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期，伴随着国内某些中学春季招聘的开始，“博士进中学”的话题再次引发了一些人的关注——先是今年年初，江苏省苏州中学公布2025年应届毕业生录用名单，13名被录用者中，有8人具有博士学位；不久前，长沙市雅礼中学也在其官网发布引进博士公告，表示将引进9名博士生。
应届博士生直接进入中学任教大概始于20多年前，人数的明显增加则以近两年为最。不仅是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的著名中学中外名校博士齐聚，“新一线城市”的著名高中也仿而效之。如果以前个别应届博士毕业生进中学还属于个人职业选择的话，相当数量的博士亦作如此选择，就不再仅限于个人选择，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状况以及研究生培养体系和策略是否合理的问题了。
“博士进中学”的现象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博士不仅是高教体系中的最高学位，也是拥有深邃学识的标志，博士毕业应该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或前沿科学研究才合适。事实上，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教学计划也多是以此为培养目标的。依照该标准衡量，博士进入中学任教自然属于大材小用。
不过，博士就业的现实已经在悄然改写传统标准。曾经“物以稀为贵”的博士学位变得稀松平常，其变化速度之快也超乎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数据与实际印象之间的反差。就全国总人口比例而言，博士学位不足万分之七，即使加上每年回国的海归博士，其比例也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近年来有关部门和高校积极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的依据所在。而从应届博士毕业生批量进入中学任教，以及一些“双一流”名校招聘辅导员、普通行政或实验岗人员时也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的现象看，博士数量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
数据自然具有客观性，但实际印象更反映民意，也更容易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判断。
“万分之七”的博士占比是就整个中国而言，并没有考虑国内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以北京市为例，其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招收的博士生在国内遥遥领先，博士在全市总人口的占比已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并与美国持平，但这类数据并没有影响高校扩招的热情。因为培养单位天然地以为，作为首都，北京有义务向全国作智力辐射，扩招博士生也理所当然。然而，其他城市著名中学的“聘用人员公示”中，常能见到北大、清华博士毕业生的名字。这表明博士毕业生在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谋求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已不那么容易了。
在特定时期，追求规模效应具有合理性。如今的博士生扩招政策自然也经过了综合考虑。但由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社会消化能力不尽如人意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出于无奈，一层一层地“向下就业”的现状，需要反思的恐怕不是他们“期望过高”，而是政策本身以及政策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问题。
近些年，国内大学普遍以就业为导向，博士就业也没少被重视。不过，从类似博士进入中学数量日渐增多的情况看，持续扩招后的实际效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在进入中学任教的博士中，有一些是经过博士阶段学习后，感觉自己不适合从事科研工作而主动作出选择的，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因为选择读博的人总是抱有“节节高”的期待，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一定是会“向上”奋斗的。“逃离北上广”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后撤，“进入中学”的几多无奈和几多不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赞美“博士进中学”者预设了一个虚假前提，即应届博士生选择中学任教是出于个人志向。殊不知，“后撤”选择与“躺平”愿望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中学招聘博士却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它们希望通过增加博士学位占比提升本校在“中学排行榜”上的排名，同时依靠博士的科研经验争取更多“项目”。一方是要“卷”，一方是要“躺平”，除非一方让步，否则双方工作和生活态度上的矛盾实不易调和。有名校博士进入中学不到一年就另谋高就，即是一个证明。
衡量政策实效的另一个标准是投入产出比。众所周知，国家对博士培养的各种资源投入远大于本、专科生。而以博士从事本科生或专科生即能胜任的工作来判断，明显是资源投入和人才本身的双重浪费。
因此，就博士管理政策而言，需要优先考虑社会的消化能力；政策出台后，也需要制定更多积极的配套措施。例如，通过奖励式补偿，让那些“后撤”的博士毕业生重拾信心；在资源配置方面也需要相互协调，至少应避免出现类似非师范生与师范生争抢中小学教师岗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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