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孙明经拍摄的纪录片《自贡井盐》(无声)“煮盐”片段。
自古以来,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某地出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地区,不得越界。这样,即便富顺出产的食盐质优价廉,即便生产能力巨大,也没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到了19世纪中叶,富顺井盐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两年后,太平军攻陷武昌,顺水东下,定都南京。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和江苏均被太平军占领。太平天国的横空出世,造成江淮出产的海盐无法像历朝历代那样通过水运上溯到湖南、湖北两省,而两湖地区基本不产盐。短短时间里,两湖盐价飞涨,人民饱受淡食之苦。对此窘境,清政府下令,把富顺井盐调往两湖销售。这就是“川盐济楚”。
富顺井盐一下子获得了比以往至少大两倍的产品倾销地,而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技术,也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目光瞄准到了井盐开采。
井盐开采的主要动力除了人力就是畜力。据载,鼎盛时期,富顺盐场常年拥有生产用牛达10万头。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富顺曾是中国大地上生产用牛密度最高的地方。
从咸丰年间朝廷下令“川盐济楚”延至此后的同治年间,极盛时,富顺井盐除满足本地需求外,绝大多数都远销省内各地及云南、贵州、湖南和湖北诸省的200余个州县。盐井集中的富顺县自流井镇,也成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和世界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被人称为“富庶甲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1887年,美国传教士弗吉尔·哈特访问了自流井盐场,这里的繁盛景象令这位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大为震惊,他在文章中写道:“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岿然屹立,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象,在帝国其他地方也难以见到……此时,我们在全世界能够再找到一个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
美国留学归来的竺可桢见多识广,他在考察富顺井盐时,也非常感慨地在调查报告里说,“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富顺井盐失却了两湖市场,盐业生产相对萎缩。随着上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当沿海一带相继失陷,海盐运输受阻时,海盐传统销售地两湖地区以及西北部分省区如同太平天国时期一样,又一次面陷淡食之苦。于是乎,富顺井盐在国难中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这就是第二次“川盐济楚”。


第二次“川盐济楚”给富顺井盐带来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原因在于,这一次需要食用川盐的民众比第一次更多,行销区域更广。另外,此时的生产技术也较19世纪有了较大改进。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抗战期间,沿海沦陷,大后方军民几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盐……供应民食,居功至伟,但也因为有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盐场的繁荣也赖以飞跃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