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入豪门平民女子董竹君：接父母同住，成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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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入豪门平民女子董竹君：接父母同住，成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董竹君在夏家待了十四年，说白了就一句话：这家人从头到尾只拿一条标准看她——出身。她后来干的那些事，学手艺、办工厂、最后带着四个闺女走人，都是被这条标准逼出来的。把这个理儿捋顺了，再看她受了哪些委屈，才看得明白。



董竹君离开四川去上海，只带了四个女儿。儿子夏大明是男孩，又过继给夏家兄弟了，她留在了夏家。宁可不要儿子也要走，这决心有多大，不用多解释。

逼她走的有两件事。头一件，夏之时因为几封信对她连踢带打，打完还不解气，从厨房抄起菜刀追着她砍。她一口气跑到表兄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愣是一滴眼泪没掉——心死了。打那以后，夏之时派人来劝也好，自己亲自来劝也好，她都不回头。

第二件更狠。大女儿国琼跟男同学并排走了几步，夏之时把剪刀和绳子往地上一扔，逼闺女自杀：“我叫你不要听你母亲的话，你偏不听！你给我去死！这两样东西你自己选一样！”董竹君从外面回来，拼死护住女儿，抱着吓得直抖的孩子，她算是想透了：再妥协下去，自己和几个闺女都得掉进深渊。

可走人不是一拍脑袋就走的。在这之前，董竹君已经干了一件关键的事：让自己兜里有钱。



她为啥要办实业？原因很实在。夏之时丢了官，收入全靠收租，花销却越来越大，还抽上了鸦片。

董竹君心里盘算：这么下去夏家早晚得垮，闺女们读书肯定没指望，更怕她们小小年纪就被嫁出去，重复旧时代女人的命。有一回看报，她看明白一个理儿：女人要解放，前提是经济独立。得，那就办实业。

她先办了个女子织袜厂，补贴家用，也帮了不少穷人家的女孩和家庭。两年后又瞅准机会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

有意思的是夏之时的反应。眼看老婆生意越做越好，他态度一度软下来，主动提出把董竹君的父母接到成都来“分担分担”。董竹君以为他真心疼岳父岳母，高高兴兴答应了。

结果呢？他是真让二老来“分担”的——当佣人使唤，还从来不叫一声“爹妈”。董竹君她妈反倒劝闺女忍：“你嫁的毕竟是有钱有势人家，比不得平常人家……女人总是要在家庭上多忍耐些的。”

忍耐换来的是变本加厉。有一回夏之时在烟房当着佣人的面冲董竹君她爹董同庆大吼，怀疑他熬鸦片偷了分量。老人低声下气弯腰解释，夏之时更来劲：“不可能，今天明显比昨天的分量少，肯定是你偷了我的烟土。”



还围着老人转一圈，冷冷道：“一个外表老老实实的乡下老头，没想到这么狡猾奸诈，果然人不可貌相！”董竹君冲进来，坚持让爹按原分量重新熬一遍，夏之时理亏了，反倒咬一口：“你们是串通好了一起整我是不是？董家想串通一气把夏家搞垮是不是？”

这里头有个绕不过去的死结：董竹君办实业，本是为了在夏家挣点尊严；可在夏之时眼里，老婆越能干，他越觉得自己没了男人威风，越觉得别人背后指指点点是她招来的骂名。同一件事，一个当出路，一个当威胁，压根说不到一块儿去。

金簪子事件就是这死结的总爆发。二阿姐攒了好多年钱买的金簪子丢了，哭得停不下来。夏之时路过，冷冷一句“哭什么哭，不就是丢个簪子吗？真是一个穷名鬼”，还嫌烦，让仆人“拿绳子把她绑起来”。

董竹君忍无可忍：“那是姆妈攒了很多年的钱才攒到的，你没经历过穷人拮据的生活，请你不要乱讲奢侈的话！”夏之时胡搅蛮缠：“有双亲在这里撑腰，敢跟我顶嘴了是不是！”

就在这次争吵里，他又掏出了手枪。董竹君被二阿姐拉着往外跑，一下子想起当年在日本他把枪塞给她、让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拿它了结自己”的那一幕。



这事之后，董竹君的父母死活要回上海。董竹君留不住，从自己办实业攒的钱里拿出一部分，重新给姆妈买了根金簪子，给二老穿上自己亲手做的衣服，拍了张照片。照片里两位老人表情放松，对着镜头淡淡地笑——在闺女面前，把情绪都藏起来了。

把时间往前推，才明白夏家这套“看出身”的标准有多根深蒂固。

董竹君是贫民窟出来的，13岁那年爹病重家里穷，被父母以300两银子卖进青楼做“清倌人”，卖艺不卖身。15岁遇上督军夏之时，装病逃出来跟他结了婚，去了日本留学。

在日本那会儿，夏之时因事回国，临走把一把枪交给她：遇上贼拿它防贼，要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拿它了结自己。已经受过新式教育的董竹君听完打了个寒颤，打那以后见着枪心里就发凉。

1918年，18岁的董竹君生下女儿夏国琼后，跟着夏之时回到四川合江老家。夏家十几口人，她一进门就挨鄙夷：生活习惯被挑刺，出身被背后嚼舌根。



婆婆拿“低俗出身不能掌家”当理由，劝夏之时再娶：“你是有身份的人，她配得上吗？你找她可以，但只能做姨太太，正房太太不能是她！”夏之时不同意——结婚时答应过只娶一个太太。老太太退一步：“你是过继给了二房的，那么一子双挑吧！”夏之时还是不松口。

董竹君没吵没闹，她想着靠自己的努力让夏家人认她：每天伺候丈夫出门，就学缝纫、结绒线、绣花、烧菜、洗衣、招待亲友，晚上教子侄读书、帮总管算账，临睡前还在油灯下扎鞋底。她想让人看看：自己虽然穷、没嫁妆，但绝不吃白饭。这么一来，婆婆和夏家人倒真对她有了点好感。

可好感归好感，接纳是另一码事。婆婆和大哥随后发话：要接纳你可以，得再结一次婚，按老规矩办。董竹君当场愣住——在上海正经结过婚了，孩子都生了，还重结？她气得发抖，婆家人却喜气洋洋，把她当布偶一样开脸、梳辫、插花。

拜堂那天晚上，大嫂拿出一张一千块的收条：“这是你们哥哥在上海帮你赎身的时候，付给巡捕房和堂子里的一张收据，现在你拿去毁掉吧。”董竹君吃了一惊，没吭声——她明明是自己逃出堂子的。



后来她回忆：“这钱明明是大哥被巡捕房关禁一礼拜罚的，他们为什么记在我头上？他们把我当成买来的货物。穷人和卖唱出身的，真的那么下贱？”她跟夏之时说了，他为了顾全大局，没吱声。

豪门重香火，董竹君很快就尝到滋味了。她一口气生了四个闺女，每生一个，婆家脸色难看一分，丈夫也跟着不待见她。

怀三女国瑛那年（1920年底），都快生了，就因为被喊去打牌晚了几分钟，挨了一句“不识抬举”，她争辩一句，夏之时抄起花架子就打，躲慢点后果不堪设想

她气得跑出家门，下雨路滑摔了一跤，最后还是自己主动回了家。她后来想：“出身不好的女人，嫁到有钱有势的人家，连离家出走，都要自己找梯子下。”

婆婆甚至动过“弄死她一个女儿”的念头——老太太说自己生第二个闺女时就淹死了，后来连生两个儿子。董竹君当然不许任何人动她闺女，这下彻底心凉了。

夏之时想要儿子，开始把“哪个军阀不是三妻四妾的，只有我夏之时就你一个太太”挂在嘴上。董竹君感激他不纳妾，可这话听多了也听出味来了：他这是把不纳妾当成对她的恩赐，字里行间全是对她出身的瞧不起——潜台词就是“你这种出身，我还不纳妾，你得知恩”。



夏之时丢官以后，人整个变了，不再热衷革命，一门心思想升官发财。当初喊着“要把女儿培养成巾帼女杰”的那个人不见了——嘴里还喊革命，心里却讨厌女孩。

董竹君看透了：这就是个封建旧军阀。他反对闺女读书，翻来覆去就一句：“女儿都是要嫁出去的，何必把钱花在她们身上？”大女儿国琼出痧疹病危，董竹君放下一切守着，夏之时不光不关心，还怪她“为一个女孩耽误家事几十天”。

后来儿子夏大明出生了。闺女出生没一个做酒，儿子一落地就大摆筵席。董竹君坐在席上，看着丈夫一脸得意，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里只有悲哀。

董竹君离开夏家以后，在上海吃尽了苦头，因为创业还蹲过监狱，最难的时候，没钱给爹妈治病、没钱给闺女上学，她想过自杀。可她到底熬出来了。

1935年，离开夏家第六年，她在一位李姓义士帮助下办起了锦江川菜馆——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锦江饭店的前身。四个闺女全都出息了：长女夏国琼成了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三女夏国瑛参与创办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董竹君后来那句话——“不因怀疑而改变自己的信念，不因曲解而改变自己的初衷，不因年龄而放慢脚步”——不是什么漂亮口号，是一个从死胡同里硬闯出来的人，给自己一辈子行为算的一笔明白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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