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疫情以后，对实体经济冲击很大，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市场缺乏信心或信心不足。对政府来说，当前最迫切的，还是要做好疫后经济恢复工作，尽快走出三年疫情的阴影。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疫情冲击的最大受害者。它们创造了90%以上的就业，而这三年，它们失去了太多，不仅没有挣到钱，前期的投入大部分都无法收回，损失惨重。政府当下最需要考虑的是，疫情对它们造成的直接冲击，怎么能更好地得到弥补，帮助它们恢复元气。
现在政策的重点应该针对这些急需帮助的群体，直截了当地把政策给到他们。比如，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租房的房东如果是国有企业，按当时的要求，给这些租户进行房租减免，这个政策能不能延续下来，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再比如，能够拿出开业证明，且能够证明，在这三年中，由于受到冲击，没法正常经营造成亏损，欠下的银行债务可由政府减免，由政府买单。
要恢复经济，就要从这些地方做起，会有效果。我们应该拿出防疫的精准性来排摸这些受损者，把政策和补助给到它们，缓解它们的财务压力，重建信心。这些问题需要各级政府认真去解决，不能回避。现在有人说大家缺少信心，那还不是因为挣不到钱的原因吗？等大家觉得政府确实在关心它们，拿出真金白银去解决它们的困难，大部分可以重新开业了，开始有生意了，就慢慢有信心了。
再比如现在的资本市场，政府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可以做个国家的平准基金或者稳定基金来入市？这种金额比较大的国家级基金，最可能把股市信心提振起来。
在家庭收入层面，中低收入家庭、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这三年中失去的收入和挣钱机会，怎么样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部分的弥补？政府一定要在这方面多花一点钱，这个时候不必再想着更多投资的事，哪怕中央政府通过发特别国债的方式去市场上募资也可以。我国公债占GDP的比重相对还较低，空间还是有的，要用好这个空间，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国家政策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诱导家庭更多地去消费，而是动脑筋怎么样把补助和政策给到家庭，短期能增加家庭收入，这是非常关键的区别。
比如中产阶层，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很重，这个时候应该可以为他们减免税负。虽然现在财政困难，但减了税以后，能增强信心，也相当于增加家庭的收入，对于经济、消费各方面都会有提振的效果。
对中国来说，需要一个认识上的转变，长远来说，我们必然要从过去的建设财政逐步转变到福利财政。纳税人的钱，要更多地花到家庭收入上。通过设立各种家庭支持项目、社会福利项目去支持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包括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符合条件的就立刻可以享受政府的支持。我们每年的投资大多了，浪费很大，减少投资对中国经济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到了后工业化时代，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制造业必然会升级到比较高端的段位上，这样从事制造的劳动力因为拥有比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当然有更高的收入。但制造业能吸纳的就业是有限的，更多的技能劳动力就要被服务业的扩张来吸纳。这时候，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准也很高，因为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拥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收入当然也相当高。
很多人对服务业有误解，认为服务业没那么多的技能、不需要太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缺乏科技含量，在服务业赚不到大钱。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认知误区。到工业化高度发达时代，服务业从业者大多数收入水平反而会更高，因为在服务业中，市场竞争越充分，需求越大，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的收入越高，和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现在服务业不发达、收入还比较低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现代服务业市场总体上没有开放，还受到国内保护，没有向外资开放，市场化程度低。国家对服务业整体上还采取了没有放开市场的保护政策，外资、民营资本很少涉足现代服务业。大家通常比较熟悉的只是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其实还有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的现代服务业，技术含量很高的服务业。
服务业是轻资产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本，就是技能劳动力。比如咨询行业，完全是人力资本，公司越有名，收入水平越高。中国还是要开放服务业，打开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吸引发达国家的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帮助提升我们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像医疗、健康、养老等这些领域，我们太落后了，需要加快发展。 来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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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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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28 08: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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