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问题学生”打交道的10年

一颗火星子

我与“问题学生”打交道的10年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少年纪”摄影项目中的学生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从2014到2024年，谢岚在上海虹口区的一所“专门学校”里做了10年外聘教师，专门与“问题学生”打交道。

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是对有违法、轻微犯罪行为和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中学生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的公办学校。2012年修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

这并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就连这所学校的校长都曾有过“还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吗”的想法——虽然可以用威严的方式管教住学生，但这些到底是不是教育？学生们出去以后真的发生改变了吗？

直到一些新的教育尝试在这所学校里发生，故事的走向开始变得不一样。

在基础的教学之外，这所学校还引入了项目式和体验式学习，并持续地和校外人士长期合作，希望多元的尝试可以帮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走出困境。谢岚便是在这种机缘下，走入这所学校。

在谢岚的观察中，除却这些丰富的课程，这所学校特别的地方是，老师们似乎都有一个共识——不给这些学生贴上“差生”的标签。《我不是差生》后来也成为谢岚新书的名字，在这本书中，谢岚记录了她与学生、老师、校长的访谈。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学生”是如何被看见和接住的。

访谈中有一位老师说：“很多人看到的孩子的行为偏差、不良行为，觉得‘不正常’。如果只从行为本身看，是不‘正常’。但如果我们去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现，他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对别人来说不太正常的行为，其实是他自己找的一个支点，来应对家庭、学校的压力。”

谢岚参与过学校的很多项目，这其中也有一些挫败的时刻，比如说，学生对一些方式并不感兴趣，有人可能会睡着、打闹或者是拒绝参与，但她会试图把这些当作探索问题的机会——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作为成年人，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匹配的方法去真正地帮助、支持这些孩子？

她在书和采访中都提到自己亲历的一个场景，曾有学生在班主任的陪伴下，到办公室找校长说：我不想上戏剧课。校长的回答是：我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跟我表达你的真实想法……

“真实是可以表达。”谢岚说，“我们想要重建一个关系，它可以相互倾听，相互理解和尊重。”

以下根据谢岚的讲述整理。



“少年纪”摄影项目中的学生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痛苦会让人长出刺来

我是2014年来到广中学校的，作为外聘教师在这里工作了10年。广中学校是上海虹口区的一所公立寄宿制专门学校，接收、教育和矫治那些有明显行为偏差、不适合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初中男生。

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校长乔俊君说，他曾经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工读学校教师——从1995年大学毕业进入广中，到2007年接任校长，这十多年里他几乎不笑，非常严肃，学生一看到他，就怕，走到哪里，哪里就没了声音。

学生是管住了，但他的职业成就感并没有得到满足，他当时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学校的职责是帮助孩子改变，如果我用这些严格的规范和惩戒来“教育”学生，等到学生们毕业以后，他们真的会改变吗？他心里始终有个想法：教育不会是压抑的，不管哪种学校都不应该是关人的地方。

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2012年，我当时报社的同事在一个心理工作坊上遇见了乔俊君校长。当时，在这种场合遇到男性本就少见，再加上校长和几个跟他一起来的男老师在现场还非常活跃，分享工作中的一些困惑，这就引起了我同事的好奇。聊过之后发现，原来上海还有这样一所学校，那里的校长和老师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不久后的教师节前夕，我们去广中学校采访，那次有一个细节很难忘，在采访学生时，他们都是临时举手来参加的，没有准备，没有被安排要说什么，也没有套话，这份真实很难得。访谈时，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举手来参加访谈，他们说：“正好是历史课，没什么意思。”

2014年，我开始在广中做外聘教师，每周去一到两天，和老师、同学合作，开展“项目式学习”，也和学生、老师聊天，做一些观察和记录。

其实在这个心理工作坊之前，校长就已经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方式，比方说增加学生外出活动的机会，师生一起打游戏、运动、看电影，还有唤醒学生内在自觉的体验式教育等。

在心理学的叙事疗法中有三句话：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每个带着问题来的人，才是解决问题的专家。在这所专门学校里，老师们面对的是所谓的“问题少年”，比较难带，但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不给这些学生贴上“差生”的标签，也不急于去解决掉这些问题，而是先去了解学生，看看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我书中访谈的这个班（2019年毕业）的学生像是一个分水岭。这个班里当时还有那种“混社会”的学生，像书中的龙哥和小窝，他们主要是逃学，在网吧过夜，三五成群，有一个小团体，有时可能还会跟着老大一起打架，有点像古惑仔。用我们老师的话说，这些孩子天天鸡飞狗跳的。

但在这个班之后，可能是随着虹口区老城改造后社会治安在变好，还有智能手机的普及，学校里这种“混社会”的学生越来越少，像有偷盗、抢劫这种行为的学生也几乎没有了。大多数学生的行为偏差表现在：学习困难，跟不上趟；容易和人产生摩擦、冲突，有攻击性；长期不来学校，不写作业，不上课，在家中沉迷网络世界等。他们的很多关系都在网络上，在现实中很难有朋友，比较孤独。

来到广中的学生，通常有个普遍的问题——一开始在学习上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慢慢跟不上趟，厌学，逃学。当他们出现这些问题，家庭和学校是真的帮到他们，还是破坏了他们的动力呢？比如说书中的俞小乐，在他三年级成绩出现下滑时，妈妈给他补课，想让他赶紧补，赶紧改，占用了他所有的时间，让他产生了抵触。还有Tom的英语老师给他的那种负面反馈，让他觉得“天天就是做作业、补作业，但成绩并没有提高，还是很差……努力有什么用？”这是不是也在破坏他的动力？

其实每个人都想学好，也都想在学校里交朋友。但有些老师会说，这个人是差生，不要跟他玩。在比较小的年龄阶段，学生对自我的认知还没有很成熟，如果总是有人对他说：你不行，你太差了，他可能就会内化这种认知：我确实不行，我很差。这是很痛苦的，也会让一个人长出刺来。

广中学校的老师会发现，刚来广中的时候，很多学生说话很冲，或者完全不跟你说话，对成年人有敌意。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他上课经常会随便插话，动不动就怼人，跟他说话也会曲解我的意思，背后好像有一种攻击性，很难交往。这样的话，其实他与同学之间也很难相处，容易起摩擦，打架，人际关系就建立不起来。

我们有些学生说，他不喜欢去学校，是因为在学校被孤立，会感到非常愤怒。这些烦躁、委屈、愤怒等情绪越积越多后，必然会产生抵触，因为他的情绪没有被看见。就像Tom说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美好。

学生出现这些行为偏差上的问题时，其实是对大人解决问题能力的考验。对老师来说，我们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方法来面对这些问题。



“少年纪”摄影项目中的学生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走出黑暗

广中学校有一门课程叫“无错教室”。它背后的理念基于美国临床心理学博士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非暴力沟通”，这个课程让我们有机会去用新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这些冲突。

刚才提到的那个很容易怼人的孩子也参加了这个课程，他一开始还是会插话、怼人，声音很尖利，老师们都会觉得脑壳疼。但来广中教授非暴力沟通的朱静老师很稳，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方法：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去观察自己，有没有被他的话激怒？再去看看这个孩子，他说这些话时背后的情绪是什么？

朱老师会去问学生：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刚才有个同学说了你一句，你感到特别的生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挺想被尊重的？

这样一说，这个孩子的火就泄下来了。在“无错教室”这堂课上，不管你是打人了、不去上课，还是不写作业，这些都不会被直接评判对错，而是先去看看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在言语、行为上有偏差时，很可能是因为一些内在的正向需求没有被满足。

有个男孩，他很想跟同学交朋友，但总会用揉人家头发的这种方式，让对方不舒服。人家跑走了，他还去追，最后就起了冲突。我们在跟这个同学聊的时候发现，他不仅是要交朋友，他在摸对方头发的时候，还有一种对于亲密感的需要。老师就问他：同学不理你时，你会觉得很害怕、很孤独？他说：是的。

对于冲突的另一方，老师也会同样去关注，被摸头发的那个男孩说：感觉自己很被打扰，不想被打扰。到了这个层面，人基本上就能够相互理解。再上课时，朱老师给这个喜欢摸别人头发的男孩带来了一只毛绒玩具。

只有看到自己内在发生了什么，你才能有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个男孩后来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能在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不对时，向他的班主任寻求帮助。毕业时，他还问班主任：以后我遇到问题，还能不能再来找你？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引领和陪伴。在对涛仔的访谈中，他说一个人能走出黑暗，不再垂头丧气的最关键一点就是“时间的管理安排”。这让我感到挺意外的，广中是住宿制学校，学生的一天基本上都被安排好了，我以为这会让他们感到不自由。

但涛仔说：“我以前只想打游戏，来了广中以后，事情多了起来，生活的内容丰富了，而且每件事情都有时间限制，就逐渐养成了时间管理的习惯。”后来在听他讲了自己的生活后，我开始能理解他的这个让我感到意外的回答——很多时候，他看起来在玩，但那种状态他自己其实并不满意，有种空虚和迷茫，觉得“浑浑噩噩”。

涛仔说的时间管理，其实是他在这里有事做了。他说到七年级时一起在拓展课上和同学们去划船的快乐：“游戏的快乐是暂时，这个快乐的感觉是一生的，因为来自真实。我们划着皮划艇，去一个小镇上吃午饭。在湖上大家一起合照。还有人没划好，船翻了。回来的时候，船又小，没有风，是用脚划水划回来的。是认识的老师、同学的陪伴带来的快乐。”

我们都有那种去充实的需要，有去获得丰富体验的需要，可能还有去创造的需要，也有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的需要。涛仔初一时还参加了墙绘活动，他的班主任徐凯老师发现了他对漫画的兴趣，就让不爱跟人打交道的他去画画。虽然他都是自己在画，但能静下心来做，很沉稳。后来，他还成了班里的生活委员，管理内务、卫生，以及新生的培训，徐凯老师说他做得很好。

徐凯老师经常在班里做各种项目，在他看来，这些孩子之前的境遇多是被冷落和排挤，存在感低。所以他要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每个人都有事情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能力总是得不到锻炼，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会抗拒，不敢体验。

2016年9月，在我的引荐下广中开展了教育戏剧课，邀请校外专业老师执教。它的一个核心是，不“择优”，而是“全体”都参与进来。我们没有使用现成的剧本，而是结合广中少年的真实生活、真实感受，由师生和专业编剧一起捣鼓出了一个原创剧目《郑克寒的青春期》。

戏剧课刚开始时并不顺利。第一堂课，老师带来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里的道具，但学生们三三两两散座在教室里，几乎互动不起来。不过这种挫败我经历过好些次，比如说，我曾张罗过一个读书会，结果那几个小伙子只是举着书打来打去闹着玩。做摄影小组活动时，几个同学一进教室就睡，睡到下课还不醒来……

当这些项目不按照预想那样起作用时，可能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学生不好，不配合。有时也会把老师气得直跺脚，做不下去了。但这背后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方式跟学生不匹配？这对老师其实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第二堂戏剧课时，我们的戏剧老师重新调整思路，带来了一张“寻人启事”：一名14岁的少年郑克寒离家出走了，他父亲写了这张寻人启事，急需有线索的人帮忙。学生们开始来了兴趣，慢慢构思出郑克寒的剧情：

“爸爸脾气不太好，又不爱说话，父子见面总没好话。”

“我心里很着急，很努力地想听懂，想写好作业。可是，好多东西就是看不懂。”

“睡觉，看课外书，站在角落里，满眼红叉叉的试卷——差不多这就是我的学校生活。唯一让我还有点兴趣的，就是打篮球。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感觉到一些快乐和活力。”

2017年，这部戏剧参加了第五届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获得了二等奖和最佳男配角。

“我们总是习惯用标签来分类，这群孩子可能是被贴了最多标签的群体。他们把身上的标签化成了硬硬的躯壳……但只要他们有机会，就像现在这样，就会创造出很多美好的瞬间。”这是一个观众给我们的留言。

经历了乱糟糟的课堂、挫败的体验，然后一点一点成型，正式演出，你会发现台上的学生们都像换了一个人，配合得很好，很能干。作为老师从头到尾和他们一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体验是很丰富的。

在对校长的访问中，他还提到当时的情景：去领奖的同学在舞台上蹦来蹦去，开玩笑说：“学渣”第一次完胜“学霸”。



“少年纪”摄影项目中的学生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重建一种新的关系

除了“无错教室”、教育戏剧课，广中还做过很多项目式、体验式学习课程，比方说在屋顶上种菜的“屋顶农场”、学做美食的生活技能课，还有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的《上海垃圾分类调查报告》。

我还带着大家去做过摄影项目“少年纪”，以及毕业班访谈和写作。这些项目都有一个核心脉络：青少年的真情实感，真实表达。

有的项目是从“抱怨”开始的——初三男生们对老师说：四点半下课，还要“关”在教室里，实在憋闷，就不能下楼去活动活动吗？原本从四点半到五点半晚饭前这段时间，学生们被安排待在教室，看看电视，聊聊天。那届初三生人高马大，精力充沛，对这样的安排感觉不太好：“都被关胖了”“关傻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只停留在抱怨上，去做出一些改变呢？我和其他老师就“撺掇”他们，想改变吗？那就启动一次正式的“学生提案”吧，表达诉求，让这一个小时可以去操场上自由运动。

对于这个提议，同学们将信将疑：可能吗？老师会听我们的？在老师的带动下，这些男生们一步步行动起来：调研、讨论、写草案、递交，和学校管理层圆桌座谈……最后，一个周一晨会上，校长宣布提案通过。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可以通过啊。”

这中间我们还要讨论好一个问题：如何进行自我管理。比如说，你们要是发生冲突了，准备怎么解决？用完的篮球之类的用品是不是可以放好？怎么遵守时间？这些都是提前有约定的。就像徐凯老师在访谈中说的那样，当你跟学生一起做约定时，他们就会尊重这个约定。

现在再看这个项目，会觉得那时对老师的倾听比较少——其实这件事情是增加老师的工作量的，经过一天的工作之后，老师也需要休息。幸运的是当时的班主任很支持这件事，可能它有个好处是，这些男生的能量在下午释放掉以后，晚上可能就会比较安稳。

在广中，学生也可以去表达自己不喜欢上某一门课。有一次，我正和校长在办公室聊一个工作上的事，一个班主任陪着一个学生走进来。学生跟校长说：自己不太想上戏剧课。说话时，这个学生比较紧张，眼睛不时看地上，手也一直捏着，还补充说：我不是一直都不上，以后可能会上的。校长告诉他：我很高兴你来到这里跟我说这些，表达你的真实想法。

其实对于一个学生不太想上课，我们是很慎重的，不过在这里有这样的空间——你首先得表达自己，然后我们再去看看，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想去上这门课。这也很像书中的俞小乐说的，他在学校不是被锁死的，“我可以向老师提出自己的想法，老师会听。”

俞小乐在来到广中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心情去学习，在教室里听不进去课。他跟班主任提出，想暂时不进教室上课，去学校谈心室独处一段时间。当时校长、班主任、家长都是有些担心的：学习进度跟不上了怎么办？会对其他学生有什么影响？万一出现了同学都想去谈心室的情况，课还怎么上？

在访谈里校长说，其实这时候，成年人需要理智面对自己的不安。他们决定尊重俞小乐独处的需要。

之后，校长每天都会有意路过谈心室，瞄瞄里面的情况，会看到他一个人在角落里发呆或者看书。他有时也会趴着睡觉。班主任和其他老师也几次进来，和他聊天。但俞小乐那时觉得光靠他们讲肯定是不行的，他得自己慢慢琢磨。一个礼拜过去，他的问题还是没想通，但是状态调整过来了——可以暂时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先听老师上课，上完课，再自己接着想。

在校长看来，一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渗透在课程和校园生活中的师生关系。当人可以真实地活着，可以表达出他的苦恼、困惑和不满，可以被听到、被理解，他就能够开始思考，这是一个人想要改变的起点。

我也很想知道，他们在这所学校里的三年究竟过得怎么样？他们对现在的自己有什么样的了解？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怎么看待他们身处的环境？

2019年4月，在初三这个班的同学毕业前夕，我带了一台相机给他们，愿意拍摄的同学，可以每个人拿相机去拍一个星期，再传给下一个同学，记录一下初中最后几个月的生活。照片拍了成百上千张。同学们拍完，会带着相机来到我的办公室，把照片传到电脑上，顺便聊聊天：

“我在这里过了两年，好像没什么变化，又好像变了。”

“逃学，是因为生活很无聊，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

“心里有点急，想着赶紧毕业，想要自由，想要有钱，但也舍不得。”

……

我想听更多，于是开始邀请初三毕业班的同学做“毕业访谈”。后来我把这些访谈和同学们拍摄的照片、他们写的一些文字一起收进了《我不是差生》这本书里，我希望能把这些学生的声音和这样一个学校的存在分享出去。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些拍的这些照片、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大词、大道理，也没有套路，他们对自己的观察还是敏锐的。

有一届学生里有很多“社会人”，他们拍的照片里有摩托车、文身，不是那种校园式的，但有一种青春的、犀利的力量，这些其实在后面的学生里比较少见。

有一个学生曾写道：“我朋友喜欢上了一个女的，好像谈了一天就分手了。他在房间里哭。我把酒抢回来，塞了罐雪碧给他。虽然只谈了一天，他的难过是真的。”你看他写得多好，是真实的。

还有人写：“那些委屈像耳光一样抽得我哑口无言。”“我不想浑浑噩噩地度过我这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为什么我们都是唾弃，而不是去探询？”“一路跌跌撞撞走到这儿，一直努力到了今天。”

我当时办公室里有一个抽屉，里面专门用来收集他们的一些话。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个学校是一种托底的功能。当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能有一段比较正向的、温暖的体验，过得相对比较舒心、安全，这对他们很重要。就像访谈里涛仔说的：环境是暖的，心就会转过来。如果一个学生能带着这种体验，进入到自己下一个阶段的生活，那可能就是广中给予他的一些东西吧。

在广中的大部分学生，到了初二、初三就会开始想自己的未来。他们会和班主任聊自己接下来选什么专业，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兴趣、就业趋势等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有些学生还希望能以更高的分数考进高中。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能够回到学校，再接着读书，就已经是回到正轨，他们基本上都可以读完大专。他们中大多数可能都有个朴素的想法——我读个书，去学一个技能，把自己过好。

感谢在广中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这些学生对我打开，让我在与他们的共处中，能有机会去想一想，什么是教育有效的方法？人的内在是怎么运转的？怎样产生抗拒，又怎样产生动力？Tom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美好。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样能让生活过得美好？

（文中部分内容节选自谢岚的新书《我不是差生》）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草莓果酱啵啵

专门学校多来点这种通报

扎染呀

少年纪信息挺及时

吃鸡爱好者

嗯，专门与了解了

太极

关注下受访者提供

草莓果酱啵啵

问题学生有后续吗，蹲一个

落日航班

受访者提供可以

包心客

支持关注打交道的

平凡可贵h

这信息挺及时的，受访者提供

草莓果酱啵啵

哎少年纪写得还行哈哈

草莓果酱啵啵

有人试过吗，受访者提供

天天干饭

嗯嗯，少年纪了解了～

扎染呀

看完受访者提供心里有数了

包心客

哈哈身边人也会关心专门学校哈哈

天天干饭

专门与希望能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