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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四川!从调研到主动投案,仅隔四个月
来源与感知,这两个词或许是解读徐立事件最好的钥匙。
2025年11月26日,四川纪委监委发布的一则通报震动了四川政坛: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追溯这条消息的源头,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具戏剧性的细节——在此之前,四川省委第五巡视组曾对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开展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常规巡视,并在2025年7月向省发改委党组反馈了巡视情况。三个月后,这位已经退休两年多的高官,主动叩开了纪委监委的大门。
如果时光倒流至2024年3月,站上讲台解读精神的徐立,会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有报道显示,退休后的徐立曾被邀请解读相关精神,当时他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发表演讲。台上的他侃侃而谈,一副学者型官员的派头,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规划了一辈子的经济工作,规划了“十四五”,就是没能规划好自己退休后的归宿。
1960年5月出生的徐立是重庆人,1983年8月从大学毕业后便进入四川省级机关系统,起点颇高。他的第一站是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当时的四川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研究中心堪称全省经济改革的“大脑中枢”,大量涉及体制转型的重大课题从这里孕育。这段经历为他日后长期耕耘经济领域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底子。
1983到1993年,徐立在省体改委体系内完成了从基层骨干到管理者的跃升。1993年后,他历任省体改委信息资料处副处长、政策法规处处长,逐步掌握政策制定的实权。2004年11月后更是一路攀升,先后担任省发展改革委副巡视员、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从经济系统跨越到政法系统,这种跨领域的晋升路径并不多见。令人好奇的是,一位长期在经济改革一线的官员,为何会转入政法系统?这种跨越看似突兀,却或许为后来某些行为埋下了某种伏笔。
2011年8月,徐立的职业轨迹迎来重要转折——他调任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后又出任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这两个职位都是实实在在的“肥差”:规划财务司掌握着全国民政事业的“钱袋子”,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则直接关乎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资源分配。
2015年11月,在完成四年中央部委的历练后,徐立重返四川,担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明确为正厅级干部。省发改委被称为省政府的“第一委”,掌握着重大项目审批、规划编制、政策制定等核心权力,可谓全省经济管理的“咽喉地带”。也就是说,从2015年起,徐立就站在了四川经济权力最集中的位置,手中掌握的项目审批权、规划编制权,足以让地方官员和企业趋之若鹜。
2021年1月,徐立转任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直至2023年6月退休。但“退休”不等于“全退”,2024年他还被请去解读新质生产力,台上的他“风光无限”,似乎并未意识到暴风雨正在酝酿。
关于具体的案情细节,目前官方公布的审查调查通报中尚未披露全部违法事实,但从2026年6月四川省纪委监委发布的“双开”通报来看,其违纪违法行为涉及的范围可谓触目惊心。
据四川省纪委监委经立案审查调查认定:徐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接受宴请及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遴选工作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将个人费用由他人支付;干预和插手执法活动;私德不修,腐化堕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退休后,他依然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在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同样特别巨大。这证实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某些领域,“权力”和“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可以持续生效的隐形资本,退休这个动作并不会自动断绝利益输送链条。
通报中还明确指出: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这个罕见的表述常常在通报中分量极重,意味着徐立在廉洁自律和道德修养方面,问题或许不止一端。
调查认定,徐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2026年6月8日,四川省纪委监委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予徐立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徐立最后的一次高调公开露面,发生在2024年3月21日,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发表主旨演讲。那时他刚退休不到一年,讲话时文采飞扬,谁能想到这位在台上指点经济大势的“老发改”,此刻已是“带病之身”?
回望徐立的仕途,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好时代,早年一路平步青云,从体改委一路升迁至正厅级干部,这期间无疑为国家和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恰恰是这种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经历,让他在手握实权时更容易被人“围猎”。省发改委是全省项目审批的“集散地”,一个项目上不上、资金怎么分配、规划怎么定,可能都取决于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意见。在这种权力集中而又缺乏足够制衡的环境下,贪腐往往只是一个念头或一次侥幸的问题。
细看那份“双开”通报,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他“退休后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意味着即使徐立离开了实权岗位,他的圈子、人脉、影响力仍在发挥作用——这提醒我们,反腐败不仅要紧盯在职官员的权力运作,也要警惕退休官员的“期权腐败”和隐形资源变卖。
徐立选择主动投案,固然是其个人问题暴露后不得不为之的选择。但更需要深思的,是推动他做出这一选择的根本原因。
根据2025年相关报道,四川省委第五巡视组在2025年3月21日至4月28日期间,对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7月28日,巡视组向省发改委党组反馈了巡视情况。正是这次巡视形成的高压态势,让某些隐藏已久的问题逐步浮出水面,最终促使徐立选择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
这一背景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正厅级退休官员在安然度过近两年退休生活后突然投案——“巡视查出问题+审查调查步步紧逼”构成了他无法逃避的双重压力。
近年来,主动投案已成常态,过去五年全国有数万人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仅2020年以来就有21.6万人主动交代。这一数据清楚表明,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持续威慑下,越来越多违纪违法的干部内心防线正在瓦解,藏无可藏、退无可退。
徐立的案例再次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退休不是“安全着陆”。
40年的仕途,从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起步,一步步走到正厅级岗位,手中掌握的项目审批权、资金审批权让他被无数人奉承围猎。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长期处于权力核心的经历,可能会让人对权力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最终走向自我迷失。“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的通报表述,恰恰映照出一些官员在光鲜履历背后盘根错节的灰色操作。
讲台上的徐立意气风发地解读新质生产力,可监狱里的他,恐怕只剩下冰冷的铁窗和迟来的忏悔。
对于四川官场来说,一个正厅级高官的落马带来的震动不可小觑;对于老百姓而言,每一次反腐利剑出鞘,都是在清除损害群众利益的蛀虫。退而不休的权力寻租,终将迎来法律的审判。
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没有人是法外之地,没有过往是不可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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