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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杂谈] 合并地市就能做大经济?读懂四川21个市州的前世今生与现实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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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25
发表于 昨天 22: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四川
合并地市就能做大经济?读懂四川21个市州的前世今生与现实约束

很多人讨论四川的发展,总喜欢拿行政区划说事:“把几个市合并,GDP就能上去”、“自贡内江资阳遂宁太小应该合并”、“川东北地级市太多应该撤并”。

但行政区划从来不是简单的地图划线,它是一套区域治理制度工具。新中国七十多年,四川历经行署分合、西康并入、三线建城、撤地设市、重庆直辖,最终形成21个地级行政区。

这套格局不是一次性人为设计出来的,是地理地貌、民族现实、国家战略、产业建设不断磨合的结果。本文跳出网络民间脑洞,客观看待历次区划调整给四川产业、城镇化、民族生态带来的经济社会得与失。



图1:四川省21个地级行政区空间分布图。区划调整不是简单地图拼合,辖区空间跨度、地理条件是硬性约束。

行政区划本质是国家区域治理的制度工具,不是简单的地图划线,也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万能药方”。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四川从四大行署区,历经西康省并入、三线建设设市、八九十年代大规模撤地设市、1997 年重庆直辖,最终在 2000 年定型为 18 地级市 + 3 自治州共 21 个地级行政区的格局。

历次地级建制调整,都是对应特定时代的国家战略、产业建设、城乡治理、民族稳定需求,深刻重塑四川产业布局、城镇化路径、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发展格局。

同时,受制于四川复杂的地理地貌、巨大的区域禀赋差距,这套治理体系也存在客观局限。

很多网上讨论四川行政区划的文章,热衷于 “地图拼贴”,畅想大规模合并市州,简单把几个地区地理挨在一起,就设想合并为超级大城市。 但地级行政区的形成,不是简单在地图上画线,是地理条件、历史沿革、民族制度、生态责任、经济现实多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读懂四川 21 个地级行政区的演化,才能理性看待各类区划调整脑洞。

四川的政区格局,先天被地貌牢牢约束。不同地理单元,人口集聚、发展模式差异巨大,也奠定后来地级建制的底层逻辑。



图2:四川三大地理单元分区简图,地貌是四川政区格局底层约束

从这张地形图可以直观看到,四川划分为三大板块:四川盆地、盆周山地、川西高原山地。 四川盆地内部地势平缓,人口稠密,地级市分布密集;川西高原地域广袤、地广人稀,造就甘孜、阿坝辖区面积极其辽阔。 单纯拿东部盆地城市的治理经验套用到川西高原,本身就不符合地理现实,这也是很多 “一刀切合并市州” 设想脱离实际的源头。

一、建国初期至 1978:省级建制重塑、工业专项设市,奠定现代区域发展底层框架

建国初期设立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大行署区属于战后临时省级治理架构,核心任务是完成剿匪、恢复生产、重建基层秩序,并非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方案,这也为 1952 年恢复四川省埋下伏笔。

这个阶段核心调整:设立四大行署区、1952 年恢复四川省、1955 年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1965 年设立攀枝花特区(渡口市);1978 年,撤销西昌地区并入凉山州;同年荣县由内江地区划归自贡。

1.1 省级版图整合,统一川西高原治理体系

西康省并入四川,将甘孜、阿坝、凉山纳入四川省统一治理体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统一统筹高原地区民生、交通、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建设。

这一调整奠定今天四川 “盆地 + 高原” 二元国土空间格局,确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省级统筹责任。

1.2 服务国家三线战略,从零打造工业城市样板

攀枝花(渡口市)是典型依托国家资源战略设立的建制,不是从原有地区拆分县域组建。依托钒钛资源开发,在川滇交界的空白地带建成工业新城,填补攀西地区工业化空白,形成四川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带动攀西区域的人口集聚、基础设施建设。

自贡 1939 年因盐设市,但长期只有城区,缺少农业县域腹地。1978 年荣县划入自贡,补齐工矿城市的农业腹地,解决老工业城市城乡割裂、工农业配套不足的矛盾,为后续全域统筹城乡发展打下基础。

1.3 民族地区建制整合,优化偏远山区治理半径

1978 年撤销西昌地区,整体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迁至西昌。这次建制整合统一了安宁河流域的规划建设,解决原西昌地区、凉山自治区两套治理体系分割的问题,方便统筹民族地区扶贫、交通建设、安宁河谷国土开发。

本阶段局限:这一时期以专区(行政公署,省政府派出机构)为主要治理单元,没有完整市级人大、政府,城乡分割突出,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经济带动能力偏弱。

二、1983—1999:全国市管县改革落地,分批撤地设市,培育区域中心城市

这是四川地级建制变革最集中的阶段,1983 年,新设德阳、泸州省辖市;1985 年老绵阳地区分拆设立广元、遂宁,保留绵阳市建制;1993 新设广安、巴中地区;1996 宜宾撤地设市;1997 重庆直辖、乐山拆分设立眉山地区;1998 广安撤地设市、资阳地区设立;1999 达州撤地设市。

核心改革逻辑:把 “地区” 这种省政府派出机构,改制为拥有完整政府职能的地级市,推行市管县体制,用中心城市带动县域工业化、城镇化。

这一轮改革并非四川独有的政策,是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推开的制度变革:把省政府派出机构 “地区行政公署” 转为法定的地级市政府,目标破解城乡分割,推动城市带动县域发展,全国各地都大规模开展撤地设市工作。

2.1 产业布局适配国家工业布局,催生专业化产业城市

1983 年设立德阳市,核心目的是统筹二重、东电、东汽等国家级重装产业集群。原温江专区、绵阳专区跨区域管理,不利于重大工业基地统一规划。

德阳设市之后,统一统筹重装产业、园区建设、配套县域发展,形成全国顶尖重型装备产业基地。

泸州 1983 设立省辖市,1985 年叙永、古蔺由宜宾地区划入,激活川南沿江门户区位,统筹川滇黔交界区域发展,依托长江航道、白酒产业打造川南沿江经济节点。

2.2 拆分超大专区,缩短山区治理半径,补齐偏远区域公共服务短板

建国后部分专区辖区幅员过于庞大。老绵阳地区覆盖今天绵阳、广元、遂宁全域,山区县域距离专区驻地数百公里,交通不便,应急管理、教育医疗、水利交通统筹难度极高。

1985 年老绵阳地区一分为三,设立绵阳、广元、遂宁三个地级市。拆分之后,川北不同片区拥有独立地级治理主体,就近统筹县域基建、救灾、民生项目,提升川北山区基层治理响应能力。

同理,原南充地区幅员辽阔,广安片区紧邻重庆,距离南充主城遥远。1993 年析出广安地区,把来自南充的广安、岳池、武胜、华蓥,加上来自达县地区的邻水整合为独立地级单元,对接重庆发展,补齐川东北边缘县域治理短板。

1993 年设立广安地区、巴中地区,也契合当时国家革命老区扶持、八七扶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两地均属于传统革命老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原有专区的边缘位置,独立地级建制获得政策申报、项目争取的平台,为后续老区脱贫建设创造制度条件。

2.3 城乡关系重构:打破城乡分治,推动县域城镇化

改革之前,城市只管城区,农村县域归专区管辖,城乡两套体系割裂,城市产业、基础设施很难辐射农村。

市管县体制落地后,地级市统一统筹市域范围内城市规划、交通路网、水利、教育医疗,推动城市产业、资本、基础设施向周边县域下沉,加速四川县域工业化、人口向城镇集聚,四川城镇化水平在这一阶段持续提升。

2.4 1997 重庆直辖,重塑四川全省经济地理格局

重庆直辖是省级层面重大区划调整,原四川东部大片区域划出。短期来看,四川损失大量工业产能、人口与土地,原川东工业基地剥离,省内经济总量、工业底盘大幅缩减。

长期维度,四川发展重心重塑,从过去兼顾川东、川南、川西的超大省份,转向聚焦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攀西、川西高原五大板块,逐步构建 “一干多支、多点多极” 的区域发展格局,为后来成渝双城经济圈打下基础。

客观说明:重庆直辖属于国家层面重大战略安排,主要服务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同时兼顾川江流域治理、带动川东区域发展等多重战略考量,并非仅基于四川省内部发展需要作出的调整。

2.5 本阶段改革客观存在的两面性

改革红利显著,但也出现新矛盾:

1. 部分新设地级市,城市底子薄弱、财政体量小,既要建设市级城区,又要承担市域内大范围山区县域的公共投入,财政压力长期偏大;

2. 市管县体制下,出现中心城市与县域之间资源配置博弈,部分县域发展诉求难以充分保障。通俗来讲,部分中心城市会优先配置资源发展市本级城区;而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域,又希望保留更大自主发展权限,这也是后来四川推动扩权强县改革的现实诱因之一。

3. 跨县大型项目(流域治理、干线公路、防灾减灾)仍需要省级层面协调。

三、2000 年:21 个市州格局定型,撤地设市收尾,形成稳定的区域治理骨架



图3:1950—2000 四川盆地主要地级市建制发展时序。每一次建制调整,都是适配当时治理与经济需求。

2000 年,眉山、雅安、巴中、资阳完成撤地设市,四川所有 “地区” 建制全部转为地级市,历时十余年的撤地设市改革收官,21 个地级行政区格局就此定型。此后二十多年,地级行政区数量、建制主体不再新增或撤销,仅发生县级代管关系微调(2016 简阳由资阳代管改为成都代管),无地级建制增减。

值得注意:2000 年后虽然地级行政区数量保持稳定,但省内持续开展撤县设区、撤县设市等县级建制调整,如成都多县改区、巴中市拆分设立恩阳区、广安市拆分设立前锋区等。这类属于县级层面变动,不改变地级主体,但重塑了各地城市空间、城镇化格局。

3.1 2000 年撤地设市收尾的影响

眉山由乐山析出,1997 设立眉山地区,2000 年撤地设市,独立对接成都都市圈,分担原乐山超大辖区治理压力,依托靠近成都的区位发展成成都平原南部产业节点;

巴中作为革命老区,独立建市,获得独立市级主体资格,便于争取老区扶持政策,统筹秦巴山区脱贫攻坚、红色文旅开发。

3.2 2016 简阳代管调整:属于县级代管变动,不改变 21 个地级格局

简阳调整由成都代管,仅仅是县级市代管关系变更,地级行政区建制没有任何增减,服务成都东部新区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拓展成都东部发展空间,统筹空港新城规划。

这属于都市圈一体化的局部县域调整,不属于地级建制改革,很多网友混淆 “县级代管调整” 和 “地级市设立撤销”,需要区分。

四、民族自治州建制长期稳定:承载生态、民族、边疆治理特殊功能,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



图4:甘孜、阿坝、凉山民族自治州 1950—2000 建制变迁时序。三州建制依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立。

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建制体系区别于地级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设立,多年来地级主体保持稳定。

1955 年西康省撤销、金沙江以东划入四川之后,川西高原正式纳入四川省统一治理,但高原社会经济基础与四川盆地差异巨大,不能简单套用盆地城市的发展模式。

这一套建制体系,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完全不同于盆地地级市:

1. 生态价值优先: 三州承担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功能,发展定位不是大规模工业化,而是生态保护、文旅、特色农牧业,不能单纯以 GDP 总量衡量价值;

2. 民族治理与文化保护: 自治建制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利,保护民族文化,统筹高原山区脱贫、防灾、民生保障,巩固民族团结;

3. 治理特殊性 :高原幅员辽阔、人口分散,交通成本极高,治理逻辑和四川盆地平原丘陵城市完全不同,不能套用平原地区地市合并、撤并的思路。

回应网络误区:很多网友拿江苏平原省份的均衡模式套用到四川,主张大规模撤并川西、川东北地级市。忽略四川 7 成国土是高原山地,治理半径、地理条件完全不一样,简单撤并会造成偏远山区公共服务下沉困难、应急处置距离拉长。

五、区划演化带来的整体性长期影响:成效、客观局限,澄清网络常见误区

5.1 整体正向成效

1. 形成多点多极的城市体系:通过分批撤地设市,四川培育出绵阳、德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等一批区域中心城市,一定程度改变了过去仅成都作为核心大城市的格局,培育一批区域次级中心,但全省发展不均衡的格局并未完全消除。

2. 跨县域公共事务统筹能力提升:地级市承担跨县公路、流域防洪、传染病联防联控、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环境联防共治等单个县无法独立完成的公共事务,提升山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的治理韧性;

3. 适配差异化国土空间发展:盆地城市重点发展制造业、城镇化;攀西做资源与特色农业;川西三州守住生态屏障,形成符合四川国土本底的分工体系。



图5:四川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空间范围示意图,非法定标准地图

4. 赋能革命老区、边缘区域发展权:巴中、广安这类过去属于行政区交界的边缘区域,设立地级建制之后,拥有独立市级平台,争取国家老区、山区扶持政策,加快基础设施补齐。为革命老区、省际边缘区域争取政策、规划资源提供了独立平台,但区域发展同时还要受区位、财政底子等客观条件约束,建制只是条件之一,不能直接等同于经济快速腾飞。

5.2 客观存在的体制局限(辩证,不否定改革历史合理性)

1. 治理成本的结构性矛盾:山区、革命老区新设地级市,市域范围大、人口分散,市级机构运转、基层公共服务投入存在刚性成本。但不能简单理解为 “机构冗余”;如果盲目合并,会带来治理半径拉长、偏远地区服务可达性下降,同时产生机构整合、人员安置等一次性改革成本,财政负担仅仅发生转移,不会凭空消失;

2. 区域发展差距无法依靠区划调整消除:行政区划调整只是治理工具,地形、区位、资源禀赋、交通条件才是决定区域发展差距的底层因素。单纯靠拆分、合并地级市,无法抹平盆地与高原、中心城市与偏远县域的经济差距;

3. 统计口径的 “GDP 幻觉”:很多网友认为合并地市就能做大 GDP 总量,提升城市排名。但区划合并仅仅改变统计口径,不会新增产业、居民收入,不能把区划调整当成拉高城市排名的政绩手段。

历次国务院区划调整审批,不以 GDP 总量、城市排名作为评判标准,核心考量是治理半径、人口地理、民族稳定、生态安全、公共服务保障。

5.3 总结:21 个地级格局,是七十余年实践磨合形成的适配四川省情的治理方案

四川 21 个地级行政区,不是一次性人为设计出来的结果,而是伴随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民族治理、生态保护等多重战略,历经多轮调整,逐步磨合定型的治理格局。

历次区划调整,在不同历史阶段,解决了当时的治理难题,推动四川工业化、城镇化、民族地区发展。同时,这套体系也存在内生的局限,行政体制优化是长期渐进改革方向,但不能简单套用平原省份经验,用 “撤并地市” 的简单思路来改造四川的地级建制。

网上大量流传的地市合并、撤销地级市的方案,全部属于民间设想,没有官方依据。看待四川行政区划变迁,应当放在具体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以地方志、官方批复史料为依据,区分历史事实、体制局限和网友脑洞猜想。

认清区划变迁带来的成效与固有局限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理性探讨,在维持现有总体框架下,区域治理还有哪些优化空间。

六、现有 21 个地级建制格局的优化空间(仅为学术层面理性探讨,不代表倡导、提议实施任何区划调整)

历经数十年多轮调整定型的四川 21 个地级行政区格局,整体适配四川省情,但随着城镇化、都市圈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推进,在不改动地级建制大框架前提下,仍存在治理机制层面的优化空间。

所有优化思路分为两大类:体制机制优化(无需调整行政边界)、局部县域代管微调(理论研究层面)。

6.1 优先方向:不改变行政边界,通过机制改革释放治理效能(成本最低、可行性最高)

1. 深化跨市域协同治理,破解行政区经济壁垒

四川存在多个跨市州的流域、产业带、城市群:比如川南临港产业带、沱江 / 岷江流域综合治理、川东北秦巴山区文旅与交通一体化、攀西资源协同开发。

现有行政边界容易造成项目分头规划、生态治理分段管理。优化路径:做强跨市州联席会议、统一规划、联合招商、联防联控机制。例如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跨界交通项目联合申报、文旅资源一体化开发,不需要合并地级市,通过协同机制打破行政壁垒。

2. 持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理顺市县财政权责

部分县域,尤其是人口大县、农业县,财政链条较长,事权与财权匹配度有待进一步优化。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核心是财政资金直达县域,减少中间环节,提升县域自主投入能力。

区分概念:财政省直管≠行政省直管县 ,不需要撤销地级市建制,仅调整财政资金拨付与管理关系,是国内多地已经试点的改革方向。现实当中四川并未推行完全意义上的行政省直管县,主要实施扩权强县试点,在维持现有地级建制框架不变前提下,向试点县下放部分项目审批、财政申报权限,减少中间流转环节,激发县域活力,是在现有区划框架内做机制优化,不改变地级行政区边界。

3. 都市圈内部推进县域一体化管理(如成都都市圈)

成都都市圈内部,成都、眉山、资阳地缘相连,产业通勤高度融合。可以在保持地级建制不变前提下,推进规划同编、交通同网、公共服务互通(社保、医保、户籍互认),实现都市圈一体化,不必改变地市边界。

4. 优化山区、民族地区的市县事权划分

川西高原、川东北秦巴山区县域,地质灾害多发、公共服务成本高。可进一步厘清市、县两级事权,省级加大转移支付倾斜,减轻市级财政刚性压力;同时借助数字化治理手段(远程政务、线上应急调度),降低广域山区的治理成本,弥补地理距离带来的管理短板。

6.2 理论层面:局部县域代管关系微调(仅为学术研究层面假设讨论,并非现实改革提议,现实中实施需要完整法定审批流程)

仅在极少数都市圈交界地带,学界存在关于县域代管关系优化的理论层面讨论。但这类调整,仅仅是县级行政区的代管关系变更,不会增减 21 个地级行政区数量,和简阳划入成都代管属于同一类调整类型。

同时必须看到:任何一次县级代管调整,都会产生一次性改革成本、干部安置、公共服务体系重构等系列问题,需要极高的综合评估,不能仅凭经济指标简单推动。

6.3 厘清误区:很多网友设想的大规模地市撤并,并不是合适的优化方案

网络上常见 “合并地级市、减少地级数量” 的设想,从四川地理、人口、治理现实来看,存在明显短板:

1. 四川大量市域幅员辽阔、多高山峡谷,若合并地级市,治理半径会大幅拉长,偏远乡镇应急救灾、基层政务服务响应效率下降;

2. 合并会带来巨额一次性改革成本(机构整合、人员安置、办公资产调整),财政负担不会消失,只是发生转移;

3. 民族自治州建制受《民族区域自治法》保护,不能随意撤并;

4. 区划合并只能改变统计口径,不会自动催生产业、增加居民收入,无法从根本解决区域禀赋差异问题。

小结 :四川区域治理优化的重心,不在于改动地级行政区版图,而在于体制机制创新、跨区域协同、财权事权合理划分。21 个地级行政区这个总体框架,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仍是适配四川复杂地理、民族、生态格局的基础治理骨架。

【史料说明】

史料来源: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情网、国务院行政区划批复文件。本文为《四川21个地级行政区演化史》配套专题文章,不重复罗列完整时间线,重点分析历次区划调整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

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地级建制变迁,从产业布局、城镇化、区域治理、民族生态、体制局限五个维度展开分析,回应网络上“区划调整只为做大GDP”、“撤并地市就能节约财政”等常见片面观点。行文力求客观辩证,区分官方史实与网络民间猜想脑洞。

【写在最后】

行政区划只是治理工具,并不能直接制造经济增长。一地的发展,终究取决于产业培育、交通建设、人才集聚、生态保护与民生投入。

四川21个市州格局,是数十年实践磨合出来适配本省复杂省情的治理骨架。高山峡谷的地理阻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长江上游生态责任,都是调整版图时绕不开的硬性现实。

版图大改并非最优解,跨市域协同、理顺财权事权、推进都市圈公共服务互通,才是更务实的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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