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自贡设市以后，在辖区范围内同时运行着两个行政系统，一个是隶属于民国财政部的川康盐务管理局及相关机构，另一个是隶属于民国四川省政府的自贡市政府及其相关机构。
抗战期间，两大行政机构尚能精诚团结、共克时艰。抗战结束后，因受国民政府“抑川扶淮”盐业政策的影响，自贡井盐产业受到巨大冲击，食盐外销受阻、井灶停产歇业，市内百业凋敝，市民苦不堪言，公教机构负债累累、举步维艰。川康盐务管理局与民国市政府之间也多有罅隙。1949年6月21日，一个看似偶然的治安案件，直接“引爆”两大行政机构的多年宿怨，演变为民国市政府默许商户罢市、市民游行，“斗法”川康盐务管理局的政治“闹剧”。
税警队寻衅滋事
打砸区公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统区人民经历了一场“金融浩劫”。1948年8月，国民政府强行推进货币改革，用金圆券替代原有货币（法币）及市面其他流通货币（银元、镍币、铜板）。本次货币改革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1949年入夏以后，金圆券发行完全失控。如在自贡发行的《川中日报》所刊发每日米价：“1949年6月1日，每斗上（等）米为金圆券5900万元；6月20日，每斗上（等）米为金圆券28亿元。”短短20天时间，金圆券所标米价上涨47.5倍，平均每日上涨2.3倍多。此时，不少市民拒绝使用金圆券，用银元、镍币、铜板作为交易货币，有的甚至以米计价或以物易物。
1949年4月，《自流井电力有限公司调整电价办法》局部
（自贡市档案馆藏）
1949年6月21日上午，隶属于川康盐务管理局、驻自贡市第八区（大山铺）的盐税警第29队部分税警，前往大山铺市场购买猪肉，强行使用官方铜板兑换价与屠户进行交易，遂发生纠纷。税警殴打屠户和从旁劝解的市民，被乡警带到区公所进行调解。调解完离开区公所后，该伙税警又以同样的方式购买蔬菜，与菜农发生纠纷，并殴打菜农，进而引发市场群众围观、聚集和骚乱。区公所闻讯后，派出乡警队队长前往维护社会秩序，并将双方押解至区公所进行处置。盐税警第29队陈姓队长与第八区区长王金咸也一同前往区公所调解。此时，盐税警队官兵误以为其长官被区公所抓捕，遂伙同盐税警第27队30多名官兵私带武器，强行闯入八区区公所，将卫兵武器缴械，殴打公务人员，捣毁区公所家具。其后，他们被盐税警第29队陈姓队长制止后离开。
众商户罢市游行 请愿民国市政府
事件发生以后，盐税警方面派出人员试图与第八区相关人员沟通，未达成和解。自贡市第八区区长王金咸等人当日向民国市政府进行了汇报，因时任市长甘绩丕在外出差，未进行妥善处置。民国市政府有关人员暗中指使该区代表主席宋元善、区长王金咸、副区长万钧等人，印制大量传单向全市各区公所和社会层面散发，要求全市各区予以声援。
1949年6月21日，自贡市第八区公所王金咸等告各区公所的传单
（自贡市档案馆藏）
6月22日，全市发行量较大的《川中日报》《新运日报》等媒体纷纷采访报道。一时间，社会舆情鼎沸，要求民国市政府惩办凶手。
1949年6月22日，《川中日报》局部
（自贡市档案馆藏）
当日上午，在各区公所积极参与或暗中支持下，全市范围内的商贩宣布罢市。2000多名市民组成的游行示威队伍，在川康盐务管理局、税警队门前抗议，并打伤一名税警。随后，游行队伍前往民国市政府请愿，并派出代表向民国市政府提出六项诉求：（一）肇事者交军法处从严、从事法办；（二）赔偿受伤者医疗费用；（三）赔偿区公所及受伤者的一切损失；（四）区公所被税警抢夺失踪的枪支弹药，由川康盐务管理局负责清还；（五）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六）由川康盐务管理局登报向八区民众致歉。
当晚，市参议会参议长李秉熙、市地方法院院长丁德立出面，邀集川康盐务管理局、民国市政府以及市内各大机构团体负责人，在位于自流井的中国银行会议室调解。在各方陈述事件经过和诉求后，川康盐务管理局副局长陈宗博对民国市政府代市民所提诉求，除“清还武器”（武器失踪尚需进一步调查核实）外，其余全部接受。同时，对肇事者先按照税警队相关规定先予以禁闭，待期满后移交军法部门处置。
1949年6月23日，《川中日报》
（自贡市档案馆藏）
6月23日，自贡市地方参议会议长李秉熙、地方法院院长丁德立以个人名义，向各区公所发电，陈述调解过程和结果，要求各区公所说服商贩取消罢市、恢复营业，积极维护地方秩序。当日，全市各区商户逐步恢复营业。
1949年6月23日，丁德立、李秉熙致各区公所的公函
（自贡市档案馆藏）
6月26日，《川中日报》刊登一则消息：“八区公所等代电全市各界，声明大山铺事件经调处解决……”
1949年6月26日，《川中日报》局部
（自贡市档案馆藏）
民国市政府借机斗法 强推“特别捐”
“大山铺事件”的发生，固然是税警队官兵寻衅滋事、殴打民众引起的，但最终演变成为商户罢市、市民请愿的社会事件，其幕后原因应是多方面的，既有盐务局、盐税警队多年养成之恃强凌弱、欺压百姓的做派使然，也有因金圆券飞速贬值产生恐慌、焦虑情绪释放等原因。但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民国市政府逼迫川康盐务管理局同意，由民国市政府随盐征收“食盐市政特捐”附加税。
川康盐务管理局副局长陈宗博于6月23日写给时任局长钮建霞、前任局长陈纪铨的信中可见端倪：“地方当局竟电令全面罢市、扩大事态，据悉内幕主要原因，由于此次市府征收食盐附加，本机关未允照办，不免因而愤恨，借题发挥……”
1949年6月23日，陈宗博致钮建霞、陈纪铨的书信局部
（自贡市档案馆藏）
进入1949年后，自贡市财政愈加困难。为缓解市财政困难，确保相对稳定收入，民国市政府多次向民国省政府陈情，要求以民国市政府名义开征食盐特别附加。如6月3日《川中日报》报道：“市财政盐上附加，省府批准尚属可行。”
1949年6月3日，《川中日报》报纸局部
（自贡市档案馆藏）
随后，民国市政府相关部门开始拟定特别盐捐征收办法，并于6月9日向社会公布“市府决定6月15日开始随盐附征市政特捐……即，每外销一担食盐，附加征收食盐二斤。”然而，正当民国市政府全力准备开征此项附加、弥补财政收入之际，隶属财政部的川康盐务管理局回函民国市政府，要求此项政策缓行。
6月16日，民国市政府通过《川中日报》发文以“市财政已至山穷水尽面临险境，市府决征对盐市政特捐，盐局碍于法令请暂缓行”为标题，将民国市政府与川康盐务管理局的不同态度公之于众，并在文中强调“为求温饱今起开征，补助获足再行停止”，以此表明民国市政府开展征收“食盐特捐”的决心。当日，民国市政府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将征收的“市政特捐”调整为“引票盐每担征银元四分”，并于6月17日向社会公布。此后数日，川康盐务管理局对于此项决定，未予理睬、拒不执行，并再次函复民国市政府要求暂缓执行。盐场垣商、运商纷纷采取观望态度，导致征收工作陷入僵局。
1949年6月16日，《川中日报》局部
（自贡市档案馆藏）
6月21日突发的“大山铺事件”，终于引爆两大行政系统关于是否征收“特别盐捐”的积怨，最终演变为商贩罢市、市民请愿的社会群体事件。作为这次突发事件肇事方的川康盐务管理自知理亏在先，迫于自贡市各方压力，不再直接反对民国市政府加征食盐特捐。在这次突发事件化身为民意“代言人”的民国市政府，于6月28日通过召开市参议会七十一次联席会的方式决定：“原定随盐开征的市政特捐，延期至七月一日起实行，而每担盐收银（元）一角。”
1949年6月29日，《川中日报》局部
（自贡市档案馆藏）
至此，民国市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而加收“市政特捐”的举措，竟然借助“大山铺事件”得以推行。这一次长达数月的高层“斗法”终于落下帷幕。
撰稿：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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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30 11: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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