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非洲当医生，酋长送他一个女奴，竟发现她会说四川家乡话！

文竹的一天

他在非洲当医生，酋长送他一个女奴，竟发现她会说四川家乡话！

他在非洲当医生，酋长送他一个女奴，竟发现她会说四川家乡话！

我叫陈远桥，今年四十二岁，四川绵阳三台县人。我们那个地方，出了绵阳往东南走四十公里，涪江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满街的米粉店和麻将馆，安逸得很。我在县中医院干了十二年的外科医生，从住院医师熬到副主任，切过的阑尾少说也有上千条。按理说这日子不差了，有编制，有职称，在县城里也算个体面人。可到了四十岁这个坎儿上，我心里头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活了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干成。这种念头一旦起了头，就跟涪江里的水草一样，缠缠绕绕的，怎么扯都扯不干净。

前年年底，省里卫健委发了一个通知，要选派一批医生去非洲参加医疗援助，去的是东非的坦桑尼亚，为期两年。我看到那个通知的时候，手都在抖。非洲，我这辈子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地方，长颈鹿、狮子、乞力马扎罗的雪。我把那张通知看了不下十遍，每个字都快背下来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老婆杨秀华提了一嘴，她的筷子当时就搁桌上了，半天没说话。她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二十年语文，性子温得像绵阳的米粉汤，从来不对我发火。那天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想去就去吧，家里有我。我儿子陈实那年读高二，正是关键的时候，他听了这事，头也没抬，闷声说了一句，爸你别把命丢在那边就行。我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说老子命硬得很，阎王不收。

就这么着，我成了四川派往坦桑尼亚医疗援助队的一员。全队二十多号人，有成都的、德阳的、南充的，就我一个绵阳的。出发前在成都培训了一个月，学了一些简单的斯瓦希里语，打了七八种疫苗，领了军绿色的队服和一个印着五星红旗的医药箱。杨秀华送我到双流机场，一直忍着没哭，过了安检口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那里冲我挥手，嘴巴一张一合的，隔着玻璃听不见她说什么，但我看口型知道，她说的还是那句，家里有我。我转过身去，眼眶一下就湿了，硬憋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飞机飞了十几个小时，在埃塞俄比亚转了一趟机，最后降落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出机舱门，那股热浪呼地一下扑过来，跟被人迎面扇了一巴掌似的。我在绵阳活了四十年，觉得四川的夏天已经够热了，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叫热。那热不是闷，是干烤，太阳像个大火球悬在头顶，恨不得把人晒成肉干。出了机场，路边全是芒果树和腰果树，皮肤黑亮的坦桑尼亚人在树荫底下摆摊，卖香蕉、卖烤玉米、卖我叫不上名字的水果。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香料味，混着海风的咸腥。我站在那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忽然觉得自己渺小得像涪江里的一粒沙子。

我们的驻地在坦桑尼亚西部一个叫塔波拉的省会城市附近，说是省会，其实连四川一个乡镇都不如。土路，土房，唯一的柏油马路是市中心那条主干道，裂得到处是坑。我们医疗队的驻地是一个老旧的天主教会医院改造的，三排平房围成个院子，中间立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和坦桑尼亚国旗并排挂着，被大风吹得噼啪作响。全院上下只有六个中国医生，加上两个翻译，八个当地护士，要负责方圆上百公里几十万人的基本医疗。第一天上班我就被那个阵仗吓到了。门诊室门口排着长长的队，男女老少，怀里抱着的、地上坐着的、树上靠着的，黑压压一片。我一天看了将近两百个病人，从早到晚屁股没离开过凳子，中午就啃了两个面包。这里的病千奇百怪，疟疾、伤寒、艾滋、寄生虫，还有各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皮肤病。我胳膊上贴了一块湿毛巾降温，边看诊边擦汗，太阳穴突突地跳。

累归累，可那种充实感是我在县中医院从来没体会过的。在老家看病，每天的工作千篇一律，病人来来去去就是那几种常见病，我闭着眼睛都能开药。可在这里不一样，这里的每一个病人对我来说都是一道新题，我像又回到了刚当医生那会儿，每一天都在学习，每一天都在被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太强烈了，强烈到让我觉得自己这趟来对了。

我们驻地往西三十里，有一个叫姆邦达的部落。说是部落，其实就是一个大村子，住的都是瓦戈戈族人。酋长叫姆瓦卡贝，六十多岁，瘦高个儿，皮肤黑得像涂了层墨，脸上从额头到下巴横着三道刀疤，那是他们部落成年礼的标记。我第一次见他是去他们村子做义诊，那是我到塔波拉的第三个月。姆瓦卡贝坐在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下面，树冠遮天蔽日，树荫底下凉快得像开了空调。他穿着部落里最体面的衣服——一件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旧西装，袖口磨得发白，里面光着膀子，脚上一双塑料拖鞋。我们带了药品和器械，给村里的人免费看病发药。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把义诊点围得水泄不通。姆瓦卡贝一直坐在猴面包树下面看着，不说话，眼睛像两口深井，看不清底。

义诊结束的时候，他让翻译把我叫过去。我跟着翻译走到他面前，心里有点发怵。他坐在那里，抬头打量了我半天，然后用斯瓦希里语说了一串话。翻译告诉我，酋长说你是个好医生，你对他的族人很耐心，不像以前来的那些白人医生，总是一副嫌弃的样子。我赶紧说这是应该的。姆瓦卡贝点了点头，从一个皮袋子里掏出一把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颗狮子牙，磨得光滑透亮，穿孔的地方系着根皮绳。翻译说这是酋长的信物，戴上它，你在姆邦达的地界上就是受保护的人。我受宠若惊，当场就把那颗狮子牙挂在了脖子上。回到驻地我跟队友们显摆，他们都说我走了狗屎运，能得到酋长认可的中国医生屈指可数。我把那颗狮子牙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心想这东西带回去给陈实，他肯定喜欢。又一想，他要是知道这是真狮子牙，保不齐又要说我命大。

从那以后，我跟姆邦达部落的关系越来越近。我每个月至少去两趟，有时候是义诊，有时候就是带点糖和饼干去看看村里的孩子们。姆瓦卡贝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每次都让人在猴面包树下铺一张草席，我们俩席地而坐，用翻译夹杂着我那磕磕巴巴的斯瓦希里语聊上半天。他给我讲部落的历史，讲他年轻时打猎的英勇事迹，讲坦桑尼亚独立以前的故事。我发现这个满脸刀疤的老头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问我中国有没有酋长，问我们那儿的狮子跟这边的长一样不一样，问我为什么中国人长得都一样——这个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笑着说，你看我们也觉得你们长得都一样。

时间一晃过了一年多。到了今年四月份，雨季刚开始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姆瓦卡贝派人到驻地来找我，说酋长有急事请我去一趟。我问什么事，来的人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背上医药箱就跟着走了，一路坐着摩托车在泥泞的土路上颠了一个多小时，屁股都快颠成四瓣了。到了村子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姆邦达的村口围了密密麻麻的人，男女老少，站的站蹲的蹲，人群中间的空地上跪着十几个年轻姑娘，年纪都不大，最小的看着也就十五六岁。她们的手被麻绳捆在一起，穿着破旧的长裙，光着脚，低着头，像一群待宰的羔羊。我心头一紧，不知道这是唱的哪一出。

姆瓦卡贝站在人群最前面，看到我来了，大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他的力气很大，攥得我手指头发疼。他一脸严肃地跟我说了一通话，语速很快，我根本没听清，赶紧回头看翻译。翻译站在我旁边，脸色也不太好看，小声跟我说，陈医生，酋长说这些姑娘是从马赛人那边逃过来的，被抓了之后要卖到肯尼亚去，酋长派人半路截了回来。但这些姑娘的部落不肯收她们回去，说她们被马赛人抓过的女人不干净。姆邦达也养不起这么多张嘴，所以酋长想让你挑两个带回去。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像被雷劈了一下。什么叫我挑两个带回去？带回去干什么？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翻译，翻译咽了口唾沫，用一种尽量委婉的语气说，酋长的意思是，送给你当佣人，他说你是姆邦达的恩人，这些姑娘跟着你，比流落在外头强。我的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脸涨得通红。我把医药箱往地上一放，声音都变了调，我说你跟酋长说，这不行，绝对不行，我是中国医生，我们共产党派来的医疗队，这种事情不能干，坚决不能干。翻译把我的话翻过去，姆瓦卡贝听了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他摇了摇头，又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翻译说，酋长说如果你不收，这些姑娘就只能被赶出村子，外面雨季已经开始，草原上全是鬣狗和河马，她们活不过一个月。

这叫什么道理？我急得在原地转了两圈，手心全是汗。我看着那群跪在地上的姑娘，她们的肩膀在发抖，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已经哭了出来，瘦瘦弱弱的，脖子细得像一掐就断。我又看了看姆瓦卡贝，他那张布满刀疤的脸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心里清楚，这个老酋长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也不是在试探我。在他那个部落的生存法则里，这可能是他能想到的最体面的解决方式。他信得过我，所以把这些人交给我，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信任和荣誉。可对我来说，这是一道我活了四十二年从来没遇到过的难题，比任何一台手术都让我手足无措。

我在猴面包树下来来回回地走，脑子里飞速转着。不收，这些姑娘真的可能死在外面，草原上的鬣狗是什么德性我不是没见过，一头成年斑鬣狗能把水牛的骨头嚼碎了咽下去。收，我怎么收？我拿什么身份收？我是国家派来的援外医生，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我把两个非洲姑娘带回驻地，别人怎么看我？大使馆那边怎么交代？我老婆知道了怎么想？这两种念头在我脑子里打架，打得天昏地暗。最后我一跺脚，咬了咬牙，跟翻译说，你告诉酋长，人可以带回去，但不是当佣人，我们医疗队正好缺人手，我让她们在医院里帮忙，给工资，管吃住，等她们有能力自己生活了，随时可以走。

姆瓦卡贝听完翻译的话，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来，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两下。那两下拍得我肩膀生疼，可我心里明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让翻译带我去那群姑娘面前，一个一个看过去。她们跪在地上，目光躲闪，不敢抬头看我。我在队里干了一年多，跟黑人打交道也不少了，可这一刻我还是觉得心里揪得慌。这些人不是货物，不是牲口，是活生生的命，凭什么她们的命运就被人三言两语决定了？可在这种地方，在没有法律没有秩序只有部落法则的荒野里，我的愤怒就像一滴水落进干涸的土地，瞬间就被吸干了。

我硬着头皮选了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年纪最小的，瘦得皮包骨头，但眼神特别倔，我叫她小七，因为她是这群姑娘里第七个被绑上绳子的。另一个看着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比其他姑娘沉稳些，脸上没什么表情，始终低着头，不说话。我选她纯粹是因为觉得她年纪大一点，遇事能稳当些，带回去不至于手忙脚乱。事情定下来以后，姆瓦卡贝让人把她们俩手上的绳子解开，她们站起来，小七还有些站不稳，踉跄了一下，被我一把扶住。另一个女人自己站了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土，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的眼睛，圆圆的，眼白很白，眼球是一种深褐色，带着一点点茫然和一点点戒备。她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把头低下去，好像多看一秒就会被烫到似的。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个女的跟其他姑娘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不上来。

回驻地的路上，我坐摩托车前面，她们俩坐后面跟过来的牛车上。牛车走得慢，晃晃悠悠的，我在摩托车上不停回头看，生怕她们半路跑掉或者出什么事。小七靠在牛车边上，很快就睡着了，歪着脑袋，嘴巴微微张着。另一个女人坐在车尾，双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看着远处的草原，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草原上的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乱蓬蓬的。夕阳在她身后沉下去，把整片草原染成金红色，那个画面美得像一幅油画，可我知道那油画底下全是苦难。

到了驻地，队友们全围上来了。队里最年长的老孙头，孙国庆，德阳来的内科专家，今年五十五了，看见我领着两个黑人姑娘回来，惊得老花镜差点从鼻梁上滑下来。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陈远桥你搞什么名堂？这什么情况？我把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老孙听完沉默了，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最后叹了口气说，你这人心软，早晚吃亏。我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我把医院角落里一间闲置的储藏室收拾出来，放了两张折叠床，铺了干净的床单，又从自己屋里搬了一台风扇过来。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又对又不对的事，心里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一早，我正式带她们熟悉环境。小七是个机灵鬼，虽然语言不通，但比划几下就明白意思，教她叠纱布、分药片，她学得飞快，还时不时冲我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另一个女人就没那么好办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吭声。我问多大了，她也不吭声。不管问什么，她都低着头，嘴唇抿成一条线，像上了锁似的。我以为她是受了刺激，心理出了问题，就想办法安抚她，给她拿吃的，带她在院子里转。可她始终不说话，一个音节都不发。我跟老孙讨教，老孙说可能是创伤后的缄默症，这种事急不得，得慢慢来。我心里惦记着，但又没太多工夫顾她，医院里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只能交代护士们多留心照顾。

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星期。那天下午，我蹲在院子里修一个坏掉的输液架，太阳火辣辣地晒着后脖梗子。她端着一盆洗干净的床单从水房出来，走到晾衣绳那边晾。我低着头拧螺丝，注意力全在手里的活儿上。一阵风刮过来，把她晾的一条床单吹掉了，落在泥地上。她弯腰去捡，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声音很轻，混在风里，可那个音调的起伏，那种熟悉的吐字节奏，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整个人僵住了，扳手从手里滑落，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猛地转过头去看着她，她也抬起头来，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

我站起来，声音发抖，用四川话问她，你刚才说啥子？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嘴巴张着，像是见了鬼。我又往前走了一步，心跳得咚咚的，又用四川话问了一句，你会说四川话？她手里的盆子掉在地上，咣当一声巨响，她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软软地蹲了下去，然后发出了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声音——像是野兽被猎夹夹住了腿的哀嚎，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又闷又疼。院子里其他人都被惊动了，老孙从诊室跑出来，几个护士也围过来了。她蹲在地上，浑身剧烈地发抖，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砸。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终于发出了声音。那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可我听清楚了，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她说的是四川话。三台县的四川话。跟我一模一样的口音。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我蹲下去，抓住她的肩膀，手在发抖。我说你到底是哪个？你咋个会说四川话？你认得到三台县不？认得到绵阳不？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抖得像筛糠，拼命地点头，一边点头一边用四川话断断续续地往外蹦字——三台，秋林镇，我婆婆，我婆婆是四川人。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门诊。我把她带到我的宿舍里，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捧着杯子，手指还在发抖。老孙帮我在外面顶着，我把门关上，坐在她对面。窗外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她的脸上投下一道一道的条纹。她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说话。她说的那种四川话很生涩，有些词咬不准，带着一种奇怪的异国腔调，可那确确实实是四川话，是我们三台县的话，是涪江边上的人说了世世代代的话。她的名字叫玛利亚，但她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周念川。她婆婆给她起的，念是思念的念，川是四川的川。

玛利亚的婆婆叫周素芬，四川三台县秋林镇人，算起来跟我老家隔了不到二十里路，同一个区，翻两个山头就到了。秋林镇的周素芬，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玛利亚说，婆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的坦桑尼亚。那时候中国援助坦赞铁路，派了大批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来非洲，婆婆的丈夫是个铁路工程师，带着她一起来。后来工程结束了，大部队撤回国，可是婆婆和丈夫留了下来，在这边开了个小农场，种剑麻和腰果。农场就在离姆邦达不到五十里的地方。玛利亚是婆婆收养的，她父母都死在一场霍乱里，婆婆把她抱回来的时候她才三岁。婆婆对她很好，给她做四川菜，教她说四川话，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周念川。婆婆告诉她，三台县有一条涪江，江上有石桥，桥头有棵大黄桷树，树底下有个卖米粉的老婆婆，她家的红汤米粉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我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三台县涪江边上的黄桷树，桥头那家米粉店，我吃了二十年。那个味道刻在我骨子里，不管走到多远的地方，只要一想起来，嘴巴里就会泛起那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我做梦也没想到，在距离家乡一万公里之外的非洲草原上，有一个黑人姑娘，她叫周念川，她从来没去过中国，没见过涪江，没摸过黄桷树的树皮，可她对那个小县城的每一条街巷都如数家珍。因为那是她婆婆的故乡，而婆婆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玛利亚说，婆婆前年去世了，活了七十八岁。婆婆走的时候拉着她的手，用四川话跟她说，念川啊，婆婆这辈子回不去了，你以后要是有机会，替婆婆回去看看，看看涪江上的石桥还在不在，看看那棵黄桷树还活没活着。婆婆走了以后，农场被当地一个军阀占了，玛利亚被赶出来，流落到了姆邦达附近，然后就是被马赛人抓走，被酋长救回来，最后遇到了我。

听完这一切，我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久久说不出话。命运是个什么东西？我活了半辈子，从来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可那一刻我信了。冥冥之中，有一条线，从四川三台县那个小小的县城出发，跨过千山万水，穿过印度洋，绕了大半个地球，最后在非洲草原上的一间破旧储藏室里，把两个素不相识的家乡人连在了一起。

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孙。老孙听完以后，坐在椅子上抽了半天的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里他的眼睛红红的。他掐灭最后一根烟头，说，陈远桥，你知道不，坦赞铁路那年头，确实有四川的工程队在这边，你老家秋林镇那个周素芬，她男人当年是铁路桥梁段的工程师，在坦桑尼亚干了七年。我说你怎么知道？老孙说，我舅舅当年就是那个工程队的，也去了坦赞铁路。世界就这么小。

从那以后，我对玛利亚的态度完全变了。不对，不该再叫她玛利亚了，我叫她念川。我每天抽空教她说四川话，把她那些生涩的发音一个一个纠正过来。她学得很快，简直飞快，因为那些话的底子在她心里埋了二十年，只是太久没用，蒙了尘。我给杨秀华打视频电话的时候，把念川也拉到镜头前。杨秀华在屏幕那头哭得稀里哗啦，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远桥，这姑娘太可怜了，你可得好好待人家。后来每一次视频，杨秀华都要跟念川说话，两个女人隔着屏幕用四川话拉家常，杨秀华教她蒸粉蒸肉、腌泡菜，念川学得津津有味，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儿子陈实放暑假的时候也跟她视频了一次，这小子憋了半天，用他仅会的几个英语单词结结巴巴地跟人家聊天，念川回了他一句地道的四川话，陈实当场就愣了，然后拍着桌子笑得直不起腰。

两个月后，姆瓦卡贝酋长专程来了驻地一趟。他站在院子里，看着念川穿着我们医疗队的浅蓝色工作服，用四川话跟中国医生交流，跟当地护士说斯瓦希里语，利利索索地给病人分发药品，老酋长沉默地看了很久。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陈医生，你做的事我没想到。我把人给你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是需要一个佣人。我说，酋长，她从来就不是谁的佣人，她叫周念川，她是我老乡。

今年中秋节，使馆给我们医疗队送来了月饼，莲蓉蛋黄的，还有从内罗毕运过来的中国蔬菜。我让念川帮我打下手，在宿舍里做了一桌子四川菜——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没有泡椒，用当地的辣椒凑合代替，味道谈不上正宗，但那一股子麻辣的香气，还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红了眼眶。小七现在已经能用简单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了，她管我们叫“锅锅”，四川话的“哥哥”。念川坐在桌子对面，夹了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嚼了两口，忽然停住了。我说咋了，不好吃？她摇摇头，眼泪啪嗒啪嗒掉进碗里。她说，陈医生，婆婆以前做的就是这个味道。

我放下筷子，看着窗外。雨季刚刚过去，草原上到处是绿油油的新草，乞力马扎罗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山顶的雪被夕阳照成了粉色。我忽然想起涪江边上的黄桷树，想起桥头那家米粉店，想起每年夏天涪江涨水的时候，浑浊的江水裹着泥沙滚滚而下。我的眼睛湿了，可我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我转过身，端起茶杯，跟所有人说，来，中秋节快乐，敬远方，敬故乡，敬所有在路上的四川人。

念川也端起了杯子，她站起来，用她那带着非洲口音的四川话，一字一句地说，敬婆婆，敬涪江，敬三台县。

我们所有人都笑了，笑中带泪。窗外，非洲的月亮又大又圆，亮堂堂地挂在猴面包树的上空，跟涪江上的那一轮，一模一样。

落日航班

有没有原文链接

宁飘飘

爱了爱了

小黄鸭呀

这也太强了

一颗火星子

前排

你最好别惹我

真的牛

恐龙高新呀h

是这样的没错

包心客

有没有懂行的解释一下

加加加加油呀

这个观点我认同。。

宁飘飘

确实是这样

吃鸡爱好者

这个观点我认同

吃嘛呀

超级蜘蛛侠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