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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军刚刚会师,毛泽东为何不等张国焘,执意率部北上?
1935年9月9日,长征途中,一封电报改变了红军的行军方向。
红一、红四方面军刚刚会师不久,两支队伍还没有真正形成统一行动的局面。中央原定继续北上,张国焘却要求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电报传到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紧急商议,最终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军调整。
如果继续等待,红军或许还能争取两支部队共同前进;如果立即北上,队伍分开的风险就摆在眼前。刚刚会师,本来应该力量更强,为什么最后却走到了分道而行这一步?

答案不只在于毛泽东和张国焘意见不合,更在于他们对红军下一步应该去哪里、怎样才能继续生存,作出了不同判断。
时间回到1935年6月。
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对长征中的红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时刻。此前,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人数锐减,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让补给变得十分困难。两支方面军会合,意味着兵力增加,也意味着红军终于有机会重新安排下一步行动。
但会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眼下最急迫的任务,是找到能够立足和发展的地区。红军既要考虑粮食、道路和作战条件,也要考虑敌军部署、群众基础,以及下一步能否摆脱被动局面。
张国焘掌握的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多,在川西地区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他倾向于向南发展,认为川康地区仍有可以活动的空间。对他来说,南下并不是简单地反对中央,而是他对兵力条件、地理环境和红军出路作出的另一种判断。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则主张北上,向川陕甘地区发展,寻找新的立足点。中央考虑的不只是眼前能够在哪里活动,还包括红军能否建立新的根据地、争取更广泛的政治空间,以及如何应对全国局势的变化。
双方争论的关键,正是红军应该把有限的力量投向哪里。
这件事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方只看眼前,另一方只看长远。南下有其军事上的考虑,北上也有现实风险。草地行军之后,红军的粮食和体力都经受着严峻考验,任何方向都不可能保证轻松取胜。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央已经形成了北上方针,接下来的行动必须围绕这一方针统一安排。如果领导层对行军方向始终无法取得一致,部队即使人数增加,也未必能够把力量集中起来。
1935年6月底至8月,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向北发展的基本方向;随后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又围绕战略部署和两支部队的行动作出安排。
中央并非没有考虑张国焘的意见。为了推动两支部队共同北上,中央在干部安排和组织问题上作出了一定让步,也尽力争取张国焘接受共同的行动方针。
然而,会议上的同意,并没有转化为行动上的一致。
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后,张国焘仍然对北上方针持反对态度。他不愿按照中央安排率左路军北进,并继续要求右路军南下。原本希望通过会师集中力量的部署,逐渐陷入僵局。
到了9月,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当时,右路军在草地北进后等待左路军会合。两支部队如果能够按照计划汇合,就可以继续集中力量向北发展。但张国焘不愿按中央要求行动,双方之间的电报往来不断,分歧也越来越难以弥合。
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获悉这一电令后,立即向中央报告。
这件事改变了中央面临的局面。
此前,中央还可以继续通过会议、电报和组织安排争取张国焘改变主张;但在右路军已经接到南下要求、中央原定部署可能被打乱的情况下,问题不再只是双方什么时候能够谈拢。
中央必须考虑:如果继续等待,部队能否保持统一行动?如果南下命令得到执行,原定的北上计划又该如何落实?
这才是9月9日真正的转折。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紧急商议后,决定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张国焘改变主张上,而是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
这项决定有代价。
红军刚刚会师,分开行动意味着力量不能继续按照原计划集中,也会使后续联系和协同面临新的困难。北上道路同样艰苦,粮食、敌情和根据地问题并没有因为作出决定就自动解决。
但中央认为,如果继续等待,既定的战略方向可能无法执行,统一行动也可能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先行北上至少能够使中央继续组织部队行动,避免把整个战略安排都押在双方能否重新达成一致上。
9月10日凌晨,中央率部离开巴西地区,继续向北行动。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张国焘的分歧和今后的战略方针,并再次要求张国焘纠正错误、率部北上。
但张国焘没有接受中央的要求。
随后,他率领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南下。两支队伍由此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央率领的部队则继续向甘肃方向前进,之后突破腊子口,进入哈达铺一带,并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
后来,陕北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继续发展的重要立足点。回头看,1935年9月先行北上的决定,对这一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但如果把故事写到这里,得出“因为毛泽东坚持北上,所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结论,就把历史讲简单了。
北上不是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红军仍然要面对敌军追击、粮食不足、长途行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陕北能否成为稳定的立足点,也需要部队抵达之后继续探索和建设。中央作出决定时,并不能预先知道后来的每一步都会怎样发展。
这场分歧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所有方案都存在风险时,决策者怎样判断哪一种风险更值得承担。
张国焘看重南下的军事条件,中央坚持北上方针;双方最初争论的是战略方向,到了9月9日,争论进一步变成了中央能否继续按照原定方针统一组织行动的问题。

毛泽东等人最终选择先行北上,并不是因为北上没有困难,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继续等待可能使局面更加被动。争取团结当然重要,但如果共同的行动方向已经无法落实,中央就必须作出下一步决定。
这也是这段历史不应被写成简单的个人胜负的原因。红军的生存与发展,既需要军事判断,也需要统一的指挥和明确的战略方向。会师让红军获得了新的力量,但只有把力量组织起来,才能真正转化为行动能力。
1935年9月,毛泽东面对的不是一道可以轻松回答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继续等待,争取两支部队共同北上;还是先带领能够指挥的部队行动,保住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方向。
他选择了后者。
如果把时间放回1935年9月,你认为当时最难的究竟是什么?是判断南下与北上哪条路更有希望,还是在意见无法统一时,决定是否继续等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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