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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退伍回家相亲,对方没看上我,却因我带着钢笔被拉进县委
1982年,我退伍回家,去柳河镇相亲没相成,却因为口袋里那支钢笔,被那个没看上我的姑娘改了命。
这话要是搁别人嘴里说出来,我多半不信,偏偏它就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到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些拐弯真不是你提前盘算好的,它看着像个岔路口,其实早在你不留神的时候,就已经把你往另一条道上推了。
我是四川山里人,家在一个小村子里,村前一条河,村后几面山。小时候觉得山大得很,走出去就是本事。十八岁那年当兵,我妈在村口送我,抹着眼泪说,去了外头别惹事,别给家里丢人。我那时候年轻,背着包,腰杆挺得直直的,只觉得外面的天大,路也大,压根没想过四年以后再回来,还是要从这条土路走回家。
退伍那天,我坐了几趟车,最后又是靠两条腿走进村里的。天都擦黑了,远远就看见我家屋顶冒烟,我妈蹲在灶房门口剥豆角。她一抬头,看见我,先是愣了愣,接着把手一拍:“哎呀,真回来了!”
她围着我转了两圈,第一句说我瘦了,第二句说我黑了,第三句就问我行李里带没带脏衣服,赶紧换下来洗。至于别的,她一句都没多说。可我心里明白,她其实早盼着我回来了。
我爸不像我妈那么外露,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看我进了院子,嘴里嗯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等吃饭的时候,他才慢悠悠来一句:“回来就回来,好好过日子。”
这就是我爸,心里有事,嘴上永远不多。
村里没什么变化。土路还是坑坑洼洼,房子还是低矮陈旧,谁家鸡跑丢了,谁家地里收成差了,照样传得满村都知道。四年过去,好像什么都没变。真要说变了,也就是我自己变了。以前我看人看事,总有点毛毛躁躁,当兵四年下来,人沉了些,也不爱乱开口了。
结果我这边刚回来三天,我妈那边就开始张罗上了。
她说:“你都二十二了,该说媳妇了。”
我正蹲在院里刷脸盆,听了这话差点把盆扣翻:“我才回来几天?”
“几天怎么了?回来就是回来,难不成还要在家养你一年半载?”她说完又补一句,“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能满地跑了。”
我不吭声了。跟我妈讲这些没用。她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没两天,她就托了村里的张婶给我说媒。张婶人热心,嗓门也大,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她。她娘家在柳河镇,认识的人多,说柳河镇有户人家,闺女在供销社上班,人长得周正,家里条件也比我们村强,就是这些年眼光高,挑来挑去,没定下来。
我一听就说:“人家眼光高,跟我有啥关系?”
我妈眼睛一横:“你怎么就不行了?你当过兵,识字,会写字,身板也不差,凭啥看不上你?”
我心说,这些在她眼里样样都好,搁外头可未必值钱。可想归想,嘴上还是没说。说了也是白说。
出门那天,我妈让我穿那套的确良军装。不是现役穿的那种,退伍时留下的,领章帽徽都去了,但料子平整,比家里那些洗得发白的褂子好看得多。我说穿这个去相亲,会不会太打眼了。她把衣服往我怀里一塞:“打眼才好,让人家知道你是当过兵的。”
我换好衣服,又从抽屉里把那支钢笔摸了出来,顺手别在胸前口袋上。
那支笔我是舍不得离身的。部队里一个老文书退伍时送我的,说我字写得踏实,不飘,让我留着用。那几年我抄过材料,记过笔记,给家里写过信,都是用它。笔尖磨得有点偏了,可越写越顺手。我这人有个毛病,身上不带支笔,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妈瞥了一眼,倒没说我装样子。她知道我爱这个。
从我们村到柳河镇,十五里路,全靠走。那年月谁舍得花钱坐车,何况也没几趟车。张婶走在前头,我跟在后面,她一路走一路叮嘱,什么进门别板着脸,问啥答啥,别跟木头似的杵着。说到后头她都嫌我沉闷:“你这嘴啊,要是还像在村里那样一天蹦不出几个字,人家姑娘不烦才怪。”
我说:“那我总不能胡说八道吧。”
“胡说八道当然不行,可也不能像锯了嘴的葫芦。”她回头看我一眼,“你记着,姑娘家看人,不光看长相,也看你会不会来事。”
我点头,心里其实发虚。
说实话,我不是没胆量,是没经验。部队里四年,天天跟一群男兵打交道,早操、训练、站岗、内务,一样挨一样。跟姑娘正经坐下来见面,这还是头一次。让我扛枪跑五公里,我不怵;真要我坐在人家跟前说几句合适的场面话,我反倒犯难。
到了柳河镇,张婶把我领到一处砖瓦房前。那房子在镇上都算像样的,院门刷了漆,墙根下整整齐齐码着柴,院里还种了几盆花。一个中年妇女迎出来,脸圆圆的,穿得干净利索,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
张婶笑得跟朵花似的,张口就喊大姐,两个人热络得像多少年没见。寒暄了几句,我被让进屋里。屋里比我想的还整洁,桌子擦得发亮,上面铺了塑料桌布,墙上挂着山水画,柜子上还有台红色收音机。那东西在当时算稀罕玩意儿,我们村没几家有。
我坐在长条凳上,腰杆下意识挺得笔直。部队里养成的习惯,想改都改不过来。
中年妇女给我倒了杯茶,问我家里几口人,地有多少,在部队干了什么,为什么退伍回来了。我都一一答了,不敢多加一句。不是不想说,是怕说多了露怯。屋里一静下来,我就更能听见自己心跳。
过了会儿,里屋的门帘子一掀,那姑娘出来了。
她穿了件碎花衬衫,梳着马尾,脸白净,不是那种故意捯饬出来的白,就是本身肤色亮。眼睛不算大,可很有神。她先看了我一眼,眼神不躲,但也不热,随后就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张婶立刻把话头接过去,一个劲儿夸我,说我当兵四年,肯吃苦,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还会写字。她每夸一句,我都觉得耳朵发热。尤其“会写字”这句,在我听来都像是硬往我脸上贴金。乡下地方,会写几个字也算不上多了不起的本事。
那姑娘倒一直没怎么说话,低着头,偶尔抬眼看我一下。她越不说,我越不知道说什么。两边大人你来我往扯了半天,从粮票说到布票,从供销社说到天气,我和她愣是没搭上一句话。
坐了大半个钟头,茶都快凉了,我心里也知道,多半没戏。
临走的时候,姑娘把我们送到门口。张婶还想再寒暄几句,她忽然把目光落到我胸前口袋上,问了一句:“你带钢笔了?”
我低头一看,嗯了一声,把笔拿出来递给她。
她接过去,不像一般人那样只是看看外壳,而是很熟练地拧开笔帽,在自己手心轻轻画了一下。那动作特别自然,一看就是常用笔的人。笔尖划过皮肤,留下一道淡淡的墨痕,她盯着看了看,又问我:“字写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
她把笔还给我,点了下头,没再说别的。
回去路上,张婶脸就垮下来了。走出镇子没多远,她就叹气:“不中。”
我说:“我看出来了。”
“人家姑娘说你话太少。”她瞥我一眼,“还说你家底薄,坐那儿跟块木头似的,问一句答一句,实在闷。”
我苦笑了一下。她说得也没错。换成我是姑娘家,多半也不愿意找这么个半天挤不出一句整话的男人。
张婶见我不吭声,又说:“不过也怪,那姑娘临了还问你钢笔干啥?”
我没接这个茬。其实我心里也纳闷。可更纳闷的,是她试笔那一下。那不是图新鲜的人会有的动作。一般人见了钢笔,不过就是摸摸看看,她却先看笔尖,再试出水,还问我字写得怎么样。那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她看中的不是我,是那支笔。
这场相亲就这么过去了。回到家,我妈见我脸色就明白了七八分,还是不死心地追问。我说没成。她先是骂我没用,后头又骂那边眼高于顶。骂完了,自己坐在灶台边生闷气,好像被看不上的不是我,是她。
我反倒没她那么难受。失落肯定有,但也谈不上多伤筋动骨。说白了,我跟那姑娘统共没说上几句话,她没看上我,很正常。
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礼拜以后,事情会拐出那么大一道弯。
那天上午,我正在院里劈柴,村口来了两辆自行车。一个是公社的老李,我见过,另一个戴眼镜,穿四个兜的中山装,看着就不是一般人。两人直接奔我家来,我爸在屋檐下修锄头,见状还以为出了啥事,手一哆嗦,锄头都差点掉地上。
老李一进门就笑:“老哥,别紧张,是好事。”
戴眼镜那位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周,是县委组织部的。我一听县委组织部,脑子嗡一下。我们这种村里人,平时哪跟县委沾得上边。
周科长坐下后,也不绕弯子,直接问我是不是前阵子去柳河镇相过亲。我说是。又问我那天是不是带着一支钢笔。我说是。接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封信。字迹娟秀,写得很规整。我才看了几行,心里就明白了,是那个姑娘写的。
信里的意思很直白。她说那天见面虽然觉得我不太会说话,家境也一般,不适合谈婚论嫁,可她注意到我随身带着钢笔,而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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