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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域下江口沉银财物归属考辨与历史阐释
作者：中国明史学会张献忠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姚双喜
中国明史学会张献忠研究会 副秘书长 佘小林
摘要：
2017—2023 年江口沉银遗址六期围堰考古出水文物 7.6 万余件，实证明末“千船沉银”史实，江口沉银博物馆的系统化展陈也完整复原了沉银历史脉络。本文立足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依托考古实证、明清文献记载与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系统考辨江口沉银财物的权属性质、财富源流与历史成因。研究摒弃传统史学非黑即白的二元评价误区，以实证为根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厘清沉银财富的政权属性与支配属性，辨析学界主流争议观点，还原明末社会矛盾更迭、政权兴衰与财富再分配的真实历史逻辑，印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解读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区域社会史的科学性，为明末巴蜀史、大西政权史研究提供客观严谨的学理参考。
关键词：
江口沉银；张献忠；大西政权；财物归属；唯物史观；明末社会变革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岷江滔滔，岁月悠悠。三百七十余年前，明末战乱烽火燃遍巴蜀大地，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大西军转战巴蜀、建立割据政权，后于彭山江口遭遇明军伏击，千船载运的军政财物尽数沉于江底，留下流传数百年的沉银传说。2016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江口沉银遗址开展科学考古发掘，创新开创内陆江河水下围堰考古作业新模式。2017 至 2023 年六期系统性考古发掘，累计出水金册、金印、银锭、古钱币、官私器物等文物 7.6 万余件，规模宏大、品类丰富、等级清晰，以坚实的物质实证证实了明末“千船沉银”的历史真实性，轰动国内考古界与史学界。
2026 年 3 月，江口沉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以“水落银出（挖）—沉银解谜（明）—白银故事（银）”三馆一体的布局，完整呈现考古发掘过程、明代财富源流、沉银历史归属三大核心内容，构建起系统化的沉银历史叙事。笔者多次实地走访调研展馆、观摩文物陈列、梳理展陈逻辑，深刻认识到出土文物必有权属本源，历史遗存必有时代语境。江口沉银作为明末重大历史遗存，承载着巴蜀地区政权更迭、社会动荡、财富重构的核心历史信息，厘清其财物归属、还原其历史成因，是补正明末巴蜀历史、完善大西政权研究的关键课题。
长期以来，受清代官修史书片面叙事、传统史学固化认知、民间传说主观演绎的影响，学界与民间对江口沉银财物归属争议不绝。部分观点笼统将沉银归为张献忠个人私产，片面割裂其与大西政权的关联；部分研究仅溯源文物明代源流，否定明末政权更迭带来的财富权属变更；还有民间认知将沉银定义为无主宝藏，完全脱离历史客观语境。与此同时，传统研究多伴随对张献忠及大西政权的标签化、片面化评价，未能立足时代背景客观看待农民起义政权的历史地位。随着考古实证资料日趋完善、大西政权研究持续深化，传统认知偏见逐步松动，但仍亟需以唯物史观为核心指导，整合多重研究资料，建立全面、辩证、客观的历史结论，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1. 考古发现与沉银实证研究
江口沉银遗址 2017—2023 年考古发掘报告，系统公布了出水文物的数量、品类、铭文信息、出土地层及遗存堆积关系，从考古学层面明确该遗址为 1646 年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遗址，确认出水海量财物为大西军南下战略转移时携带的核心军政资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众学者聚焦文物铭文与形制开展专项研究，证实遗址出土带铭银锭多为明代湖广、江西、四川等地府州县的田赋、兵饷、王府禄银，金册、官印等高端文物分属明代藩王体系与大西政权官方体系，为财富溯源与权属界定提供了直接实物依据。诸多当代学者依托考古新证，打破清代文献“屠川掠夺”的片面叙事，证实沉银财富流转是明末社会变革的客观历史产物。
2. 张献忠与大西政权研究
国内张献忠研究奠基学者王纲，历经数十年深耕，在《张献忠彭山县江口沉银考论》中系统考证沉银历史史实，提出“战败被迫沉船”的核心论断，明确沉银事件的战争背景与时间节点。近年学界研究视角持续拓宽，众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多维维度考证大西政权建制，证实 1644 年张献忠定都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已形成设官建制、铸币征税、统辖地方、整肃军政的完整封建割据政权体系，具备合法的政权形态与治理体系，江口沉银正是大西政权存续期间积累的国库核心资产与军资主力。
3. 财物归属与唯物史观应用研究
当前学界关于沉银归属的研究多存在视角单一、论证片面的问题：部分研究仅依据文物明代铭文溯源财富源头，忽视权属变更历史；部分研究单纯立足政权属性界定归属，忽略封建割据政权家国同构的时代特征；部分研究聚焦人物个体，混淆古代政权产权与现代私人产权的本质差异。总体而言，立足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整合考古、文献、学术三重资料，系统辨析政权权属、个人支配、历史规律的整体性研究较为匮乏，缺乏唯物史观视角下的系统性、辩证性考辨，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突破口。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1. 核心理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原则，主张实践是检验历史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历史研究立足实物遗存、文献史料等客观物质载体，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坚决摒弃片面化、主观化、标签化的历史认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变革、社会矛盾更迭是社会演进的核心动力，要求评价历史政权、历史人物必须立足具体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与客观历史作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杜绝以现代标准苛求古代历史、以单一视角评判复杂历史。
2. 研究方法
文献考据法：系统梳理《明史》《蜀碧》《荒书》等明清原始史料，结合现当代张献忠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巴蜀地方史专著与期刊论文，辨析史料真伪、剔除主观偏见、还原明末历史语境，为权属考辨提供文献支撑。
考古实证法：以江口沉银遗址六期考古发掘成果、江口沉银博物馆馆藏文物为核心实证，依托文物铭文、形制特征、出土地层与遗存组合关系，考证财富来源、流转过程与权属主体。
辩证分析法：严格遵循唯物史观核心方法论，辩证区分政权集体属性与个人支配特征、财富原始源流与历史权属变更、政权历史功绩与时代阶级局限，规避非褒即贬的极端化结论。
跨学科研究法：融合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多学科理论，结合明末政治格局、经济制度、阶级形态，全方位考辨沉银财物归属，阐释背后蕴含的历史发展规律。
（四）研究创新与意义
1. 研究创新
理论创新：构建“考古实证为根基、文献史料为支撑、唯物史观为统领”的三维研究框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完整落地于江口沉银专题研究，突破传统史学单一考据、主观评判的研究局限。
观点创新：辩证界定江口沉银的双重核心属性，明确大西政权国有财物为核心权属、张献忠全权支配为时代特征，厘清主次矛盾关系，彻底厘清学界权属争议误区，实现史实考证的精准化、辩证化。
视角创新：立足明末社会主要矛盾动态更迭视角解读沉银成因，将沉银事件置于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历史大势中审视，挖掘大西政权后期战略转型的进步性，还原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与客观性。
2. 研究意义
学术意义：精准厘清江口沉银财物归属的各类争议，补正明末巴蜀财政史、农民战争史、政权更迭史研究短板，为大西政权历史定位、张献忠客观评价提供全新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
现实意义：以实证与理论双重维度破除流传百年的历史偏见，正本清源还原明末历史真相，守护巴蜀地域真实历史文脉，为江口沉银遗址文化保护、学术研究、价值活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方法论意义：探索形成“实证考据+辩证分析+规律阐释”的古代历史遗存研究模式，充分彰显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古代史、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科学指导价值。
二、江口沉银博物馆“挖—明—银”三馆布局的唯物史观解读
（一）“挖”馆：物质实证与实践检验——沉银史实的唯物确证
第一展馆以“水落银出”为主题，聚焦考古发掘全过程，完整复原围堰施工、河道清理、文物出水、地层勘测等工作场景，陈列地层剖面标本、原始出水文物、考古工作影像资料。从唯物史观核心原理审视，“挖”的本质是科学实践对历史传说的实证检验、物质遗存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还原，完美契合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核心原则。
1. 实践破除主观臆测，实现传说到史实的历史落地
三百余年间，江口沉银长期仅留存于民间童谣与口头传说体系，因缺乏实物佐证，一度被学界视为虚妄传说，本质是脱离物质实证的唯心主义历史认知。20 世纪 90 年代前，岷江河道虽偶有零星银锭出土，但因无规范科学考古，无法确定遗存规模、年代、权属与成因，沉银历史始终处于模糊存疑状态。
2017 年启动的系统性围堰考古工作，以科学化、规范化的社会实践打破主观臆断。考古团队通过围堰截流、江水抽排、淤泥清理、地层测绘、文物登记等一系列严谨实践，以 7.6 万余件完整、有序、可溯源的实物遗存，彻底证实“千船沉银”并非民间杜撰，而是 1646 年大西军江口之战战败沉船的真实历史事件。整个发掘过程，生动践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规律，以客观物质遗存终结主观争议，还原了核心历史事实。
2. 立足客观条件创新，彰显意识的主观能动性
江口沉银遗址地处岷江与府河交汇处，河道水流湍急、底层淤泥深厚、水文环境复杂，传统水下潜水考古、打捞考古模式完全无法适用，客观物质条件限制了考古工作开展。考古工作者立足遗址水文、地质、地形的客观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采用围堰筑堤、分区控水、陆地发掘的全新作业模式，将复杂的水下考古转化为可控的陆地考古，开创了国内内陆江河大规模水下遗址考古的全新范式。
这一创新实践精准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核心原理：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反作用，正确的认知与创新的实践方法，能够突破客观条件限制、推动实践发展。正是基于贴合遗址实际的技术创新，沉银文物得以大规模、完整、有序出土，为后续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透物见史见社会，还原明末社会生产关系
考古发掘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出土器物本身的经济价值，而在于以物证史、透物见人，通过物质遗存还原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发展规律。“挖”馆陈列的各类文物层次分明、体系完整，既包含明代藩王金册、王府重印、地方官署税银等官方器物，也涵盖大西政权专属铸币、赏赐器物、权力信物，同时留存大量民间金银首饰、生活器物。
这些差异化、层级化的物质遗存，是明末社会经济、政治、阶级关系的集中载体，直观反映出明末土地兼并、阶级分化、统治腐朽、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特征，见证了明王朝统治体系崩塌、农民起义崛起、社会财富格局重构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物质遗存是社会存在的集中体现”的核心观点。
（二）“明”馆：源流溯源与历史联系——沉银财富的唯物溯源
第二展馆以“沉银解谜”为主题，聚焦财富源流考证，集中展陈明代藩王器物、地方官府税银、官绅富户遗存等文物，清晰梳理出江口沉银财富的明代本源。从唯物史观看，“明”馆的展陈逻辑，是以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视角审视历史财富流转，摒弃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认知，精准揭示沉银财富从明代官民所有到大西政权所有的历史必然性。
1. 财富本源：明代西南社会生产力的物质结晶
通过展馆文物铭文与形制考证可明确，江口沉银海量财富的原始本源，均为明代西南地区社会生产积累的物质财富，主要分为三大体系。其一，明代藩王体系财富，以“蜀世子宝”金印、荣王世子金册、各藩王府专用禄银锭为代表，是明代分封制度下朱氏宗藩长期垄断积累的巨额资产。其二，明代国家财政财富，大量刻有湖广、江西、四川等府州县地名，标注“田赋”“兵饷”“岁供”等字样的官铸银锭，是明代“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后，白银货币化财政体系的直接实物见证，属于明代国家官方财政储备。其三，民间社会财富，各类金银簪环、礼器、陈设器物，是明代西南官绅阶层与民间富裕群体的私有积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客观基础。明代长期稳定的区域发展、白银货币化的制度变革、西南地区持续的生产力积累，为巨额财富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与制度前提。而明代封建剥削制度、藩王特权制度、土地兼并制度，导致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统治阶层，为后续财富的重新分配埋下了历史伏笔。
2. 财富流转：明末社会矛盾激化与政权更迭的必然结果
明末崇祯年间，明王朝封建统治体系全面崩塌，社会矛盾彻底激化，为财富权属变更提供了历史条件。政治层面，宦官专权、党争频发、吏治腐败，基层治理彻底失效；经济层面，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苛捐杂税层层叠加，叠加连年天灾，导致流民百万、民生凋敝；军事层面，关外后金势力持续侵扰，关内农民起义燎原四起，明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绝境，封建统治秩序彻底瓦解。
1644 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成都，建立大西农民割据政权，开启巴蜀地区全新的统治秩序。大西军在征战统辖巴蜀全境的过程中，依法收缴明蜀王府库存、各府州县官方库银、腐朽官绅富户的垄断私财，将分散于明代封建统治阶层的巨额社会财富集中整合，转化为大西政权的军政储备。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这一财富流转过程绝非单纯的暴力掠夺，而是明末阶级矛盾激化、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旧上层建筑彻底崩塌的必然历史结果，是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客观规律体现。
3. 历史辩证：明代财富的双重属性与时代局限
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审视明代西南财富，可清晰把握其双重属性。从生产力维度来看，所有沉银财富均为明代底层劳动人民辛勤劳作创造的物质成果，是明代西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晶，承载着普通民众的劳动价值。从生产关系维度来看，这批财富长期被明代藩王、官僚、地主等封建剥削阶级垄断占有，是封建剥削制度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明末尖锐的阶级对立与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关系。
大西政权对明代封建统治阶层财富的收缴整合，本质是农民起义对封建剥削成果的再分配，是被统治阶级反抗剥削、重构社会财富格局的正义阶级斗争行为。同时必须立足唯物史观正视历史局限：受时代条件与农民阶级固有局限性制约，大西政权并未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变革生产关系，仅完成了财富占有主体的更迭，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这也是大西政权存续短暂、最终走向覆灭的核心历史根源之一。
（三）“银”馆：归属考辨与史实界定——沉银权属的唯物定论
第三展馆以“白银故事”为主题，聚焦沉银权属核心争议，集中展陈大西政权专属信物、官方铸币、军政册封器物等核心文物，以一手实物证据界定沉银财物权属。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主次矛盾辩证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可精准界定江口沉银政权归属为核心本质、个人支配为时代特征的双重史实属性。
1. 核心权属：江口沉银为大西政权官方国有财物
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本质属性，从政权建制、文物实证、文献记载三重维度可确定，大西政权国有财物是江口沉银的核心权属，是决定沉银历史性质的根本要素。
（1）专属文物铁证佐证政权归属
展馆陈列的大西政权专属文物，是权属界定最直接、最权威的实物依据。“永昌大元帅”金印作为大西政权最高军政权力象征，代表着大西军最高统治权与区域治理权，是政权合法存续的核心信物；“西王赏功”金、银、铜三品钱币，为张献忠专属铸造、仅用于大西政权内部军功赏赐，是大西政权独有的荣誉与权力标识；“大顺通宝”官方铸币，是大西政权独立货币主权、经济治理权的实物体现，在巴蜀辖区内官方流通；各类张献忠册封金册，严格遵循大西政权年号与官制体系，是其完整政治制度的直接见证。
上述专属文物与海量沉银财富同址出水、同层堆积，直接证明这批巨额财富归属于大西政权，是大西国库储备、军资粮饷、行政开支、军政赏赐的核心资产，是大西政权割据巴蜀、维持军政运转的经济根基。
（2）文献史料互证政权财富管控体系
《荒书》《蜀碧》等明清可信史料记载，1644 年大西政权建立后，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内设内阁、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军政机构，独立开展铸币、征税、吏治、军政建设，对巴蜀地区实施有效、完整的割据统治。
史料明确记载，大西政权建立统一的国库管理制度，将收缴的明代藩王财富、地方官银、割据区域赋税收入全部纳入国库统一管控、统一调配，专项用于军队供养、官员俸禄、地方治理、工程营建、军功赏赐等公共军政事务。文献记载与考古文物完全吻合，进一步佐证江口沉银是服务于大西政权整体统治的国有公共资产。
2. 时代特征：张献忠对沉银财物拥有全权支配权
矛盾次要方面依附于主要方面存在，不改变事物本质，但体现事物的特殊性。结合明末封建割据政权的时代特征，江口沉银作为大西国有财物，由最高统治者张献忠全权支配、调度、处置，这是封建时代政权的固有特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史实。
（1）封建割据政权家国同构的制度特征
明末乱世群雄割据，大西政权属于典型的封建农民割据政权，具备古代封建政权家国同构、公私一体、产权模糊的核心特征。在封建家天下的政治体系中，割据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国家国库资产与统治者个人财产无明确法律与制度界限，政权所有资产的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完全归属最高统治者，不存在现代法治体系下的公私产权分割。
因此，张献忠作为大西政权开国君主与最高军政统帅，全权掌控国库所有财富的调度使用，可根据军政形势自由调配资产用于作战、治理、赏赐、转移等各项事务，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制约，这是封建时代的普遍历史常态，不能以现代公私产权标准片面苛求、片面解读。
（2）史实佐证个人权力与财富支配的高度统一
江口出水的最高权力信物均直接关联张献忠个人统治身份，印证其对政权财富的绝对掌控权。史料明确记载，1646 年清军入关、民族危机加剧，张献忠审时度势调整战略，主动放弃成都根据地，亲自统帅大西军政主力，运载全部国库核心财富实施战略南移，准备依托川南防线开展抗清斗争。千船满载的军政财物由其亲自调度、亲自管控，充分体现出其对大西国有财富的全权支配地位。
从唯物史观辩证角度审视，这一支配特征是封建割据政权的时代产物，是历史特殊性的体现，但绝不改变沉银财物归属于大西政权国有的核心本质，二者是主次分明、辩证统一的历史关系，不可混为一谈、本末倒置。
三、江口沉银财物归属的唯物定论与学术辨析
（一）唯物定论：双重属性的辩证统一
立足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整合考古实证、文献史料、历史规律三重依据，可得出客观、严谨、辩证的权属定论，实现历史本质与时代特征的完整统一。
第一，核心本质：江口沉银为大西政权国有军政财物。这批财富虽本源为明代社会财富，但经明末政权更迭、阶级斗争、财富再分配，已完成合法权属转移，成为大西政权统一管控、服务于区域统治与军政斗争的公共国库资产，这是沉银的根本历史属性，是矛盾主要方面。
第二，时代特征：江口沉银由张献忠全权支配调度。受封建家天下制度与割据政权形态制约，大西政权财权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张献忠，财富支配权、处置权归其个人所有，公私产权界限模糊，这是明末封建割据政权的客观历史特征，是依附于政权属性的矛盾次要方面。
二者主次分明、辩证统一，共同构成江口沉银财物归属的完整历史真相，彻底规避了片面化、绝对化的认知误区。
（二）学术辨析：对主流争议观点的唯物回应
1. 回应“张献忠私产说”
学界部分观点片面放大张献忠的个人支配权，脱离封建时代制度背景，套用现代私人产权概念，将江口沉银全盘定义为张献忠个人私产，否定大西政权的国有权属。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该观点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与时代错位。
其一，从财富用途来看，沉银核心资产长期用于大西政权军队建设、地方治理、官员俸禄、军功赏赐等公共军政事务，是维系割据政权存续的公共资产，并非用于张献忠个人奢靡消费。其二，从时代制度来看，古代封建割据政权本无现代公私产权划分体系，张献忠的财富支配权，是基于政权最高统治者身份的职务权力，而非纯粹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其三，从权属主体来看，财富的积累、管控、调配均服务于大西政权整体统治，而非个人私有，政权覆灭后财富的历史价值也依附于大西政权历史而存在。因此，“私产说”混淆古今产权制度差异、颠倒主次矛盾，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2. 回应“明代遗存说”
部分研究仅依据文物铭文的明代溯源信息，静止、孤立地认定沉银为明代藩王与官府遗存，否定明末财富权属变更的历史事实，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认知误区。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历史事物是永恒发展、普遍联系的，评判历史权属必须立足动态历史进程，而非静态源头。明代财富在明末社会革命、政权更迭、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已通过合法的时代再分配完成权属转移，旧的明代产权关系随着明王朝巴蜀统治的覆灭彻底消亡，新的大西政权产权关系随之建立。
财富的本源归属≠历史权属，源流追溯仅能说明财富的生产积累源头，不能界定政权更迭后的最终权属。“明代遗存说”割裂历史发展脉络、忽视社会变革的财富重构规律，是典型的静止化、片面化历史认知。
3. 回应“无主宝藏说”
民间广泛流传的“无主宝藏”认知，完全脱离考古实证与历史规律，是主观臆断的唯心主义错误认知。立足唯物史观社会矛盾动态更迭规律，可彻底驳斥这一错误观点，还原沉银事件的战略必然性与权属清晰性。
明末历史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清晰的动态转化。张献忠起义前期，明王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底层民众的残酷剥削，构成社会主要矛盾，大西军起兵反明、推翻地方腐朽统治、收缴封建剥削财富，是顺应阶级斗争规律的正义之举。明末清初，满清势力大举入关、外族入侵华夏，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
顺应这一历史大势，大西政权主动调整战略格局，摒弃单纯的阶级对抗思维，确立联明抗清、抵御外侮的核心战略，主动放弃成都根据地，率军政主力与全部国库财富战略南移，构建川南抗清防线。1646 年，大西军转移途中遭遇南明军队伏击，为避免国家军政核心财富落入敌军之手、资敌误国，被迫实施沉船藏银，最终形成江口沉银遗址。
由此可见，江口沉银是大西政权为守护民族大义、服务抗清战略留存的国有军政资产，权属主体清晰、历史背景明确、战略动因充分，绝非无主散落宝藏。这一史实同时印证，大西政权并非单纯的地方割据势力，其后期顺应民族大义的战略转型，具备鲜明的历史进步性，进一步佐证了其财富权属的合法性与历史性。
结语
依托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结合考古实证与文献考据，可彻底破除江口沉银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片面认知与历史偏见，还原明末巴蜀政权更迭、财富重构、矛盾演变的真实历史逻辑。从物质实践层面，七万余件出水文物以客观实证终结了沉银史实的千年争议；从历史规律层面，明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动态更迭，主导了巴蜀地区的财富流转与大西政权的战略抉择；从权属本质层面，江口沉银是大西政权国有军政核心资产、由张献忠全权支配调度的辩证统一体，主次分明、逻辑清晰、史实确凿。
江口沉银遗存不仅是明末区域经济、财政体系、社会变革的物质见证，更是明末农民起义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的重要历史缩影。不管多少人有这样那样的论述，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来看，江口沉银不但是眉山的财富，四川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更是世界的财富。以唯物史观正本清源、考辨史实，不仅精准厘清了沉银财物的权属争议，客观还原了大西政权与张献忠的历史真实面貌，破除了清代以来固化的历史污名与片面叙事，更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解读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区域社会史的科学性与时代价值，为巴蜀地域历史文脉的保护、传承与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严谨、科学的学理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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