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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引发关注之际，另一起“13岁男孩性侵女童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 据报道，今年2月26日，广东阳山县一名13岁男孩陈某某性侵8岁女童，因陈某某不满14周岁，未被追究刑责，距离事发不到一个月，陈某某又回校继续上课。舆论发酵后，阳山县成立了联合工作组。3月20日，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陈某某被依法送至专门学校进行训诫教育。 复盘这一案件，虽然陈某某对其涉嫌强奸的事实供认不讳，但由于陈某某不满14周岁，又不符合刑法第17条第三款所规定的严重犯罪情形，故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警方不予立案也是“照章办事”。但是从被释放后返回学校上课，到被送至专门学校训诫教育，这也反映出当前对于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制度，缺乏较为明确的流程化操作。 专门学校源自上世纪50年代的工读学校制度，所谓工读学校，是一种半工半读的特殊教育学校。2020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2021年，我国取消了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半工半读性质的工读学校退出历史舞台，转而由专门学校对符合要求的罪错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 但是，专门学校在实践当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立法规范比较模糊，缺乏具体可执行的机制程序。例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3条规定，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但并未明确评估的程序、标准及相应的告知流程，实践中各地评估机制难以统一。 由于制度机制不完善，在罪错未成年人被评估需要送入专门学校之前，其原本所在学校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家长有什么义务，相关单位应当履行什么样的责任等，都不太明确。这就导致陈某某这样的处理，不仅让被侵害的女童家属无法接受，所在学校的师生恐怕也难以接受，从舆论反馈来看，社会也普遍表达困惑、发出质疑。 专门学校制度机制上的缺乏，除了入学之前的程序，还有入校之后的问题。专门学校只是一种教育矫治的手段，并不是目的。并不是说，把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就一劳永逸了。如此行为，只会把专门学校当成一种惩罚机制，而不是教育机制。对于罪错未成年人，制度上更应该考虑的是，送入专门学校之后怎么办？ 一个未成年人走上犯罪路，其背后有着诸多原因，有学校环境的，有家庭环境的，有社会环境的。个体的罪错，对不同的当事人或许原因各不相同，但是结合整体，大概也能看出某种共性，而这种共性很可能就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将某一个具体的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挽救的只是一个；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个人错误背后的共同问题，挽救的可以是千个万个未成年人，当然也包括更多的潜在受害者。 还有一个思路，或许可以从《刑事诉讼法》中打开。该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列为特别程序，其中特别要求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的社会调查，可以更为明晰地看到未成年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更容易走上邪路，到底谁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现有的法律制度是否能够让责任人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等等。 比如家长责任，罪错未成年人大部分都是缺乏有效管教的，但是对于家长责任，现在往往只是“责令严加管教”。这种规定在实践当中欠缺现实意义——本身就是因为缺乏管教而犯错的，结果还是要求家长严加管教，这样的措施如何能达成效果呢？更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研究缺乏管教的原因及对策吗？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们需要的不是“欲杀之而后快”的戾气，需要的是承认社会还有问题、制度还有疏漏的勇气，然后用更多的办法去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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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4-3-21 1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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