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随班就读脑瘫女孩坠楼背后：给心理老师的两封信，和日记里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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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老师”给梁艾的回信

红星新闻记者丨陈卿媛 主编丨蓝婧

编辑丨张寻 审核丨冯玲玲

2025年6月5日，五年级在读的12岁脑瘫女孩梁艾从自家6楼房间坠楼。孩子去世之后，母亲张伟伟才知道，两三个月前她给心理老师“草莓老师”写了两封信，透露过轻生的念头。

信中，梁艾说自己被同学骂“瘸子”，觉得自己是累赘。在学校连续五年的随班就读心理健康辅导记录里，她从2020年入学时“眼神友善而灵动，内心世界很快乐”，逐步变成“不爱说话性格内向，参加集体活动少，性格有些偏执，与同学关系也不融洽”。

梁艾去世后，父母将她生前就读的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某小学和四名同班学生及其监护人一并起诉。今年2月5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校方因未及时将学生心理危机告知监护人，存在过错，承担20%赔偿责任；梁艾父母作为监护人承担80%主要责任；四名学生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校园欺凌行为，不承担责任。

一审宣判后，梁艾父母和学校均提起了上诉，案件即将进入二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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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救救我”

2025年6月5日凌晨3点15分左右，张伟伟翻来覆去还是决定起身上厕所。她发现女儿卧室的门紧闭着，推开门，窗帘半拉，窗户开着，床上没有人。

“我心里头就一紧。”

她喊醒丈夫梁宇杰。他走到窗边，探头向下看：“孩子在底下了！”

张伟伟腿软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楼。她跪在血泊里给女儿做心肺复苏，看到女儿手腕上有新鲜的划痕，才知道女儿不是不慎坠楼。

警方调查显示，12岁的梁艾是在凌晨3:05独自爬上窗台，纵身跃下。救护车赶到时，已无力回天。

警察在房间里找到一封遗书和一个日记本。遗书写着：“对不起爸妈，我身体不好，学习不好，同学也总骂我，活着真没意思……”她还交代，把桌上的画送给好朋友小夏，希望父母别伤心。

张伟伟想不通，女儿在去世前最后一顿晚餐，还夸自己新学做的肉沫茄子好吃。虽然爸爸发现她状态不好问怎么了，她笑着说没事，但回到自己房间后就在日记里写下“再见了”。甚至6月3日她就写道：“服了，要不是爸妈睡得太晚，我就可以离开了。”

梁艾出生于2012年，出生时难产，后确诊痉挛型脑瘫，二级残疾。她人生的前4年多，大都是在父母陪同下辗转各地医院、康复中心度过的。

1岁多时，她的脚就像芭蕾舞演员一样绷着，医生治疗时需要硬掰矫正回来。“当时我姑娘就在那儿撕心裂肺地喊妈妈，脸都憋紫了，脑袋上是黄豆粒大的汗。其实我知道我姑娘啥意思，妈妈你救救我。我就站在旁边，我很想冲过去抱走，但我不能。”

梁艾一家三口

3岁8个月，女儿终于能走路，父母给她起名“梁艾”，希望像艾草一样坚韧。因担心二胎分散对梁艾的关爱，夫妻没有再生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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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教室

经过康复治疗，梁艾生活基本能自理，不过动作缓慢，表达有点吐字不清，四肢有些不协调。

梁艾先后辗转三所幼儿园。到第三所幼儿园，老师对她很照顾，其他孩子也愿意跟她玩，梁艾才在集体活动里露出笑脸。

该升小学了，张伟伟放心不下，直到两年后的2020年9月，才正式入读牙克石某小学。开学那几天，张伟伟一边哭一边在校外转悠。过了几天，看到班主任于老师还帮孩子拎着书包，才放心下来。

小学前三年，校方特别允许家长入校接送。父亲梁宇杰常年从事体力劳动，因担心同学笑话，每次接送前都会换下沾满尘土的工装。四年级后，梁艾主动提出，自己可以背书包进学校。不过梁艾所在班级设在教学楼4楼，上厕所需要横穿整片操场。

梁艾和父亲的生活照

2023年，呼伦贝尔市结合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对随班就读学生出台了相关管理文件，要求制订个别化教育教学方案、落实“一人一案”；选派有特殊教育素养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建立同伴互助制度；每学期召开1-2次残疾学生家长座谈会；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基础上创设融合校园文化。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指出，融合教育核心有两层意义：一是让残疾儿童融入普通校园环境获得平等体验；二是引导普通学生学会关爱包容特殊同伴。“弱势学生需要更多倾斜性关注和保护，不能和普通学生一概而论。”

张伟伟认为，按照政策，残疾孩子应有特殊教育专项资金和个别化教育计划，但在梁艾生前，学校并没有单独找家长共同制定或开座谈会。她也是在女儿去世后，得知当地部分同类学校将残疾学生安置在一楼教室并配套家长等候区，才反应过来，此前她变着花样给女儿配各种口味的水，带进学校后又大多原样带回家，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敢去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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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照顾”与“付出很多”

梁艾去世前2个月的教室监控，张伟伟已一帧一帧看完3遍，又在看第4遍。家中爱撒娇、活泼开朗的梁艾，在监控里总是沉默拘谨。

按照张伟伟的统计，2023年6月至2025年6月，连续三年“六·一”儿童节活动，班主任均未让梁艾参加，还有其他多次活动也是如此，她认为“班主任的行为未照顾到孩子的自尊心”。

一次是消防演练，拍视频时班主任令梁艾站在讲台旁，张伟伟从监控“看到孩子局促无助”。一次公开课，此前彩排梁艾都正常参与，但上课当天她特意穿好校服，被班主任叫出了教室。

还有一次，班主任“以仪仗队列队需求为由不让梁艾参加方阵”，给她安排了参加丢沙包的项目。张伟伟说，为不耽误赛事，梁艾感冒打针时，刻意只用左手，还懂事地在朋友圈晒出母亲缝的沙包。

张伟伟表示，班主任曾当众要求梁艾出借新款校服给另一名同学。这套校服每人只有一件，夫妇无奈辗转从校服定制的余量里借来备用，以保障孩子参赛。

对于家长的质疑，学校方面表示，一方面校内建有无障碍设施，另一方面梁艾及家属未反映过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未考虑其身体状况的问题。

学校出示的相关证据材料提到，老师用“慢半拍”的耐心，根据随班就读生的学习特点调整教学策略；在集体活动中为梁艾创造展示机会，在运动会上选择适合的趣味项目，让性格开朗的同学主动带动她参加课间游戏；手工课梁艾展示时，全班会自发响起掌声。老师不用“特殊”标签孩子，用平等态度沟通，梁艾犯错时也会倾听再引导。牙克石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梁艾父母，于老师因梁艾的特殊性在工作中付出很多，总有坐在梁艾身旁学生的家长联系要求调座，她也很为难。

一审判决书显示，对于没有让梁艾参加的活动，老师均与家长进行了沟通，且是考虑到梁艾身体情况的特殊性，照顾其身体和心理，才选择性让她参加活动。学校认为班主任和学校没有实施孤立学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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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艾的日记

梁艾的日记从2024年9月26日开始断断续续记录。当年10月15日，记录同桌由小A换成小B，她因小A“天天‘死梁艾’‘死梁艾’地叫”觉得很烦。2025年5月9日，她又记录称小B天天叫她畜生。5月25日：“不是这帮男生有病吧，天天骂我。”5月30日，她写下3个男生的名字，并说“我恨你们”。

梁艾生前生活照

张伟伟表示，她从监控中发现有同学当面骂梁艾，小A时常对着女儿比比划划，有时用手肘怼她；梁艾交作业回靠墙的座位，小A坐在位置上不让进出。梁艾不在教室时，另一位同学小C曾坐在她座位上，笑着和同桌模仿她手抖写字，把她的书踩在脚下。

2024年，梁艾曾跟就读高中的堂姐谈起班上有男同学总骂她，堂姐让她告诉父母，梁艾回复“知道了”，但其实并没有告诉家长。

让父亲梁宇杰后悔的是，女儿和同学发生矛盾时，他们曾找过对方家长。比如梁艾发育期间腋下出现味道，同学说她有“传染病”，张伟伟找到同学家长沟通，结果家长让自己孩子别和梁艾再在一起，这可能导致渴望交朋友的梁艾不再跟父母谈起学校的事。

梁艾父母起诉的四名被告学生，是小C以及日记本最后记录她“恨”的三名男同学。今年2月5日，法院经审查监控视频、日记、书信、公安卷宗等全部证据后认定：现有碎片化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校园欺凌行为，无法认定四名学生行为与梁艾自杀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名学生及监护人不承担任何侵权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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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老师的信箱

学校心理老师韩老师5年来每年都会记录对梁艾的心理辅导。2020年初入校园的梁艾被记录为眼神灵动、家长有爱；往后数年记录里，孩子慢慢变得内向孤僻，和好朋友关系的好坏始终牵动着她的心情，也曾提到被班上少部分同学骂，成绩渐渐下滑。记录显示，韩老师和班主任介入下，一直有帮助梁艾和同学恢复和谐关系。

2025年3月，心理老师代老师建立的“草莓老师的秘密基地”信箱里，化名为“夏苒冷”的梁艾写下了第一封信：“我身体不好，没有朋友，胆小自卑。是不是死了就不痛苦了？”

代老师回信告诉她活着的意义。但在4月，“夏苒冷”再次来信：

“但老师我无法理解同学说的话，就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们就骂我是瘸子。我身体不好也不是我想的呀……我父母说，不要求我别的，只要我身体或学习可以成功一个就好，但我都做不好，我是不是太没用了？我全身都是病，我就是一个累赘，什么都做不好……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孩子身体的特殊，代老师从第二封信就知道写信的是梁艾。她约梁艾单独见面，女孩向她倾诉了很多苦恼，她也做了情绪疏导和建议，但梁艾让老师千万不要找家长。“我也很小心翼翼探寻孩子的心理世界，给予孩子力量，和孩子建立情感连接。”代老师担心孩子很敏感，打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关系，她想进一步观察，以便给家长正确的指导建议。

代老师曾询问班主任于老师，班上是否有学生欺负梁艾，于老师说没发现，“有时候有小摩擦，但可以及时处理”。

2025年4月，学校进行心理危机筛查，梁艾的预警等级为“一般预警”。

于老师面对警方问询时曾称，未发现梁艾去世前几天在学校有什么异常，和同学们关系很好，没发生过什么冲突，也没有同学辱骂梁艾。开班会时她也特别强调，如果学生受欺负了可以跟家里大人反映，不能藏在心里。

张伟伟说，她如果早知道女儿想自杀，宁愿让女儿休学，“女儿因患病一路成长得特别不容易，她只希望女儿能顺利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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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家长承担八成责任

牙克石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显示，梁艾书信表露轻生倾向，学校未告知家长，违反了相关法规中“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重大生理、心理疾病报告制度，向家长及时告知学生身体及心理健康状况；学校发现学生身体状况或者情绪反应明显异常、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及时通知学生家长”的规定，导致家长未及时介入，学校存在一定过错。

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向梁艾父母表示，梁艾去世大家都深表痛心，这一年心理老师代老师一直陷入自责，事发前她曾想找机会跟梁艾父母见面，但没料到梁艾会自杀。这也给当地教育敲响警钟，事发后教育部门已联合当地医院专家及心理健康协会会员，深入各个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确实太缺了。”上述负责人说，“我一直对老师、校长再三强调，要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去对待。可能老师一句表扬赞同的话，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但心理老师并非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老师只能对孩子进行疏导，不会去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的治疗。”他同时也希望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如孩子在学习、社交方面产生的压力。

今年2月5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2025年3月至4月梁艾通过匿名书信向学校表达轻生想法，已呈现明确的严重心理异常状态。校方虽开展谈心疏导，但未依据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建立重大心理疾病报告制度，未及时将学生心理危机告知监护人，导致家长错失最佳干预时机。该行为属于校方教育管理履职疏漏，与损害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校方存在过错。

法院同时认定，梁艾父母作为二级残疾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特殊身心状态负有更高的注意与监护义务，未能及时察觉、疏导孩子长期积压的心理异常，监护存在疏漏，对本次悲剧承担80%主要责任。核定全部合理损失共计110余万元，校方承担24万余元。其中，保险公司赔付20万元，学校赔付剩余4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梁艾父母、学校、保险公司均提起了上诉。

残疾孩子随班就读是教育进步的体现，不能因为个案而否定。但是“把残疾孩子放到普通学校，确实需要老师的特殊关照。这样的孩子有很多社交或者表达的障碍，有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很容易受到欺负，因为欺负的核心就是力量的不对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如果其他孩子看到这样的孩子没有被老师保护，他们就知道，欺负他老师不会管，大家也觉得欺负他没有问题。”

宗春山指出，未成年人自杀意愿干预存在模糊地带，很多青少年会出现短暂自杀倾向，但真正付诸行动的极少，“这也意味着精准评估、个案追踪必不可少，绝不能仅凭主观判断终止干预。”该学生曾两次通过匿名信表达自杀想法，释放明确心理求救信号，校方理应开展专业处置。老师收到自杀意愿表达后，不能仅靠回信、赠书简单安抚，必须核实其自杀想法的具体情况、是否有实施计划与方式，开展全面风险评估。

宗春山也指出，梁艾出现自杀倾向后只向学校老师求助，而不是向父母求助，这或许已经说明父母不是她最信任的人，或者孩子认为父母知道后并帮不到她争取到权益。

梁艾去世后，父母各自将女儿生前的手链随身携带。他们表示夫妻二人从始至终不追求经济利益，若本案最终产生任何被告学生方的赔偿款项，将全额捐赠至当地残联。家长的唯一诉求，是希望涉事学生、校方为自身行为承担对应法律责任，“让孩子的委屈有据可查”，同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其他残疾儿童身上。

梁艾去世后书桌上还长期摆放着她爱吃的水果

主卧里，床头上方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相框印——梁宇杰把婚纱照取下了，一家三口的合照相框藏在衣柜里。梁艾房间桌子上，总会放着她爱吃的零食和水果。张伟伟仔细查看女儿的房间，找到几根残留的头发丝，宝贝似的放在纸巾里一层一层包好，放进她生前的存钱罐中。

（文中涉及未成年人，梁艾的同学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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