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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六年,逐步实现常态化、制度化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集采),正在遭遇一些专业医生的意见和批评。
从“3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能吃吗”开始,到近期上海、北京两会期间,多位专业医生提交提案直指集采药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药品药效不稳定等情况,一段时间以来,围绕集采药品质量的质疑声增多;互联网上,对集采药品乃至集采制度,也不无负面议论。
有朋友问,集采难道是“不受欢迎”的政策?那为什么又推这么多年?
其实,刚开始并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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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以量换价挤压药价水分,降低患者负担。这里的水分,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中间流通环节产生的成本,大部分由代理商获利,并流向灰色地带。这显然侵害了群众利益,也无益于生物医药行业健康发展。
针对这一乱象,集采通过集中和带量这两个关键操作,跳过中间环节,确保企业一次中标就可实现在全国大批医院规模化销售。
“国家团购”最直接的效果是,前九批集采平均降价超50%,其中大多是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以及少数专利到期的原研药。
作为长期关注集采的记者,在听过的许多故事里,有三个画面让我至今难忘:
一是在一个西部县城,当载着集采降糖药的卡车开进县中心医院时,已在门口等待多时的百姓爆发出真诚的欢呼声;
二是前年,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来那度胺胶囊被纳入集采,有患者家属说,以前用进口药,一个月要2万多元,每次交钱手都在抖,集采降价后,亲人可以多活几年了;
三是集采刚开始时,极大触动了药企的利益,一位医保部门相关负责人甚至频频收到恐吓信,后来规则趋于稳定,企业阵痛减轻,他和药企代表也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天了。
中国很大。今天,当我们讨论集采药价低,甚至觉得许多药的价格是不是太低时,不能忘了那些在县城苦等低价药、手抖着买进口药的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讨论集采问题的一个大前提。
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必须保证药品的质量。无论如何,这个底线绝对不可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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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两会上代表委员对集采药的质疑,国家医保局1月17日向上海医保局正式发函,请上海医保局联系提出提案的政协委员,代表国家医保局致谢并认真听取专家意见,有效回应社会监督,并表示“欢迎广大医务人员当好药品价格和质量问题的吹哨人”。
这番回应无疑是积极的。接下来,就需要各方开诚布公、理性务实地展开对话、寻找对策。
围绕“一片药的合理价格是多少”,患者、医生、企业、医保部门长期各执一词、聚讼不休,颇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味。原因很简单,患者和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临床合理用药需求、企业投入和回报这组“不可能三角”,本就难以平衡,各方都可以诉各方的苦衷,也都能摆出充分的理由。
但这项事关亿万民生的政策要走通走好,必须打破“不可能三角”。这无疑很难,正因为难,愈是需要整合各方需求,逐步改革完善。
上海两会的联名提案上,概括了公众关于集采药的三条担心:一是担心价格降得如此之低,会不会影响药品的疗效;二是担心买不到原研药;三是担心产业发展难以为继。
首先要认识到,公众希望集采给予原研药更大空间,是真实呼声,也体现了经济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呼声,与希望用上廉价药的呼声,包括重视集采药质量的呼声,都值得被听见、被正视。
其次,重中之重,是解决公众对集采药品特别是仿制药的信任度问题。要建立信心,必须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开诚布公。这些缺一不可。
很多人担忧集采药质量,是基于“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观念。这是对市场规律的朴素认识。集采的场景有点特殊,“便宜”未必没有“好货”,很多药品原先价格虚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个道理,不能只有制定政策的部门接受,必须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医生和病人都能接受。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事实案例和持续细致的沟通。
事实上,如何在取低价的同时保障中选药品质量,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是集采工作开展之初就纳入考虑的核心问题。伴随集采而生、开展多年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为仿制药质量划定了一条合格基准线。
如今,随着集采推进,公众需要相关部门对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生物等效性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业界也在呼唤更高要求的行业标准。包括医保部门在内,已有很多声音表示,“一致性评价”不是“一次性评价”,也不该变成“一次性评价”。将此落到实处,拿出实打实的、公众易于理解的数据和案例,专业人士也好、普通病患也好,信心会起来的。
医药企业也需要信心。某种程度上,公众对药品的信心,也来自于药企本身的信心。
过去常被诟病的一点是,一些药企因虚高药价获得的利润,并没有用在企业提升药品质量或者研发创新药上。这固然是真实的。但决不能说,药企创新发展,就不需要更多回报、不应该追求利润。
许多药企刚刚穿过医疗领域的寒冬,他们尤其需要政策支持,以更强的信心研发生产更高质量的创新药和仿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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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么多,最最本质的,就是两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第一,成本。
药物研发有成本,医院运行有成本,医疗服务供给有成本,一切都有成本。很多成本当然是可以压缩的,但成本压缩总有限度,终究不能脱离价值规律。高成本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味强调“低成本”同样可能带来问题。
两会上已有资深的医院管理者呼吁,个别药企“拼低价”带来恶性竞争,已经伤及医疗服务质量。对此,相关部门显然不可不察。
集采也好、其他类似的“两难多难”改革也罢,最终都要解决这个成本问题,看哪些成本是可以降的,哪些成本是需要不同主体来分担、共担的。这里,就涉及制度创新。
第二,选择。
有人说,所谓安全感,就是选择权。当创新药、原研药、仿制药各得其所,医生患者用药选择空间更大时,社会整体的安全感才会更强。
很多时候,提供更多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件“降本增效”的事情,也才能让一项好政策走稳走远。
用药要有选择,成本分摊的方式也要有选择。上海这两年力推多元支付机制,做的就是这篇文章。
基本医保,最核心的仍是“保基本”,而对选择性需求,完全可以提供多元的渠道,比如引入商业保险作为补充支付手段,这就为创新药等高价值药品拓展了商业空间,同时丰富了患者的选择权,最终,也会让成本平衡可控。
从许多角度说,集采都可谓一个观察改革的特殊样本。这背后,如此庞大复杂的体系、多元的利益主体,更要突出系统集成,通过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和优化组合,实现改革效果的最大化。
坚持初衷,尊重规律,保持精进,相信集采一定能为更多病患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