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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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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男子故意让毒蛇咬自己舌头，等蛇放完毒，他一口咬下蛇
我盯着那条蛇。
竹叶青，翠绿翠绿的，盘在铁笼子角落里，三角脑袋微微昂着，两只眼睛像两颗碎玻璃碴子，冷。
周围看热闹的人围了三层，没人敢靠太近。空气里一股子腥臊味，混着烟味、汗味、劣质香水味，还有爆米花的甜腻腻的焦香。
庙会上啥味儿都有。
“让一让，让一让！”一个光头大汉拨开人群挤进来，脖子上挂着拇指粗的金链子，胳膊上纹了条过肩龙，手里攥着一沓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哪个龟儿子说能让蛇咬自己舌头？老子今天开开眼！”
人群骚动起来。
我蹲在笼子边上，没吭声。
旁边一个瘦猴似的男人替我答了话，那是我兄弟，外号“油条”，人如其名，瘦得跟炸老了的油条似的，嘴皮子溜得能刮下一层油来。
“这位老板，您算是来着了！”油条笑嘻嘻地凑上去，手指头搓了搓，做了个数钱的动作，“我哥这门手艺，全川找不出第二个。您要看，得先表示表示。”
光头大汉把钞票往油条手里一拍：“五百！够不够？”
“够了够了，老板大气！”油条把钱塞进腰包，朝我挤挤眼，“哥，来活儿了。”
我还是没动。
眼睛盯着那条竹叶青。
它也在看我。
蛇的眼睛跟人的不一样，没有眼皮，永远睁着，你看不透它在想什么。但我知道它在想什么——它在想怎么咬我。
我跟蛇打了二十年交道，什么样的蛇都见过。眼镜王蛇竖起身子比你人还高，五步蛇趴在地上跟一坨牛粪似的，银环蛇黑白相间好看得像根花绳子。但竹叶青不一样，这玩意儿阴得很，咬人的时候不声不响，毒液顺着牙槽灌进去，等你发现疼的时候，半个身子已经麻了。
“哥？”油条又催了一声。
我慢慢站起来。
膝盖咔吧响了一声，蹲久了就这样。我今年四十三，干这行干了十六年，膝盖早蹲坏了，天阴下雨疼得睡不着觉。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
我走到笼子前，伸手打开铁笼门。
那条竹叶青嗖地一下窜出来，快得像一道绿光。人群“哗”地往后退了一大圈，有人尖叫，有人骂娘，有人踩了别人的脚。
我没退。
蛇落地的一瞬间，我右脚踩住了它的尾巴根。
竹叶青猛地回头，嘴巴张到一百八十度，两根毒牙从牙床里翻出来，白森森的，上头挂着两滴透明的毒液。
就是现在。
我弯下腰，伸出舌头。
周围安静了一秒。
然后炸了锅。
“卧槽！”
“真来啊？！”
“疯了疯了！”
有人掏出手机录像，有人捂住了眼睛，有人兴奋得脸都红了。光头大汉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嘴巴半张着，金链子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疼。
我的舌头伸到了蛇头跟前。
竹叶青没有任何犹豫，一口咬了上来。
毒牙刺进舌头的一瞬间，那种疼——怎么形容呢——像有人拿两根烧红的铁钉，同时钉穿了你的舌头，然后往里头灌辣椒水。
舌头上的神经比手指头密十倍，疼起来是真疼。
我浑身一哆嗦，冷汗唰地就从额头上冒出来了。
但我没缩。
疼只是开始。
毒液灌进来的时候，舌头开始发麻，那种麻不是蹲久了腿麻的那种麻，是像有无数只蚂蚁在舌头里头爬，从舌尖往舌根爬，往喉咙里爬，往脑子里爬。
我的舌头肉眼可见地肿了起来。
几秒钟的功夫，舌头就胀到了正常的两倍大，颜色从肉红变成了紫黑，像一块在太阳底下晒了三天的猪肝。
人群又是一阵惊呼。
“肿了肿了！”
“黑了黑了！”
“这不得死啊？！”
油条在旁边解说，声音又尖又亮，跟说快板似的：“各位看官瞧仔细了！这是正宗的竹叶青，一口下去，毒液剂量足以杀死一头牛！您看我哥这舌头，三秒钟肿一倍，五秒钟变颜色，这就是毒液发作的实况！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光头大汉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嘴里反复念叨：“牛逼……真牛逼……”
我什么都听不见。
耳朵里嗡嗡响。
舌头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它像个气球一样在嘴里膨胀，顶着上颚，塞满了整个口腔，连呼吸都开始费劲。
毒液还在往深处走。
喉咙开始发紧，像有只无形的手掐住了气管。胸口开始闷，心脏跳得跟擂鼓似的，咚咚咚，每一下都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视线开始模糊。
周围的人脸变成了一团团肉色的影子，晃来晃去。
我知道时间差不多了。
再等下去，毒液攻心，神仙都救不回来。
我弯腰，伸手，一把攥住了那条竹叶青的七寸。
蛇的身子冰凉滑腻，肌肉在我手心里疯狂扭动，尾巴啪啪地抽打着地面。
它的嘴还咬在我舌头上，毒牙还嵌在肉里。
我捏住它的上下颚，用力一掰。
咔吧。
蛇嘴被我掰开了。
毒牙从我的舌头里拔出来，带出两股黑血，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接下来。
就是这门手艺的核心了。
我张大了嘴——舌头已经肿得堵住了整个口腔，张大嘴这个动作费了我全身的力气——然后，一口咬了下去。
咬在蛇的七寸上。
牙齿刺破蛇鳞，蛇皮，蛇肉。
腥味，苦味，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同时在我嘴里炸开。
蛇血喷出来，溅了我一脸。
那条竹叶青在我手里疯狂抽搐，尾巴甩得像鞭子，抽在我胳膊上啪啪响。
我没有松口。
用力咬，用力嚼。
蛇骨在我牙齿间嘎嘣嘎嘣地碎裂，蛇肉被我嚼成了一团烂泥。
蛇血顺着我的嘴角淌下来，混着我舌头上的黑血，滴滴答答落在脚下的泥地上。
周围彻底安静了。
连油条都不说话了。
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术，张着嘴，瞪着眼，看着一个嘴里塞着半条蛇的男人，满脸是血地站在庙会的太阳底下。
我把嚼烂的蛇肉咽了下去。
然后松开了手。
剩下的半截蛇身子掉在地上，还在扭动，但已经没了力气，像一根被踩了半死的蚯蚓。
我闭上嘴，感受着舌头的变化。
蛇肉里的某种东西——也许是蛇胆的汁液，也许是别的什么——开始起作用了。舌头的肿胀在缓慢消退，麻感从喉咙往舌尖退回去，像退潮一样。
胸口不那么闷了。
心跳慢下来了。
视线清晰了。
我低头看了看地上那半截蛇，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上全是血，分不清是蛇血还是我自己的血。
“好！”
光头大汉第一个反应过来，带头鼓掌。
紧接着，掌声噼里啪啦响起来，夹杂着叫好声、口哨声、还有手机快门的声音。
油条重新活了过来，声音比刚才还高八度：“各位老铁！各位老板！瞧见没有！这就是我哥的独门绝技——以毒攻毒！蛇咬人，人咬蛇！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觉得牛逼的，掌声再热烈一点！觉得不过瘾的，钞票甩起来！”
几张钞票扔进了场子里。
十块的，二十块的，一张五十的。
油条弯腰捡钱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脖梗子上全是汗。
光头大汉走过来，又拍出两百块钱，拍在我肩膀上：“兄弟，你是个狠人！老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么狠的！交个朋友！”
我没说话。
舌头还没完全恢复，说话不利索。
我只是点了点头。
大汉也不在意，掏出手机加了我微信，备注写了个“蛇王”，然后带着他那帮兄弟走了，边走边回头看我，嘴里还在念叨“牛逼”。
人群慢慢散了。
庙会的喇叭重新响起来，放着《恭喜发财》，震天响。卖糖葫芦的吆喝声，套圈的叮当声，小孩的哭闹声，重新把这块地方填满了。
我蹲下来，捡起地上那半截蛇，扔进铁笼子里。
手还在抖。
每次表演完都这样，控制不住。
油条凑过来，把捡的钱往我手里塞：“哥，今天总共七百二，你拿五百，我拿二百二。”
我抽了两张一百的给他。
“多了多了，”油条推辞了一下，但还是接了，“哥你每次都这样，我怪不好意思的。”
“拿着。”
我站起来，膝盖又咔吧响了一声。
舌头消肿了，但说话还是有点大舌头，像嘴里含了块糖。
油条把钱揣好，开始收拾东西。铁笼子，装蛇的编织袋，一个装满了各种药瓶子的帆布包。
“哥，下一场去哪个庙会？绵阳那个还是德阳那个？”油条问。
我拧开一瓶矿泉水，漱了漱口，吐出来的水是粉红色的。
“先回去。”
“回哪儿？”
“回家。”
油条愣了一下：“回……回哪个家？”
我没回答。
把矿泉水瓶子扔进垃圾桶，拎起编织袋，朝停车场走。
油条拎着铁笼子跟在后头，嘴里还在念叨：“哥，绵阳那个庙会人可多了，去年咱们在那儿一天挣了三千多，今年肯定更多。德阳那个差点意思，但胜在场地费便宜……”
我停住脚步。
“今天不跑了。”
“啊？”
“我要回家一趟。”
油条张了张嘴，想说啥，但看了看我的脸色，又把嘴闭上了。
他跟我混了八年，知道我啥时候能商量，啥时候不能商量。
现在就是不能商量的时候。
停车场在庙会外头，一片烂泥地，停满了各种面包车、三轮车、摩托车。我的车是一辆五菱宏光，买了七年，跑了二十万公里，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后座拆了，专门放蛇笼子。
我打开后备箱，把编织袋扔进去。
编织袋里头有动静，嘶嘶的。
里头还有三条蛇，一条眼镜蛇，一条菜花蛇，一条乌梢蛇。都是这几天抓的，还没来得及卖。
油条把铁笼子也塞进去，然后站在车旁边，搓着手。
“哥，那你回去几天？”
“不知道。”
“那……我一个人咋整？”
“歇几天。”
油条的脸垮下来。
歇几天就是没钱挣。
没钱挣他就难受。
但他没敢多说。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五菱宏光的引擎声跟拖拉机似的，突突突响了一阵才稳住。
油条扒着车窗：“哥，那你早点回来啊，绵阳那个庙会后天就开始了，咱们——”
我把车窗摇上去，挂挡，踩油门。
车子颠颠簸簸地开出了停车场。
后视镜里，油条站在泥地里，瘦得跟根竹竿似的，看着我走远。
我上了国道。
往南充方向开。
车里一股子蛇腥味，混着汽油味，还有我身上的血腥味。这些味道我闻了十六年，早就闻不出香臭了。
车窗外的风景刷刷地往后退。
四川的春天，油菜花开得正盛，一片一片的黄，铺在山坡上、田埂上、路边上，明晃晃的，晃得人眼睛疼。
我开了四个小时。
到南充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我没进城，拐进了一条乡镇公路。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烂，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旧。
最后，车子停在一个镇子上。
石板街，老瓦房，街口一棵黄桷树，树冠遮住了半边天。
我把车停在树下，熄了火。
在车里坐了很久。
引擎冷却下来，发出咔咔的金属收缩声。车外头，有人在放电视，声音很大，放的是《新闻联播》。有人在炒菜，辣椒下油锅的滋啦声，辣味飘进车里，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我下了车。
拎着那个装蛇的编织袋。
街上的路灯坏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发着昏黄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顺着石板街往前走。
路过一家麻将馆，里头哗啦哗啦搓麻将的声音，有人喊“杠上开花”，有人骂“龟儿子手气臭”。
路过一家理发店，门口的红蓝白转灯还在转，但店里没人，老板娘坐在门口嗑瓜子，看了我一眼，又移开了目光。
路过一家药店，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头亮着灯。
我走到街尾。
一栋两层的旧房子，墙面上的白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里头的水泥。门口堆着几个蛇皮袋，装着空饮料瓶子和硬纸板。
门是关着的。
但窗户亮着灯。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编织袋里的蛇在动，嘶嘶的。
我抬起手，想敲门。
手举到半空中，停住了。
我看着自己的手。
手背上全是干了的血痂，指甲缝里也是黑的。手掌上全是老茧，虎口上有一道疤，是被眼镜蛇咬的，那回差点没救回来。
我把手放下了。
转身，走到窗户边上。
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窗户，玻璃上糊了一层灰，但还能看见里头。
我往里看。
客厅里，一个老太太坐在沙发上，花白头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腿上盖着一条毯子。
她在看电视。
电视里放的是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茶几上摆着一碗粥，一碟咸菜，粥没怎么动，咸菜也没怎么动。
老太太看着电视，但眼睛是空的。
那种空，不是发呆的空，是——怎么说呢——是等一样东西等了太久，等得已经忘了在等什么的空。
我在窗外站着。
编织袋里的蛇不动了。
电视里的戏唱完了，开始放广告。老太太慢慢站起来，走到电视机前，伸手去关。
她的动作很慢，每一个动作都像在水里走路。
关掉电视后，她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转过身，朝卧室走。
她的背驼得厉害。
走路的姿势，像在找什么东西。
客厅的灯灭了。
卧室的灯亮了。
又过了一会儿，卧室的灯也灭了。
整栋房子黑了下来。
我在窗外站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回车上。
把编织袋扔进后备箱，发动引擎，倒车，开出了镇子。
车灯照亮了那条石板街，照亮了那棵黄桷树，照亮了街口那块掉了漆的路牌。
路牌上写着三个字。
我娘的名字。
我八岁那年，我爹跑了。
跑之前，他是个杀猪的，在镇上的屠宰场干活，一天杀十几头猪，回家的时候身上永远一股猪血味。
他不喝酒的时候，还算个正常人。
喝了酒，就不是人了。
打我娘，打我，砸东西，把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一遍。
我娘从来不还手，也不跑，就蹲在墙角，抱着头，等他打累了。
我八岁那年冬天，他喝了酒回来，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高兴，没打人，反而从兜里掏出一把糖塞给我，说是喜糖。
然后他收拾了一个蛇皮袋，走了。
再也没回来。
后来听人说，他跟屠宰场一个卖猪下水的老娘们跑了，去了广东。
我娘哭了三天。
第四天，她不哭了。
她开始养猪。
养了三头猪，年底卖了，挣了八百块钱。
第二年养了五头。
第三年养了十头。
到我十二岁的时候，她是全镇养猪最多的女人，一个人养二十头猪，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煮猪食，晚上十点还在打扫猪圈。
她的手，裂得跟老树皮似的，冬天裂口子，往外渗血，她用胶布缠一缠，继续干活。
她从来不提我爹。
也不让我提。
有一回，我在学校跟人打架，被打破了头，回家她给我包扎的时候，我疼得哭，喊了一声“爹”。
她扇了我一巴掌。
那是她第一次打我。
打完她也哭了。
抱着我哭。
哭完了，她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她说：“你爹死了。”
我知道他没死。
但我也知道，在我娘心里，他死了。
我十五岁那年，猪瘟。
二十头猪，三天死了十七头。
剩下三头，半死不活。
我娘蹲在猪圈门口，看着那些死猪被防疫站的人拖走，一整天没说话。
第二天，她开始收废品。
推着一辆三轮车，走街串巷，收硬纸板、空瓶子、旧报纸。
从养猪大户到收废品的，镇上的人背后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我听过。
我都听过。
但我娘从来没在我面前抱怨过一句。
她只是每天推着那辆三轮车出门，晚上推着满满一车废品回来，分类，打包，堆在院子里。
她手上的裂口更多了，更深了。
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
我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
我娘问我想干啥。
我说，我想挣钱。
她没说话，第二天带我去镇上一个修摩托车的铺子，跟老板说，让我当学徒。
我在那儿干了一年。
学会了修摩托车，也学会了抽烟、打牌、跟街上的二流子混。
我十八岁那年，跟人打架，把人打进了医院。
对方报了警。
我跑了。
跑到了成都。
在成都混了两年，啥活儿都干过，工地搬砖、餐厅洗碗、发传单、当保安。
最后在一家蛇餐馆落了脚。
那家蛇餐馆在成都双流，老板是个广东人，专门做蛇肉，椒盐蛇段、蛇肉火锅、蛇胆酒，生意好得不得了。
我的活儿是杀蛇。
一天杀几十条，上百条。
杀了三年，我对蛇比对人还熟悉。
什么蛇有毒，什么蛇没毒，毒蛇的毒牙在哪个位置，毒腺有多深，怎么取毒，怎么取胆，我闭着眼睛都能干。
后来蛇餐馆倒闭了。
老板赌博，把店输掉了。
我又没了活儿干。
但我会杀蛇，会抓蛇，会跟蛇打交道。
我就开始单干。
一开始是抓蛇卖给餐馆，后来发现这样挣不了几个钱。
有一回，我在乡下抓蛇，一个老头看见我徒手抓了条眼镜蛇，吓得脸都白了，然后掏出五十块钱塞给我，说“小伙子你太厉害了”。
我突然开了窍。
人们怕蛇。
但又对蛇好奇。
尤其是毒蛇。
越是毒的蛇，人们越想看，越怕越想看。
我开始在庙会上表演。
一开始就是简单的抓蛇，后来加了让蛇咬手指头，再后来加了让蛇咬舌头。
咬舌头这个活儿，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舌头血管丰富，毒液吸收快，肿得快，视觉冲击力强。
但光让蛇咬，不算本事。
真正让观众掏钱的，是咬完之后我怎么解毒。
去医院打血清，那就没意思了。
我得用自己的办法解毒。
我试了很多办法。
草药，蛇药片，放血，火罐。
最后发现，最有效的办法，是咬回去。
把咬我的那条蛇，活生生咬死，嚼烂，吞下去。
蛇肉里头有抗毒血清，蛇胆能解毒，蛇血能活血。
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土法子，没人验证过，但在我身上，它管用。
第一次表演咬舌头，是在绵阳的一个庙会上。
那天挣了八百块。
比我杀一个月蛇挣的都多。
从那以后，我就干上了这行。
一干就是十六年。
十六年，我走过四川每一个县，去过重庆、贵州、云南、湖南。
庙会、集市、广场、工地，哪儿人多我去哪儿。
表演的内容越来越狠。
一开始只是让无毒蛇咬，后来让毒蛇咬手指，再后来让毒蛇咬舌头。
咬舌头的效果最好。
因为舌头会肿，会变黑，观众能亲眼看见毒液发作的过程，那种视觉冲击力，比任何特效都震撼。
然后我再当众把蛇咬死，嚼烂，吞下去。
肿胀消退，黑紫色褪去，舌头恢复正常。
整个过程，前后不超过三分钟。
但就是这三分钟，能让围观的人掏钱。
这些年，我被蛇咬过不下一千次。
毒蛇咬过至少三百次。
最严重的一回，是被一条五步蛇咬了手背，整条胳膊肿得跟大腿似的，我兄弟把我送到卫生院，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得截肢。
我没截肢。
我嚼了一条五步蛇。
在医院门口，当着一群医生护士的面，把一条活五步蛇咬死，嚼烂，吞了。
胳膊当天晚上就开始消肿。
第二天就出院了。
那个医生追着我问原理，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管用。
这些年，我攒了一些钱。
不多，但够活。
大部分钱，我都寄回老家了。
寄给我娘。
我娘从来没问过我钱是怎么挣的。
我也从来没说过。
她只知道我在外面“做生意”。
每次打电话，她都只说两句话。
第一句：“钱够花不？”
第二句：“别干犯法的事。”
我说，嗯。
电话就挂了。
我们母子俩，十几年了，每次通话不超过一分钟。
不是没话说。
是不知道怎么说。
去年过年，我回了一趟家。
我娘老了很多。
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走路要拄拐杖。
她还在收废品。
我说，别收了，我寄的钱够你花。
她说，闲着难受。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娘俩吃了一顿年夜饭。
一个鱼，一个肉，一个青菜，一个汤。
她吃了半碗饭，就说饱了。
我知道她是舍不得吃，想留给我。
我没说破。
吃完饭，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把她扶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
她的脚露在外面。
脚上全是裂口，跟十几年前一模一样。
我坐在床边，坐了很久。
过完年，我又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她站在门口送我。
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十几个煮鸡蛋。
她说，路上吃。
我接过来，上了车。
车子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门口。
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那个画面，我记了一整年。
今天，我又回来了。
但没进门。
我在窗外看了她一眼。
然后走了。
回到车上，我开出了镇子。
但没有上高速。
我把车停在了镇子外头的一条河边。
关了引擎，关了车灯。
黑暗一下子涌上来。
河水哗哗地流。
远处镇子上的灯光，稀稀疏疏的，像快要灭了的蜡烛。
我坐在驾驶座上，手搭在方向盘上。
手上的血痂在黑暗里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硬硬的，扣在皮肤上。
编织袋里的蛇又在动了。
嘶嘶的。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糟糟的。
我今年四十三。
干这行干了十六年。
我被蛇咬了上千次。
每一次，我都活下来了。
但我知道，早晚有一次，我会活不下来。
蛇毒这玩意儿，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解的。
万一哪天咬我的蛇毒性特别强，万一哪天我嚼蛇肉的时候没嚼到位，万一哪天毒液攻心得太快——
那就没了。
就这么没了。
到时候，谁会告诉我娘？
油条会告诉她吗？
油条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娘会在那栋旧房子里，继续等。
等我打电话。
等我寄钱。
等我过年回家。
等到最后，等不到。
她会怎么样？
我不敢想。
我睁开眼睛。
发动引擎。
倒车，掉头。
重新开回了镇子。
车停在黄桷树下。
我下车，走到那栋旧房子门口。
这次，我没有犹豫。
敲门。
咚咚咚。
没反应。
又敲。
咚咚咚。
灯亮了。
卧室的灯亮了。
然后是脚步声，很慢，很沉，一步一步挪到门口。
“哪个？”我娘的声音，隔着门传出来。
沙哑，苍老，带着警惕。
“是我。”
沉默。
然后是门闩拉动的声音。
门开了。
我娘站在门里头，披着一件旧棉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像刀刻的一样。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
“咋个回来了？”她问。
“回来看看。”
她往后退了一步，让我进门。
客厅还是老样子。
旧沙发，旧茶几，旧电视。
茶几上那碗粥还在，已经凉透了。
“吃饭了没？”她问。
“吃了。”
“真的吃了？”
“吃了。”
她不信，转身往厨房走：“我给你下碗面。”
我想说不用，但没说出口。
她进了厨房。
我坐在沙发上。
厨房里传来开煤气灶的声音，水龙头哗哗放水的声音，切葱花的声音。
我看着茶几上那碗凉粥。
端起来，几口喝完了。
咸菜也吃了。
我娘端着面出来的时候，看见空碗，愣了一下。
“你不是说吃了？”
“又饿了。”
她把面放在我面前。
卧了两个荷包蛋，撒了葱花，还滴了几滴香油。
我拿起筷子，吃。
她坐在旁边看着我吃。
“工作咋样？”她问。
“还行。”
“挣钱不？”
“挣。”
“别太累。”
“嗯。”
“也别干犯法的事。”
“嗯。”
面吃完了。
连汤都喝干净了。
我放下筷子。
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
“娘。”
“嗯？”
“我带你出去转转吧。”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瞬间的亮光，但很快又暗下去。
“去哪儿转？”
“随便，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哪儿也不想去。”
“为啥？”
“腿疼，走不动。”
“我背你。”
她又看了我一眼。
这回看得久了一些。
“你咋个了？”她问。
“没咋个。”
“是不是出啥事了？”
“没有。”
她盯着我的脸，盯了很久。
然后慢慢站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
递给我。
“这是我攒的钱，不多，你要用就拿去。”
我没接。
“娘，我不要你的钱。”
“你拿着。”
“我真不要。”
她把存折塞进我手里。
存折是旧的，封皮都磨破了。
我打开看了一眼。
余额：三万六千八百四十块。
这是她收废品攒的钱。
一分一分攒的。
我把存折合上，放在茶几上。
“娘，我有钱。”
“你的钱是你的，这是我的。”
“我真的有。”
她不说话了。
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的存折。
我看着她。
看着她花白的头发，驼着的背，满是裂口的手。
十六年了。
我在外面表演让蛇咬舌头，嚼蛇肉，喝蛇血，挣钱。
她在老家收废品，攒钱。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但我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辛苦了”。
从来没说过一句“我想你了”。
从来没说过一句“对不起”。
我张了张嘴。
想说点什么。
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最后说出来的，还是那句话。
“娘，我带你出去转转吧。”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说：“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去看看你爹。”
我愣住了。
“看他干啥？”
“不干啥，”她说，“就是想看看。”
“他有什么好看的。”
她不说话了。
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上的裂口，在灯光下一道一道的，像干涸的河床。
“我梦见他了，”她说，“前几天梦见的。”
“梦见啥了？”
“梦见他说冷。”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娘，他都跑了三十多年了，你还管他冷不冷？”
她不说话。
“他那种人，不值得你想。”
她还是不说话。
我站起来。
“行，我带你去看他。”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你知道他在哪儿？”
“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回答。
我确实知道。
前些年，我托人打听过。
我爹跟那个卖猪下水的老娘们跑到广东后，在佛山一个建筑工地干了几年，后来工地出事，他摔断了腰，瘫了。
那老娘们跑了。
他一个人，瘫在出租屋里，靠捡垃圾活着。
后来被一个老乡接回了四川，住在遂宁一个镇子上。
我从来没去看过他。
也从来没跟我娘说过。
但她问了。
我就带她去。
我们连夜出发。
我娘收拾了一个小包袱，装了两件换洗衣服。
我扶她上车。
五菱宏光的副驾驶座，她坐上去，安全带都不会系。
我帮她系好。
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第一回坐车的小孩。
我发动引擎。
车子开出了镇子，上了夜路。
路上很黑。
车灯照亮前面一小截路，剩下的都是黑暗。
我娘看着窗外。
窗外什么都看不见。
但她一直看着。
“你爹走的那年，你八岁。”她突然说。
“嗯。”
“他走之前，给你买了糖。”
“嗯。”
“你记得不？”
“记得。”
“他其实不是坏人，”她说，“就是没出息。”
我没接话。
“他以前不喝酒的时候，对咱娘俩挺好的，”她继续说，“过年给你买新衣裳，给我买头巾。”
“娘，你别说了。”
她停了一下。
又继续说。
“他后来喝酒，是因为屠宰场裁员，他没了活儿，心里难受。”
“那不是打人的理由。”
“我知道，”她说，“但他就是那么个人，扛不住事。”
我没说话。
车子继续往前开。
“我这些年，有时候想，他要是不跑，咱家会不会不一样。”她说。
“不会。”
“你咋知道？”
“因为他扛不住事。”
我娘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她轻轻叹了口气。
“你说得对。”
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遂宁。
我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那个镇子。
比我们镇子还破。
街上没什么人，路边的房子很多都空了，门窗上钉着木板。
我爹住的地方，是一栋快要塌了的老房子，门口堆满了垃圾。
废纸板、空瓶子、破衣服、烂鞋子，堆得跟小山似的。
我停下车。
我娘看着那堆垃圾，看了很久。
“他就住这儿？”
“嗯。”
她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我跟在她后面。
她走到那堆垃圾跟前，站住了。
垃圾堆旁边，有一个用硬纸板搭的窝棚。
窝棚里头，有动静。
一个老头从里头爬出来。
真的是爬。
他的腰以下完全不能动，全靠两只手撑着地面，一点一点往外挪。
头发长得跟野人似的，胡子拉碴，脸上全是污垢，身上穿着一件破得不成样子的棉袄，腿上裹着一条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毯子。
他抬起头，看着我们。
眼睛浑浊得像两滩泥水。
“你们……找哪个？”他问。
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娘看着他。
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浑浊的眼睛，看着他瘫痪的下半身，看着他身下那堆垃圾。
我站在她身后，看不见她的表情。
但我看见她的手。
她的手在抖。
“刘德柱。”我娘叫了他的名字。
老头愣住了。
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你……你是……”
“我是赵秀兰。”
老头张大了嘴。
嘴里的牙掉得没剩几颗。
他看着我娘，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哭了。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瘫在垃圾堆里，哭得像个小孩。
眼泪在污垢的脸上冲出两道白印子。
“秀兰……秀兰……”他反复念叨着我娘的名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娘站在那儿。
没有哭。
也没有说话。
只是站着。
站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往回走。
“娘？”
她没理我。
径直走到车旁边，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我跟过去。
她坐在副驾驶座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前方。
“娘，你——”
“走吧。”
“不跟他说句话？”
“说完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窝棚。
我爹还在哭，一边哭一边往这边爬，两只手撑着地面，一寸一寸地挪。
但他挪得太慢了。
像一只断了腿的虫子。
我上了车。
发动引擎。
车子开出了镇子。
后视镜里，那个窝棚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我娘一路上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车子开回了南充。
快到家的时候，我娘突然开口了。
“他活该。”
声音很平静。
“嗯。”
“但他也可怜。”
我没接话。
“人这一辈子，”她说，“一步走错，步步都错。”
车子停在了家门口。
我扶我娘下车。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栋旧房子。
“这房子，是他盖的。”她说。
“嗯。”
“盖房子那年，你还没出生。”
我没说话。
“那时候他还不喝酒，”她说，“每天下了班，就回来搬砖，和水泥，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她抬头看着房子。
“房梁是他上的，瓦是他铺的，窗户是他做的。”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后来他跑了，这房子就我一个人住。”
“住着住着，就习惯了。”
“有时候想，这房子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一样东西。”
她转过头，看着我。
“你说，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也没等我回答。
推开门，走进了房子。
我跟进去。
她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收拾东西。
把那碗凉粥端进厨房，把茶几上的存折放回抽屉，把沙发上的毯子叠好。
她的动作很慢，但很稳。
“娘，你歇着吧。”
“我不累。”
她收拾完客厅，又开始收拾卧室。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
看着她花白的头发，驼着的背，满是裂口的手。
看着她在那个我爹盖的房子里，一个人，慢慢地，收拾着。
“娘。”
“嗯？”
“我不走了。”
她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收拾。
“工作呢？”
“不干了。”
“为啥？”
“累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
“是不是出啥事了？”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
她盯着我的脸，盯了很久。
然后点了点头。
“那就别干了。”
她说得很平静。
就像当年我问她想让我干啥，她说“我想挣钱”时一样平静。
就像当年我打架跑了，她什么都没说一样平静。
就像这些年，我每次打电话说寄了钱，她只说“别干犯法的事”一样平静。
我走过去。
从她手里接过床单。
“我来吧。”
她没跟我抢。
在床边坐下来，看着我铺床单。
“你瘦了。”她说。
“没有。”
“瘦了。”
“可能最近没睡好。”
“为啥没睡好？”
“想事情。”
“想啥事情？”
我铺好床单，直起腰。
“想你。”
她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那是我记忆中，她第一次对我笑。
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睛里有一种暖洋洋的东西。
“想我干啥？”她说，“我又不会跑。”
我也笑了。
“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住在了家里。
住在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
房间还是老样子，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
墙上贴着我小时候的奖状，都发黄了。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是我八岁那年，我爹砸东西砸的。
裂缝还在。
我爹不在了。
我娘还在。
我闭上眼睛。
耳朵里很安静。
没有庙会的喇叭声，没有人群的嘈杂声，没有蛇的嘶嘶声。
只有隔壁房间，我娘的呼吸声。
很轻，很稳。
像这栋老房子本身在呼吸。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闻到了粥的香味。
我娘已经起来了。
厨房里，她站在灶台前，搅着一锅粥。
动作很慢，但很稳。
“起来了？”她头也不回地说。
“嗯。”
“洗脸刷牙，吃饭。”
“好。”
我去卫生间洗脸。
镜子里的我，脸上还有干了的血痂。
我用热水洗掉了。
血痂掉下来，露出底下的皮肤，有点发红。
我刷了牙。
回到厨房，我娘已经把粥盛好了。
两碗粥，一碟咸菜，两个煮鸡蛋。
我们面对面坐着，吃早饭。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子上，照在粥碗上，照在我娘花白的头发上。
“今天干啥？”她问。
“帮你收废品。”
她看了我一眼。
“你真不走了？”
“不走了。”
“那你的那些蛇呢？”
“放了。”
“放了？”
“嗯，今天就去放。”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
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
然后出门，打开后备箱。
编织袋里的三条蛇还在。
眼镜蛇，菜花蛇，乌梢蛇。
我拎着编织袋，走到镇子外头的山坡上。
春天的山坡，草绿了，野花开了，蜜蜂嗡嗡地飞。
我打开编织袋。
三条蛇爬出来。
眼镜蛇竖起身子，警惕地看着我，然后一扭头，钻进了草丛。
菜花蛇慢悠悠地爬走了。
乌梢蛇在袋子里犹豫了一下，最后也爬走了。
我看着它们消失在草丛里。
站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往回走。
走回镇子。
走回那栋旧房子。
我娘已经推着三轮车出来了。
车上堆着昨天收的废品，硬纸板捆得整整齐齐，空瓶子装在蛇皮袋里。
“走吧。”她说。
“我来推。”
“你会推？”
“会。”
我从她手里接过三轮车。
车把上，缠着一圈一圈的胶布。
是她缠的。
我推着车，她走在旁边。
我们沿着石板街往前走。
路过那家麻将馆，里头已经有人在打麻将了，哗啦哗啦的。
路过那家理发店，老板娘正在开门，看了我们一眼，说了句“早啊”。
路过那家药店，卷帘门还没开。
路过那棵黄桷树，树冠在阳光下发着绿油油的光。
我推着车。
我娘走在旁边。
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石板街上，一长一短。
“娘。”
“嗯？”
“晚上想吃啥？”
“随便。”
“那我做红烧肉。”
“你会做？”
“会。”
“跟谁学的？”
“自己琢磨的。”
她看了我一眼。
“你比你爹强。”
我没说话。
推着车，继续往前走。
风吹过来，带着油菜花的味道。
春天还长。
日子也还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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