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的“钟某燕受贿、洗钱案”。
根据最高法的通报,2010年至2023年,钟海燕利用担任贵阳市某实验小学校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学生入学、转学、分班及项目承接、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949万余元。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钟海燕将其收取的好处费123万余元,通过转账等方式掩饰资金来源和性质。
钟海燕海曾荣获贵州国防教育先进个人;贵阳市先进工作者(劳模),贵阳市“两基”先进工作者;云岩区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的小学校长,贪腐近千万,真的是不敢想象。
还有一个类似的校长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镇金山中学校长方思金,截留了183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款220750元。疯狂的是,他导演了一场戏:让贫困孩子手持百元大钞对着镜头笑,拍照存档。孩子们拍完照填完表签完字,空手下台,一分钱没拿到。此外,该校2015年秋季还乱收费51191.7元。
截留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教书育人的学校。方思金,真是名如其人。为此,我当时写文章把方思金校长称为“一只疯狂的苍蝇”。
最高法通报了6起“蝇贪蚁腐”的典型案例,肯定还有大量没有通报的典型案例和非典型案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困惑:现在官场的风声这么紧,为什么还有这么疯狂的“苍蝇”?
在我看来,“苍蝇虽小,却比老虎更难搞”。搞,湖南湖北人爱用这个动词,搞定的意思,具体到本文就是拿下、拉下马的意思。
“苍蝇”难搞,个人认为大概有几个原因。首先,反腐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抓了若干“大老虎”,但普通民众距离大老虎太远,参与度极低,几无发言权。距离普通民众近的,就是“苍蝇”。“苍蝇”侵害的最终或者最直接对象是老百姓,但反腐的主体不是老百姓,老百姓的观感并不能左右反腐大局,常常拿“苍蝇”没办法。
县域政治,距离上面也太远,下面很容易弄虚作假应付,上面有时候是假装不知道,有时候是确实不知道。老百姓又很难深入官场拿到确凿的证据,上上访、写写告状信,大多都是情绪的表达而少有有效的证据,往往被忽视或者层层下转,最后转回到了县里。告来告去,“苍蝇”的处置权又回到了苍蝇的孵化基地。
于是,只要县委书记和县纪委不管,“苍蝇”也就还要继续疯狂。
“大老虎”很难打,“苍蝇”有时候更难搞。中纪委查办一个省部级官员,省纪委查办一个地市甚至县官,因为“小团伙”最近成了过街老鼠,即便其他高官与之有染,一般也不敢援手搭救了。这类案件,又大多数是陌生人异地办案,不仅下得去手,还风险小。有时候中纪委把人抓到北京去了,省里市里只知道是中纪委,却不知道是中纪委的谁。
县纪委可不行,一个县城就那么大,县城官场就那么些人,谁不认识谁?你去抓了人,满县城很快就知道了,你怕不怕路上被人蒙头暴打,怕不怕家里人被车撞,怕不怕孩子被人从学校带走?
不难想象,熟人反腐,要比陌生人反腐的顾虑多很多,难度大很多。
另外,县城里的家族政治,这几年被暴露得很多。县城虽小,官场的家族势力却盘根错节,谁没帮过谁,谁没求过谁,谁没在饭局、牌局、K局上遇到过谁?这种满世界都是关系网的情况下,怎么好下手?
还有一点,恐怕不能忽略,那就是过去的大环境。
过去,大环境不堪,不干净的官很多。但一般情况下,越是高层贪腐行为,知道的人越少。所以,打虎的人如何,知道的人极少极少。而且,打虎基本都是陌生人异地办案,彼此完全陌生,打虎的人偶有也不干净的,对方也很难知道,打起来自然放得开。小小县城,“苍蝇甲”被指派去打“苍蝇乙”的几率就比较高了。大家都知根知底,说不定还在同一个粪坑里吃过食,彼此都有对方的把柄和小辫子攥在手里。动了对方,就可能牵扯到自己,怎么打?
有些县市,反腐的会一层层开、一个个传达,但动真格就要你死我活,这时候同在一个粪坑里,“苍蝇甲”自然既不愿意也不敢去动“苍蝇乙”。“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局面,也就出现了。
所以,有些基层官场的反腐,就是“苍蝇打苍蝇”,而且是同一个粪坑里的“苍蝇”,故而打不动、打不下去。若是小小地方出现了一个“蜜蜂”,而这只“蜜蜂”还要想清理清理粪坑,那大大小小的“苍蝇们”可不会轻易答应,就可能群起攻之。曾在湖北巴东县担任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就是一个典型。
有些地方的苍蝇们还能如此疯狂,恐怕就有可能是因为粪坑里熟苍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