮还挂在天上，又大又圆。月光照着村口的石板路，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薄霜。
村口的大黄桷树下，我妈一个人站在那儿。她穿着一件旧碎花衬衫，头发乱蓬蓬的，应该是刚从床上爬起来。晨风吹着她的衬衫下摆，贴在身上，人好像又瘦了一圈。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煮鸡蛋。
“带着路上吃。”
我接过塑料袋。鸡蛋还是热的，应该是刚煮的。
“妈，我走了。”
“嗯。”她没哭。就站在那儿，看着我。过了好几秒才开口。
“你哥早上打电话来了，说西南交大挺好的，宿舍六个人，他在上铺。他说他给你买了双球鞋，等你过年去成都——”
“我走了。”我打断她。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转身往前走。月亮在天上，路在脚下，我没有回头。
后来我听表妹说，那天早上我妈在村口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出来才回去。她回去之后在灶台前坐了一上午，也没哭，就坐着。我爸中午回家吃饭，叫了她好几声她才应。
我的新兵连在青海。那是我第一次出川，第一次看到戈壁滩。当兵第一年，我学会了三件事——站军姿、服从命令、不想家。
不想家是最容易的。因为没什么好想的。我的津贴第一个月发了三百六十块钱，我留了六十，剩下的寄回家了。汇款单上备注栏里我写的是给爸买烟。后来我爸打电话来，说烟买了，大前门，七块钱一包。又说你妈让你在部队好好干别想家。又说他最近腰疼，干不了重活了。又说你哥在学校里当班干部了，还谈了个女朋友。他说到这句的时候声音明显高了半度。
“那挺好的。”我说。
“越越，你——”他顿住了，好像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了句，“你早点睡。”
那是我入伍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到家里的电话。
从义务兵到士官，从士官到排长，从排长到连长。我用了十二年。戈壁滩上的风沙把我的脸打磨得棱角分明。我习惯了凌晨四点起床拉练，习惯了负重五十公斤跑十公里，习惯了在零下二十度的雪地里趴一整天。别人问我苦不苦，我说不苦。因为比这些更苦的日子我都经历过。
五年前，我结了婚。妻子是同乡人，在青海这边教书。她来部队学校做支教的时候认识的，温柔，话不多，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我们生了个女儿，小名叫星星。星星今年四岁，长得像我，脸圆圆的，眼睛黑亮黑亮的，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她最喜欢骑在我脖子上看戈壁滩上的落日。整个连队的新兵蛋子都叫她小公主，每次她来部队食堂吃饭，炊事班长都会单独给她炸一盘鸡柳。
星星最爱吃的其实不是炸鸡柳，是红烧排骨。三岁那年她啃完一根排骨，举着骨头对着灯光看，说骨头里面住着小星星。她妈妈告诉她，那是骨髓，不是星星。她不信，非要我承认骨头里面有星星。我笑着承认了。孩子的世界和大人不一样，她们能看见光。我希望她的眼睛永远都能看见光。
去年我立了一等功。表彰大会那天，我站在礼堂里，胸前挂着勋章。灯光打在我脸上，台下是整整齐齐的方阵。我宣读获奖感言的时候没有哭，但我念到感谢部队培养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很多年前，我坐在压水井旁边，用螺丝刀一下一下刻着一根木头。我在刻一把枪。我妈路过，看了一眼，说你哥考上西南交大了，你还在玩木头。
那天表彰会结束后，我给家里发了一条消息：我立了一等功。消息发出去，等了三天，没有人回。
三天后的晚上，我爸打电话来了。他的声音苍老了很多，嗓子里像含了一口痰。
“越越，你那个立功，单位发奖金没有？”
“发了。”
“多少？”
“十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然后他说你哥最近手头紧，你能不能借他点。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哥那个工程公司出了点问题，资金周转不开。他把西南交大毕业证翻出来看了好几遍了，说怎么就混成这样了。
我说爸，我这十万要给星星存着上学用。我爸说星星还小，不着急。我说急。我当年就是缺了这么一笔钱。
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把电话挂了。
第四章 归来
十二年后，我第一次回家。
不是我想回来。是部队安排我回四川做征兵宣传，首站就是我的家乡。军车开进镇子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街景。十二年，镇子变了——修了新的步行街，开了超市，装了红绿灯。以前那些熟悉的小店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统一招牌的门面房。只有那棵大黄桷树还在，比从前更粗了。
车子开进村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石板路被压碎了，坑坑洼洼的，下雨天肯定积水。老房子还在，院墙比从前更破了。院门开着，一只大黄狗趴在门口。不是我当年那只——那只早该老死了。这只是它的后代，毛色一样，眼神一样。
我妈坐在院子里择菜。头发全白了，腰更弯了，手上全是青筋。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菜掉在地上。愣了好几秒才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好像怕自己手脏。
“你——你怎么回来了？”
“出差。顺路回来看看。”
我爸听见声音从屋里出来了。他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嘴张了又张，最后说了一句：“吃了没？”
我哥不在。我问去哪了，我妈支支吾吾说他最近在县城忙工程。我爸说他公司快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最近在到处筹钱，把老房子的房产证都拿去抵押了。他说到这句的时候，声音忽然哽咽了。他别过脸去，不让我看见他的表情。
“你哥走了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去哪了。”我妈低着头，“他说他出去躲几天，等债主不找他了就回来。”
我看着我妈花白的头发，看着她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背，看着地上择了一半的青菜。心里忽然很酸，但不是那种想哭的酸，是那种你看着一艘沉船却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哥不让。他说你在部队不容易，不能给你添麻烦。”
不能给我添麻烦。他顶替我上了大学的时候，怎么没觉得给我添麻烦。他欠一屁股债跑了的时候，怎么没觉得给我添麻烦。
“他欠了多少？”
我妈不肯说。我爸把头埋得更低了。我站起来，走进堂屋。堂屋的摆设跟十二年前一模一样。八仙桌还在，爷爷的遗像还在，墙角那只嫁妆柜还在。
唯一多出来的是墙上挂的一张照片——我哥大学毕业照，放大了，裱在相框里。他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笑容灿烂。相框很新，应该是这些年才裱的。
相框右边挂着一面崭新的军旗。红色绒布上别着我的军功章——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整整齐齐排成一行。军旗下面压着一张我穿军装的照片，是我五年前寄回来的。
两个人，两张照片，挂在同一面墙上。中间隔着一张蜘蛛网。
我在那面墙前面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出堂屋。
晚上吃饭，四个菜。红烧排骨、糖醋鱼、韭菜炒蛋、凉拌黄瓜。都是我爱吃的。可我爸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我妈一直在给我夹菜，自己碗里的饭一口没动。
“越越，”我爸忽然开口了，“你哥的事——你能不能帮帮他？”
“怎么帮？”
“你那个十万——”
我把筷子放下了。放下的时候很轻，但我知道这一放意味着什么。我妈夹菜的手也停在了半空中。堂屋里只有老挂钟在滴滴答答地走。
“爸，妈，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十二年前，有个男孩考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不算好，但也是他自己熬夜拼命考上的。他拿到通知书那天很高兴，以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村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可是临走前两天，他爸让他把名额让给他哥。因为他哥考得更好，学校更好，前途更大。”
“没有人问他想不想。他爸直接替他做了决定。他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在这个家里，他永远是那个可以被牺牲的人。”
我妈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面前那碗没动过的饭上。我爸坐在对面，脸上的肌肉在抽搐。
“他走了。去当了兵。在戈壁滩上吃了十二年的沙子。十二年里他立了功、成了家、有了女儿。他以为他可以摆脱那个家的影子了。”
“可是十二年后他回来，发现这个家什么都没变。”
我看着我爸，看着我妈，一字一句地说。
“你们还是只想着我哥。”
“我没有——”我爸的声音噎住了。
“爸，您刚才问我吃了没。这是您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您知道您上次见我是哪年吗？您问过我一句在部队苦不苦吗？十二年来，您只主动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奶奶去世，一次是让我借钱给哥。您从来没问过我。”
“你哥他——他现在真的很难。债主天天堵在门口，他连家都不敢回。我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全给他了还不够。我也是没办法了才求你。我给你跪下了——”我爸说着真的要往下跪。
我伸手扶住他。他整个人都在发抖。这个骄傲了一辈子的老装卸工，这个从不在儿子面前低头的男人，现在为了另一个儿子，要给被他亏欠的儿子下跪。
“爸，您别这样。”
“那你帮不帮？”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祈求和愧疚交织在一起的眼睛。
“不帮。”
“你——”他甩开我的手，“你这个没良心的！他再怎么说也是你亲哥！”
“对。他是我亲哥。所以我才不帮。让他自己去面对。他从西南交大毕业，他比我学历高。他要是连这点事都扛不住，他就不配当我哥。”
我妈在旁边一直摇头，眼泪已经流干了。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来。灶台上的瓷观音还供在那里，香灰落了一层，白色瓷面上落了一层灰，观音的面目已经看不太清了。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着当年我刷鞋的压水井，铁锈斑斑，锈得已经不能用了。照着院墙边那棵橘子树，树已经枯死了半边。照着大黄狗趴着的那块水泥地。
我掏出手机，拨了那个十二年没拨过的号码。
空号。
他换了号码。没告诉我。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站到很晚。月亮落下去，星星出来了。星河在天上铺开，密密层层，从南到北。我不知道哪一颗是星星。我只知道，天快亮了。
第五章 逃兵
我没有立刻回部队。请了两天假，想在镇上再待一待。说不清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十二年没回来了，有些东西想再看看，也有些东西还没看够。我妈这两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早上天没亮就起来和面，烙我爱吃的红糖锅盔。我爸话少了很多，但每次我出门都跟到门口，也不问去哪，就站在那儿看着。
第三天早上，表妹发来一条消息：越哥，你哥昨晚上回来过。凌晨两点多，把老房子的房产证拿走了。还从爸妈卧室里翻走了存折。早上走的，没人看见。
我站在院子里把这条消息看了两遍。屏幕上反光，我用手挡住阳光又看了一遍。其实不用看第二遍，我就是不敢相信——他能做出这种事。
我给我哥打电话，空号。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你赶紧去银行把存折挂失。我爸说存折里的钱早就被你哥借光了，还挂什么失。我说那他去翻什么，我爸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是不是在他那儿？
我听见那边有风声。不像是在屋里。
“你在哪？”
“城里。”他说的城是成都。
“你来干什么？”
“找哥。”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汽车喇叭、电动车蜂鸣声、还有商场门口大喇叭放着促销广告。然后是他忽然变得沙哑的声音：“我看见他了。”
“他在哪？”
“你等一下。”
电话没挂。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回响，他大概是在奔跑，呼吸又粗又重，每次呼出来都带着一声低沉的闷哼，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林子里穿行。然后他停下来了。电话里传来争吵声，听不清内容，只听见我爸喊了两声“超超”。然后是“啪”的一声脆响——什么东西碎了，杯子，手机，或者别的什么。然后是一声惨叫。那声音很远，但我知道是谁的。
我的心猛地往下沉。
那边忽然安静了。安静得像电话被人捂住了话筒。然后一阵窸窣声，电话好像被人从地上捡了起来。
“弟。”一个陌生的声音。
是我哥。可那声音不像他。他的声音不应该是这样的——大学时代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说话时总爱拐弯。而这个声音是平的，平得像被压路机碾过的沥青路面，一点起伏都没有。
“你回来了。”
“嗯。你在哪？”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在电话那头笑了。然后他说话了。那笑声像砂纸磨在铁皮上。“你跟爸说，我对不住他。这世上做买卖总得有人亏有人赚。我不过就是亏的那一个。”
“哥——”
“别叫我哥。”他忽然拔高了声音，像一把钝刀子在铁板上刮过去，“你没听见吗？我让你别叫我哥！”
电话挂断了。
我再打过去，已经关机了。我把手机从耳朵边拿下来，手指冰得发僵。拇指在通话记录上划了一下，又划了一下——两个空号，一个已关机。
我站在旅馆窗前，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街道。有人提着菜篮子，有人骑着电动车，有个小孩举着棉花糖从人行道这头跑到那头，他妈妈在后面骂他乱跑。他们有他们的日子。而我的哥哥，十二年前抢走了我的大学名额，十二年后的今天，逃走了。像一只被追到悬崖边上的狼，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纵身一跃。
我订了当天晚上的票回青海。不是不想再待了，是觉得没必要再待了。走之前我回了一趟老宅，想跟我妈道个别。院门虚掩着。我妈一个人坐在堂屋里，面前是那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我当年的川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我以为她早扔了，原来她一直收着，信封皱巴巴的，边角都磨白了。还有一个是我的相框，十二年前拍的入伍照，军装还不太合身，领口微敞着。她用手帕一点一点擦着相框玻璃上的灰。其实没有什么灰。她只是不知道该干什么。
“妈。”我站在门口叫她。
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出手帮我整理了一下军装领口。她的手指很凉，微微发抖。她仰起头看着我这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儿子，嘴唇动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也是我的儿。”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背上全是青筋，皮肤松垮垮的，指节因为常年劳作已经变形了。
“我知道。”
“妈以前——妈不是不疼你——”
“别说了。越说越说不清楚。”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那后背佝偻着，比十二年前矮了一截。
然后我走了。从老宅到村口，一路上经过晒场，经过那棵大黄桷树，经过已经关门歇业多年的村小学。大黄桷树还在，树干上我小时候刻的字早被树皮包进去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尾声
回到青海，戈壁滩的风沙迎接我。这几天四川在下雨，潮乎乎的。回到干燥的戈壁滩上，脸上又开始起皮，但我舒服了——我的脸就该是这个样子。干，硬，不怕风吹。
星星在营区门口等我。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远远看像一团小火苗。她从老远跑过来扑进我怀里。我把她抱起来举过头顶，她咯咯笑，笑声在空旷的营区上空飘出去很远。
“想爸爸没？”
“想了。”
“哪里想？”
她用手指戳了戳自己的胸口。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奶糖，已经捂软了，糖纸黏糊糊的。她说这是上回爸爸走之前给她的，她一直没舍得吃。她把糖剥开塞进我嘴里，然后趴在我耳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说了一句：“爸爸不哭。”
我没有哭。只是风沙太大，迷了眼睛。
后来我听表妹说，我走后没几天，我哥给我爸发了一条短信。很长的一段话，大意是说他在成都一家物流公司找了个工作，一个月三千五，包住不包吃。他说他想从头再来，以前的事是他在混日子，现在不混了。他说他以前总觉得念了西南交大就该怎么怎么样，现在才明白那张文凭什么也不是。他最后写了一句话——“等我把债还完了，就回去看你们。”
我爸没有回他。把这条短信转发给了我。
我也没有回。
但我把这条短信截图存了下来。
再后来，老宅墙上那两张照片还在。我哥的学士毕业照，我的军装照。他们两个人，两个世界，隔着那张蜘蛛网，谁也不挨着谁。蜘蛛网越结越大，从墙角一直爬到天花板。我妈每次都拿扫帚去扫，但每次扫完过几天又结起来了。后来我妈就不扫了。她说这网是老天爷结的，不能动，动了会遭报应。
我爸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擦我的军功章。那块红绒布上已经别了三枚勋章，每一枚都用软布擦得干干净净。擦完之后他会退后两步，仰头看一会儿。然后戴上老花镜，去擦我哥那个空空的相框。擦着擦着，手就停了，停在半空中，脸上全是眼泪。
这些事我爸永远不会让我知道。是表妹偷偷告诉我的。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每个月往家里多寄了一千块钱。汇款单上备注栏里，我写的是“给爸买烟”。其实我知道他早就不抽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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