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民消费不足是当前经济问题的症结
截至2023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7.2%，两年平均增速为3.5%，远低于疫情前10.0%以上的增速水平。以2012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基期，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趋势前水平差距仍然较大。
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疫情所带来的“疤痕效应”仍然存在，居民信心不足，预期较弱。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持续处于低位。相较于消费者的收入预期指数，消费者的就业预期指数更低，反映出居民对就业市场的极度悲观预期。
第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垫底。由于低收入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市场不稳定等因素会对其收入造成严重负面冲击；而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下滑会严重损害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第三，房地产和金融投资是居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财富缩水较为严重。据央行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资产中，住房资产约占60%，股票等金融资产约占20%。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双弱，房价呈下滑趋势，直接导致居民所持有的房产价值持续缩水。金融资产方面，以股票资产为例，截至目前，2023年A股总市值为75.8万亿元，较上一年下跌4.1%，较2021年高点下跌17.5%，导致居民财富遭受显著的净损失。
二、投资与出口需求疲弱，或将拖累经济复苏
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维持韧性，基建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基建增速下滑受两方面原因影响。其一，财政发力时间点偏滞后，2023年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进度落后于往年，财政资金到位速度偏慢；其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储备不足，财政资金投放并转化成实际工作量的进度可能不及预期。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持续负增长。在房地产供给方面，一些房地产企业依然面临较高流动性风险。当前房地产的重心集中在 “活下来”和“保交楼”，导致新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明显下降。
国有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民营投资持续负增长。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主要受信心不足的影响。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进而抑制了它们的投资意愿。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弱。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增速明显下滑，2023年1-11月，我国对美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3.8%，对欧洲出口金额同比下降4.0%。在未来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贸易政策的收紧或是必然趋势。这种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的变化可能导致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弱。
三、2024年经济增速目标料将设定在5.0%左右
稳增长仍是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预计经济增速目标将设定在5.0%左右。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对于我国维持国际竞争力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过去二十余年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超越美国，我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20.1%上升至2022年的77.9%。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大大增强了我国在中美关系、全球多边关系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未来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我国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速、保持较强的经济实力尤为重要。
稳增长，保持（广义）投资强度是关键。基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如果中国未来要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投资率一定要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要聚焦大量资金去投资节点行业，带来上下游市场主体的崛起，最终使得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在中国，有利于技术进步或者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个主要途径——的节点行业或者关键的领域有两类，一类是支撑未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进步的新兴产业，另一种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环节和领域。因此，在我们的语境里，投资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仅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也包括通过系统且深刻的改革去配置资源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禁锢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科学技术上“卡脖子”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占比低和消费率低、出生率不足和人口结构老化等。
要新的经济政策框架体系去支撑我们所强调的数量巨大的“广义投资”，经济政策的“新”既体现在经济政策目标的重新锚定，也体现为具体政策举措及其组合的创新使用。
以高质量发展为新锚定的政策目标，通过投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自然的选择。中国采用的“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在解决投资不足方面有独特优势：这些行业和领域通常有较高的社会回报，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大力投资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节点行业并聚焦解决节点领域的关键问题，这些大量投资产生溢出效应，带动了自身和周边行业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在这里，财政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财政或是类财政资金扮演了引导的作用，除了自身帮助维持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投资强度外，还引导私人资本流向相关的有资金需求且具备增长潜力的行业或是领域。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大力度增加长期特别国债（30年期）的发行。当前我国居民流动性财富总量约为210万亿元，其中在资本市场的平均市值为80万亿元，居民各类储蓄存款加在一起超过130万亿。如果能将其中一部分财富用长期国债等方式置换出来，给一个相对合理的利率，以中央政府的信用水平，是可以获得比较大的财政政策空间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国债的占比再提高一些？例如，我们未来政府债务达到GDP的150%，增加相当于50%GDP的长期特别国债，未来十年每年6万亿。这60万亿对未来一段时间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解决关键的节点问题、支撑节点行业的崛起将起到强大支撑作用。
四、施策建议
2024年的稳增长政策应以化解风险隐患、保持投资强度、提升居民的收入和财富为抓手，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实现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增速在合理范围之内。
第一，居民收入方面，多渠道扩大居民收入是关键。建议针对低收入群体直接发钱。可以将对个人和家庭的转移支付与消除“数字鸿沟”结合起来，借此将逾2亿低收入群体纳入到以移动互联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体系，推进共同富裕。通过电信、第三方支付平台、民政部门、财政部门等协同，甄别出受益群体，精准发放数字人民币或是数字消费券。
第二，稳地价、稳房价、防投资过度下滑、以创新举措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我们对头部房企的调研发现，行业整体比较悲观，基于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市场供需，房企对目前土地储备的开发价值持悲观看法。防止房地产硬着陆至关重要，需要探讨超常规的政策思路，先立后破，以债务重组的方式发展保障性住房，同时完全放开商品房市场。建议一是借鉴债务重组的做法，由政府或国开行、建行通过交易结构设计接收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储备，建设保障性住房，特别是租赁住房。建议二是由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住建部统筹成立全国性的“房地产稳定基金”。加快摸底各地住房供需情况，及时纾困——在那些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或灵活就业人员占比较高的城市，直接购买住房并将其转换为租赁住房或长租公寓。三是完全放开商品房市场。
第三，提振股市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颇为重要，建议通过资金入市引导股市价值回归。最好的方法是资金直接入市。建议财政刺激或央行1万亿资金入市，购买大盘指数和“中特估”指数。
第四，稳定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同时，政策发力点也可以是降低居民支出压力。房贷利率下降既直接帮贷款者节约了部分资金，而这部分资金可用于支撑消费的增长；同时也减轻了贷款人的心理负担，有助于促进其消费意愿的修复。
第五，作为一项创新政策工具，可以考虑发行30-50年的长期特别国债，将所获资金投入到难以仅依靠市场力量的底层、重大、前沿技术创新领域。
第六，建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和“出口企业稳定基金”。直接以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与稳就业和保民生这两项重大问题紧密相关。
第七，围绕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对节点行业和领域保持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
第八、对外政策上，我们应守住中美关系的防护栏，保证政治关系上不冲突、不脱钩，在经贸关系上着力稳外资、稳外贸。目前我国吸引外资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外资信心不足，预期较弱。政策上，应尽量提高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频繁调整政策方向，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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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4-1-9 08: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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