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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保姆跟男雇主同居15年,雇主病逝,雇主女儿:我爸生前有交代
56岁保姆跟男雇主同居15年,雇主病逝,雇主女儿:我爸生前有交代
我叫李秀兰,今年五十六岁。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这一生的命运,会因为走进那扇门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老家在四川一个叫青石镇的地方。那地方穷,山多地少,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巴的。我家更是穷得叮当响,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是家里的老二,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那时候在农村,女孩子是不值钱的。我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丫头片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供她读书有什么用?”所以我只读了三年小学就辍学了。八岁那年,我就开始跟着大人下地干活,割猪草、放牛、挑水、砍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十九岁那年,村里人说媒,把我许给了隔壁村的刘大柱。刘大柱是个木匠,长得五大三粗的,看着倒也算壮实。我爹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个手艺人就饿不着。我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拗不过我爹,就这么把我嫁了过去。
新婚那几个月,刘大柱对我还算不错。虽然他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至少不打我不骂我。我天真地以为,这就是命里注定的姻缘,虽然谈不上多恩爱,但好歹能凑合着过日子。
谁知道好景不长。结婚半年后,刘大柱开始变了。他接的活儿越来越少,整天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打牌。喝醉了回到家,看什么都不顺眼,先是摔东西,后来就开始动手打我。
第一次挨打是因为他让我给他热酒,我忙着喂猪没听见。他一巴掌扇过来,打得我半边脸都肿了。我捂着脸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看我那样子,又踹了我一脚,骂道:“你个贱婆娘,老子叫你你没听见?”
我哭着跑回了娘家。我爹听了我的哭诉,非但没有替我出头,反而骂我不懂事:“男人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家两口子不打架?你给我回去,好好过日子!”
我妈偷偷塞给我两块钱,含着泪说:“闺女,忍忍吧,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能怎么办呢?”
那天晚上,我又回到了那个家。刘大柱已经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我蜷缩在炕角,一夜没合眼。
从那以后,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刘大柱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打我;喝酒喝多了,回来打我;赌钱输了,回来也打我。我身上的伤就没好过,旧的淤青还没消,新的又添上了。
我先后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怀儿子的时候,刘大柱收敛了一些,没怎么动过我。我以为有了孩子他就会变好,可事实证明我想错了。儿子出生后,他又恢复了原样,甚至变本加厉。
女儿出生那年,他喝醉了酒,嫌我生了个赔钱货,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死死护着怀里的婴儿,额头磕出了一个血窟窿,血流了满脸。邻居听到动静赶来拉架,他连邻居一起骂,说人家多管闲事。
那些年,我不是没想过跑。可我一个女人家,没文化没本事,能跑到哪里去?再说了,孩子还小,我舍不得。我总想着,为了孩子,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
可有些事,不是你忍就能过去的。
我三十五岁那年冬天,刘大柱在镇上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赔了一大笔钱。他心里不痛快,回到家就拿我撒气。那天他下手特别狠,用皮带抽我,用脚踹我,把我从屋里打到院子里。我满地打滚,求他别打了,可他根本不听。
最后是村里的王婶看不下去了,跑去叫了我大哥来。我大哥冲进来,一把推开刘大柱,吼道:“你再打我妹一下试试!”
刘大柱喝得醉醺醺的,指着我大哥的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我打我自己的婆娘,关你屁事!”
我大哥也是个暴脾气,两个人差点打起来。最后还是几个邻居把他们拉开了。我大哥把我扶起来,看着我满身的伤痕,眼圈红了。他说:“妹子,跟我回家。”
那天晚上,我大哥跟我爹吵了一架。我爹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让我回去。我大哥拍着桌子说:“爹,你看看妹子被打成什么样了?她还是个人吗?你要让她回去送死吗?”
我爹沉默了。他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早上对我说:“你要走就走吧,别在这个家待着了。”
我跪在地上给我爹磕了三个头,然后跟着大哥去了他家。大嫂是个好心人,给我煮了碗面,又找了几件她的衣服给我换上。她说:“妹子,你就在这儿住着,想住多久住多久。”
我在大哥家住了半个月,伤养好了,心里也有了打算。我跟大哥说,我要去省城打工,再也不回来了。大哥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走得远远的,别让他找到你。”
大哥借了我两千块钱,大嫂又偷偷塞给我五百。我把钱贴身藏好,在一个天还没亮的早晨,背着一个小包袱,踏上了去省城的路。
那时候正是农历二月,天还冷得很。我穿着一件旧棉袄,脚上是大哥给我的一双解放鞋,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我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动了。
走了四个多小时,我才到了镇上。坐上去县城的班车,又转大巴去省城。车上挤满了人,我被挤在角落里,连站都站不稳。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地狱一样的家。
到了省城,我才发现自己有多渺小。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马路上车水马龙,街上的人穿得光鲜亮丽,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普通话。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汽车站门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后来我看到车站旁边有个劳务市场,很多人举着牌子站在那里,有的写着“找工作”,有的写着“找保姆”。我走过去,怯生生地问一个看起来面善的大姐,这里怎么找活儿干。
那大姐打量了我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什么都能干,只要管吃管住就行。大姐笑了,说:“你这条件好找,城里好多人家缺保姆,就是活儿累点。”
她给我介绍了一个中介,交了五十块钱的中介费,给我安排了一份钟点工的活儿。每天去一户人家打扫卫生、洗衣服,干两个小时,给三十块钱。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地下室,一个月三百块钱房租。那间地下室只有七八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满了,窗户开在头顶上,透进来的光昏昏沉沉的。但我不在乎,比起那个充满暴力的家,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我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回到地下室,累得倒头就睡。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没有人打我骂我。
干了几个月钟点工,我攒了一点钱。有一天,那个中介大姐又找到我,说有一户人家要找住家保姆,照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一个月给三千块。
三千块!我眼睛都亮了。我连忙点头说愿意,中介大姐就带我去了那户人家。
那户人家住在城南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你就是小李吧?”他冲我笑了笑,声音不高不低的,“快进来坐。”
我紧张地跟着他进了屋,站在客厅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中介大姐在旁边交代了几句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着这个陌生的老人。
老人看出我的紧张,笑着说:“别怕,我这人很好相处的。你先坐下歇会儿,我给你倒杯水。”
他给我倒了杯水,又指了指沙发让我坐。我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端着水杯,偷偷打量着这个屋子。
屋子虽然不大,但很有文化气息。一面墙全是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书。茶几上放着笔墨纸砚,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窗台上摆着几盆花,绿油油的,看着就让人舒心。
“我叫周明远,”老人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退休前是个中学老师,教语文的。老伴走了好几年了,女儿在北京工作,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找个保姆,就是想有人做个伴,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说说话。”
我点点头,小声说:“我叫李秀兰,今年四十一岁。”
“四十一岁,还年轻着呢。”周老师笑着说,“你不用担心,我这里活儿不重。早上起来做个早饭,然后打扫一下卫生,去买买菜,准备午饭和晚饭。其余时间你自由活动,想看书看电视都行。”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愣了一下才点头。
“那就这么定了?”周老师站起来,“你今天就开始上班吧。我先带你看看厨房,看看冰箱里有什么菜,中午随便做点就行。”
我跟着他走进厨房。厨房很小,但很整洁,灶台上擦得锃亮,锅碗瓢盆摆放得整整齐齐。我打开冰箱看了看,里面有鸡蛋、西红柿、青菜,还有一块瘦肉。
“周老师,您中午想吃点什么?”我问。
“你看着做就行,我不挑食。”他说完就去客厅看书了。
我在厨房里忙活起来。虽然很长时间没正儿八经做过饭了,但毕竟是从小干惯了的,很快就上手了。我做了个西红柿炒蛋,炒了个青菜,又做了一个瘦肉汤。
吃饭的时候,周老师尝了一口菜,点点头说:“不错,味道很好。”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实话,我的手艺也就是家常水平,但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做饭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就这样,我开始在周老师家做起了住家保姆。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其实挺害怕的。毕竟之前的经历让我对所有男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周老师和刘大柱完全是两种人。
周老师说话从来不大声,走路轻轻的,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的。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在阳台上打一套太极拳,然后洗漱、看报纸,等我做好早饭。吃过早饭,他会练一个小时的字,然后看书或者看电视新闻。午饭后他要睡一会儿,下午要么出去散步,要么继续看书。晚饭后他喜欢听收音机里的评书,九点半准时睡觉。
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规律。
我每天的工作也很规律。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然后打扫卫生,买菜,准备午饭和晚饭。周老师对我很客气,从来不挑剔,有时候还会主动帮我择菜、洗碗。我说不用,他说闲着也是闲着,活动活动筋骨也好。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收拾,周老师突然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他说,“另外多加了二百,算是奖金。”
我愣了一下,接过信封,心里有些不安。按理说我应该高兴才对,但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周老师,您是不是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好?”
“没有没有,”他连忙摆手,“你做得很好,我很满意。这二百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就是了。”
我还是觉得不妥,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最后我还是收下了,心想可能是我想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师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对谁都好,对谁都客气。他教了一辈子书,学生遍布全国各地,逢年过节总有人给他寄贺卡、打电话。他老伴在世的时候,两人感情很好,据说从来没红过脸。可惜老伴走得早,五十八岁那年查出了癌症,半年就走了。
周老师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能看出来他眼里的落寞。他说:“人这一辈子啊,能遇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我和她在一起三十多年,从来没觉得够。”
我听着心里酸酸的。我想起自己的婚姻,想起那个动不动就打人的男人,忍不住叹了口气。
周老师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说没事。我不想跟他说我的事,一来我们还不熟,二来那些事说出来丢人。
但时间长了,有些事还是瞒不住的。
有一天,我正在客厅拖地,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码,心就提了起来——是老家的座机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电话是我儿子打来的。他已经长大了,声音粗声粗气的,跟他爸一个德行。他在电话那头吼:“妈,你跑哪去了?我爸住院了你知不知道?他喝酒喝得胃出血,现在在医院躺着呢!你得回来照顾他!”
我的手抖了一下,拖把差点掉在地上。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不回去。”
“你说什么?!”儿子的声音更大了,“他是你男人!他现在躺在医院里,你不管他?!”
“他不是我男人,”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他打我打了二十年,我受够了。”
“那他打你也是为你好!”儿子不讲理地说,“哪个男人不打老婆?你就不能忍忍吗?”
我闭上眼睛,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知道跟他说不通,从小到大,他耳濡目染的都是他爸那一套,觉得女人就该挨打,就该忍气吞声。
“我不会回去的。”我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我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起来。这些年积攒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怎么止都止不住。
这时候,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看见周老师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盒纸巾。他什么都没问,只是把纸巾递给我,然后默默地走开了。
等他走远了,我才擦干眼泪,继续干活。那天晚上,我做了一桌子菜,周老师吃了很多,但什么都没说。直到我要回房间睡觉的时候,他才叫住我。
“小李,”他说,“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说。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至少能听听你说说话。”
我站在门口,背对着他,眼泪又涌了上来。我咬着嘴唇,使劲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走进了房间。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想我的过去,想我的未来,想我到底该怎么办。最后我想明白了——我不能回去,死都不能回去。我要在这个城市活下去,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起来做早饭。周老师已经坐在餐桌前等着了,面前放着一杯茶。他看见我出来,笑了笑,说:“今天天气不错,吃完饭我们去公园走走吧。”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从那以后,我和周老师之间的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是我的雇主,我也不再只是他的保姆。我们更像是朋友,或者说,像是亲人。
他开始教我认字。我虽然读过三年小学,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周老师说,人活到老学到老,多认几个字总是好的。他找来一本《新华字典》,又从书架上拿出一些简单的读物,每天晚上抽出一个小时教我。
我学得很慢,有时候一个字记了好多遍还是记不住。周老师从来不着急,一遍一遍地教,直到我会了为止。有一次我因为老是记不住一个字的写法,急得直掉眼泪,觉得自己太笨了。周老师笑着说:“不笨不笨,是你太着急了。学习这种事,急不得的。”
他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那个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的。“你看,这个‘爱’字,上面是爪子,下面是心,中间是友。意思是说,用心去对待朋友,这就是爱。”
我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很多字,也学会了很多道理。周老师不光教我认字,还教我做人。他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钱没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堂堂正正。
我问他:“周老师,你觉得我这辈子还能活得像个人样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一直都是个人样,只是你自己没发现而已。”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又走,秋天来了又走。我在周老师家干了两年,这两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安稳的日子。不用担惊受怕,不用挨打受骂,每天就是做饭、打扫、认字、聊天,平平淡淡的,却让我觉得很幸福。
第三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天是三月十二号,植树节。周老师一大早就起来了,说要带我去郊区种树。我说好,准备了水和干粮,跟他一起坐公交车去了郊外。
种完树回来的路上,周老师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他捂着胸口,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我吓坏了,赶紧扶着他坐下,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可能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可是休息了十分钟,他的脸色不但没好,反而更差了。我急了,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是心肌梗塞,需要马上手术。我慌了,手忙脚乱地签字、交费,整个人都是懵的。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我一直在外面等着,手心里的汗就没干过。
手术结束后,医生说情况暂时稳定了,但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周老师,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心里难受得要命。
周老师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连夜从北京赶了回来。那是周敏,周老师唯一的女儿,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年薪很高,但很少回家。她长得很像周老师,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精明能干。
周敏在医院待了三天,看到周老师的情况稳定了,就要回去上班。临走前,她把我拉到一边,说:“李阿姨,我爸就拜托你了。他这个人倔,有什么事都不肯说。你在家多看着他,别让他太累。”
我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周老师的。
周敏点点头,又看了看病房的方向,叹了口气:“我这个做女儿的,离得太远了,照顾不到。要不是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酸。我知道她也不容易,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打拼,想回来也回不来。
周老师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了。以前他能自己上下楼,现在走几步路就喘。以前他每天都要练字看书,现在看一会儿就觉得累。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希望他能补补身体。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熬汤,周老师拄着拐杖走了过来。他靠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忙活,突然说了一句:“小李,你愿意留下来照顾我吗?”
我以为他在说笑,随口答道:“我不是一直都在照顾你吗?”
“我是说,”他顿了顿,“一直照顾到我走的那一天。”
我手里的勺子停住了。我转过身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期待,又带着一丝不安。
“周老师,你这是……”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他低下头,“我一个老头子,没什么能给你的。但我就是想,要是有你在身边,我剩下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堵得慌。
“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周老师又说,“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知道周老师说的“留下来照顾我”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在雇保姆,他是在求一个伴儿。
我扪心自问,我对周老师是什么感情?是感激,是敬重,还是别的什么?想了很久,我想明白了——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那种被人尊重、被人关心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活了四十多年,从来没有体验过。
可是我又害怕。我怕别人说闲话,怕周老师的女儿不同意,更怕自己配不上他。他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我一个没文化的乡下女人,这差距太大了。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走到周老师面前,说:“周老师,我愿意。”
周老师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他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小李。”
他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我反握住他的手,眼泪掉了下来。
从那天起,我和周老师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不再叫他周老师,改口叫老周。他也不叫我小李,叫我秀兰。
我们没有领证,也没有办酒席。老周说,他都这把年纪了,不想折腾。我说行,怎么都行。我们就这么简单地在一起了,像两个在风雨中漂泊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港湾。
老周的女儿周敏知道这件事后,沉默了很久。她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李阿姨,我尊重我爸的选择。只要你对他好,我没意见。”
我说:“你放心,我会对你爸好的。”
周敏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我不知道她是真心同意还是无奈接受,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周开心。
和老周在一起的这些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每天早上,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起来做早饭。不同的是,老周会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陪我说话。他说他年轻时候的事,说他怎么当上老师的,说他和前妻是怎么认识的。我听着,笑着,偶尔插几句嘴。
吃过早饭,我们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老周腿脚不好,走得很慢,但他坚持要去。他说,在家里闷了一天,出来走走对身体好。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们,卖菜的大姐每次看到我们都会开玩笑:“哟,老两口又来买菜啦?”老周笑得合不拢嘴,我也跟着笑。
中午吃完饭,老周要睡午觉。我就在旁边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下来,等他醒了再问他。有时候他醒得早,看见我在看书,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下午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公园里有一个湖,湖边种满了柳树。老周走累了,就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来,看着湖水发呆。我坐在他旁边,什么都不用说,就觉得很安心。
有时候下雨,我们就在家里待着。老周写字画画,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写得一手好字,画也画得好。他最喜欢画梅花,说梅花傲雪凌霜,是最有骨气的花。他画了一幅梅花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床头,每天都看。
晚上,我们会一起看电视。老周喜欢看新闻和纪录片,我喜欢看电视剧。他总是让着我,说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说不行,咱们轮着看。于是今天看新闻,明天看电视剧,倒也公平。
这样的日子,简单而美好。
当然,生活中也不是没有摩擦。老周有时候很固执,明明身体不舒服,非要硬撑着。我劝他去医院,他不去,说自己没事。我急了,跟他吵了几句,他也不吭声,就那么坐着。最后还是我服软,哄着他去了医院。
还有一次,他在阳台上浇花,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吓得魂都快飞了,赶紧把他扶起来。幸好只是擦破了皮,没伤到骨头。但从那以后,我就不让他自己浇花了,每次都抢在他前面把花浇了。他还不乐意,说我把他的乐趣抢走了。我说,你的乐趣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只好乖乖听话。
老周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他的心脏不好,血压也高,还有糖尿病。每天要吃一大堆药,饭前饭后的,一顿都不能落下。我专门买了个药盒子,按时间把药分好,生怕漏了。
他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有时候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了,有时候找不到东西急得团团转。我从来不嫌烦,帮他找,提醒他,实在不行就拿个小本子记下来。我学会了写字之后,最大的用处就是这个——帮老周记事情。
有一次,老周突然问我:“秀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后悔过吗?”
我正在给他削苹果,听到这话愣了一下。我放下水果刀,认真地看着他说:“不后悔,从来没后悔过。”
“真的?”他的眼睛里有光。
“真的。”我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当初答应留下来照顾你。”
老周笑了,笑得很开心。他接过我削好的苹果,咬了一大口,说:“甜。”
我知道,他说的是苹果,也是我们的生活。
日子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和老周在一起已经十五年了。
这十五年里,我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儿子结了婚,在老家开了一家小超市,日子过得还行。女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了份工作,嫁了个老实本分的男人。他们偶尔会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知道,他们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妈的,只是隔了这么多年,感情淡了。
我也老了。五十六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也多了。但我觉得自己比以前好看多了,因为我现在会笑了。以前的照片里,我永远是一副苦瓜脸,现在的照片里,我笑得像个傻子。
老周更老了。他今年七十六岁,走路要拄拐杖,耳朵也背了,跟他说话要很大声才行。但他的精神还不错,每天还是坚持看书看报,只是看得比以前慢了。
去年冬天,老周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那一个月,我寸步不离地守着他,困了就趴在床边眯一会儿,饿了就随便吃点东西。护士们都说我太辛苦了,我说不辛苦,只要他能好起来,我做什么都愿意。
老周出院后,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他瘦了很多,走路也更慢了。有一天,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秀兰,我怕是不行了。”
我听到这话,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说:“你别瞎说,你会好起来的。”
他摇摇头,说:“我自己知道。我活了七十多年,够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我哭得更厉害了,说:“你别说这种话,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
他摸着我的头,就像摸一个小孩子一样,说:“我已经跟敏敏说好了,我走了以后,她会照顾你的。这房子留给你,我还有一些存款,也留给你。你不用担心以后的生活。”
“我不要房子,也不要钱,”我哭着说,“我只要你活着。”
老周笑了,笑得很虚弱。他说:“傻丫头,人总要死的。我能在最后这些年遇到你,是我的福气。”
我趴在他腿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今年春天,老周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推着轮椅带他去公园。我们在湖边坐了很久,他看着湖面上游来游去的鸭子,突然说:“秀兰,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
我说记得,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
他说:“那时候我还能自己走,现在只能坐轮椅了。”
我说:“没关系,我推着你走。”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他说:“秀兰,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遇见你。”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说:“我也是。”
六月的一天,老周的病情突然恶化了。那天早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起来吃早饭。我去叫他,发现他躺在床上,呼吸很微弱。我赶紧打了120,把他送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后告诉我,老周的心功能衰竭,已经到了晚期。他说,可能撑不了几天了。
我守在老周的病床前,握着他的手,不敢松开。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捂都捂不热。
周敏也从北京赶了回来。她看到老周的样子,哭了。她拉着老周的另一只手,说:“爸,你一定要撑住。”
老周睁开眼睛,看了看周敏,又看了看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你们都在,真好。”
那天晚上,老周的精神突然好了很多。他能坐起来了,还能喝点粥。我心里清楚,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我强忍着泪水,陪他说话。
他跟我说了很多话,说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遇到了我。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没有早点遇到我。说他走后,要我好好照顾自己,不要难过。
我一一答应,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凌晨三点,老周握着我的手松开了。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嘴角还带着微笑。
他走了。
我跪在他的病床前,放声大哭。十五年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过。他教我认字时的耐心,他给我夹菜时的温柔,他牵着我的手散步时的温暖,他看着我笑时的宠溺……这一切,都成了回忆。
周敏站在一旁,也在哭。她哭了一会儿,擦了擦眼泪,走过来扶起我,说:“李阿姨,节哀。”
我看着她,说:“敏敏,你爸他……”
“我知道,”周敏打断了我,“我爸生前有交代。”
我愣住了。
周敏从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信是老周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看得出是他生病后写的。
我打开信,上面写着:
“秀兰: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不要难过,人总有这一天。
我这辈子,前半生平平淡淡,后半生遇见了你,才算真正活过。你给了我十五年的陪伴和温暖,这份情,我无以为报。
我把这套房子留给你,还有我存折上的十五万块钱,也都给你。你不要推辞,这是我唯一能留给你的东西。
敏敏那里,我已经跟她说了,她不会反对的。
秀兰,谢谢你,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要找到你。
老周”
我读完信,眼泪滴在信纸上,把字迹都晕开了。
周敏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李阿姨,我爸生前交代过,让我一定要照顾好你。你放心,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
我抱住周敏,哭得像个孩子。
处理完后事,我回到了那个我和老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的家。房间里的一切都没变,他的书还在书架上,他的毛笔还挂在笔架上,他画的梅花还挂在床头。
我坐在他常坐的那张藤椅上,闭着眼睛,仿佛还能感受到他的温度。
茶几上还放着他没看完的那本书,书页之间夹着一张书签。我拿起书,翻开书签所在的那一页,上面有一段话被他用铅笔划了出来: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愿相遇时,彼此都是最好的模样。”
我抱着书,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老周,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人。谢谢你,给了我十五年的幸福。我会好好活着,替你看着这个世界,替你把没看完的书看完,替你把没走完的路走完。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找到你,一定。
窗外的阳光洒进来,照在那幅梅花图上。梅花的枝干苍劲有力,花朵傲然绽放,像是在告诉我:即使是最寒冷的日子里,也要勇敢地活着。
我擦干眼泪,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几个孩子在追逐嬉戏,笑声清脆悦耳。远处,公园里的柳树在风中摇曳,湖水泛着粼粼波光。
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老周,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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