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前的朱锐
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课堂上，请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
——朱锐
202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朱锐在春季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告诉学生，自己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正在接受化疗，每天要吃大量止疼药才能缓解癌症带来的疼痛。
化疗让朱老师褪去了标志性的卷发爆炸头，手上常有针管的淤青。为了遮盖化疗的痕迹，他总是戴着厚厚的手套和帽子。
2024年8月，这位溜出病房为学生上课的哲学教授朱锐去世了。
去世前，他为自己深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彩蛋：邀请一位年轻人与他在病房中对谈，聊生命、死亡、爱与告别，以及当下大家都关注的话题。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是朱锐在临终前十天中留下的口述，收录了朱老师在人大为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以及他对学生们的寄语。
对话是最好的告别
2024年7月12日，朱锐转院到海淀医院的安宁病房。当时，所有治愈性的医疗手段已经不再起效。由于严重的肠梗阻和腹水，他已不能再进食，仅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医生告知朱锐，癌细胞已经冲破最后的防线，现在，他的生命随时可能走到尽头。
生死问题是哲学最大的问题，而我又恰好处于这样的生命历程中。我想以轻松的方式谈大家一般不愿意谈，但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也算是我走之前对社会的关怀，还有我的爱。
2024年7月15日，他与一位年轻人约定，每天中午11点半，以生命与死亡为题展开对谈。对谈进行了10天。7月25日，对谈结束，他决定终止人工维生手段。7天后，他含笑停止了呼吸，终年56岁。
当你看到《哲学家的最后一课》的时候，你就收到了朱锐老师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
2024年7月15日，是朱老师在安宁病房里与年轻人对谈的第一天，他穿着住院服，躺在床上，挥手和年轻人打招呼。跟一个月前出现在人大哲学课堂的他相比，瘦了不少，胳膊能看出桡骨的轮廓，化疗时剪掉的头发也长了，重新长成了他标志性的自来卷。
对谈前一晚12点，他和年轻人说，“估计只能聊10分钟左右”。由于“内外交困，节奏紊乱”，他几乎不可能睡一个完整的好觉了。
朱锐与年轻人的聊天记录
不过，对谈时间比他自己的预期要久得多。这一天的主题是恐惧，他聊得尽兴，不愿停下来，将近一小时后，才因为疲惫结束了对谈。在生命的尾声，他把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视为一种最深的慰藉。
如果要说最快乐的三个瞬间，第一是灵魂的交流，我们之间的交流至少目前为止是最快乐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第三是晚上睡一个比较完整的觉，然后期待着死亡的来临。
到今天，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进食了。家人会帮我把哈密瓜切成小块，我含在嘴里慢慢咀嚼，这样我就能重新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然后把渣滓吐出来，只把甜甜的果汁喝下去。
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乐，这是我最深的体会。一口水，一碗汤，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奢侈。
2024年4月，授课中的朱锐
他告诉年轻人，自己也曾害怕过死亡，但不要让恐惧控制自己的言行，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我们往往会找各种理由，掩饰内心的恐惧，正当化我们的行动。表象的动机背后，不过是一种恐惧。这些恐惧都是非理性的。我不愿意去看医生，看似是因为去医院很麻烦，实则是担心自己有很严重的病，不敢去。
恐惧是构成生命的基本成分，也是生命的基本情绪。学习哲学让我逐渐明白了什么是应该惧怕的，以及什么不是。惧怕那些不应该惧怕的事物，就是作茧自缚。
我小时候很怕血、怕尸体，但长大后，偶然看到解剖尸体后讲解人体器官构成的纪录片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感到震撼，震撼于生命的奇迹和秩序。从恐惧到不恐惧的变化，是理性和知识带给我的。
现在回望，和年轻人的对话是他在生命末端建立起的新生活秩序，只属于最后15天的秩序。
哲学家的死亡“练习”
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比起不惜一切代价地接受治疗，朱锐更想如常地上课。
不少学生见过，他挂着医院的手环出现在教室，有一次课上还接到医生的电话，他平静地回答：“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课后，他笑着告诉学生：“我非常高兴今天坚持从医院出来了，与你们讨论对我意义很大。”
那是2024年春季学期，他开设的《艺术与人脑》哲学课座无虚席，有学生从隔壁教室搬来椅子，有的直接席地而坐。
2024年春季学期，朱锐在人大的哲学课堂
癌症让他一点点失去对身体的控制。让朱锐最感同身受的是尼采，尼采一辈子受胃病困扰，曾多次提到最大的自由、最棒的人生、最好的哲学莫过于拥有一个强健的胃。
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肝在哪，直到癌细胞转移到肝。当你意识到你的肝在哪儿，当你的胃宣布它的存在，你已经在很多意义上，不能直接操控身体、直接跟世界发生接触了，就像寄居蟹一样。
生病前，他最大的爱好是爬野山。他喜欢在徒步中进入深度的思考，到大自然中读书，他总是独自一人，从天亮爬到日落，直到陷入深海般的黑暗，许多得意的奇思妙想，就是在这样没白没黑、孤独而漫长的旅程中形成的。他曾在课堂上分享过一张在野外拍的照片，绿树层层，没有路——
朱锐拍摄的野外照片
我们的大脑是百万年进化而来的。它在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应对在野外的情况。大家能找到，这张照片里的路在哪里吗?
我们的视神经可以通过分辨颜色，建构关于世界的结构。照片中，植被中间有一处阴影，绿色跟绿色之间有区隔，我因此得以判断出在两片绿色之间有一条小路，遂往阴影的方向走去。遇险的时刻，就是克服对未知的恐惧的时刻。我一次又一次告诉我的学生。我的死亡“练习”就是如此，随时准备好面对危机，也总有足够的信心去应对。
住进安宁病房后，朱锐感到自己彻底变成“寄居蟹”了，藏在自己的身体里，通过中枢、神经元，操纵大脑，大脑再进一步操纵身体，身体再进一步跟世界发生接触。“每时每刻，我的灵魂都在离身体越来越远。”
快乐的哲学家
对谈第四天，一场暴雨过后，北京的天气变得凉爽。他的硕博生们前一天来病房探望，送了老师一盆蝴蝶兰。这种花的花期很长，他们说“希望花开能陪老师久一点”。
2024年7月17日，朱锐与学生们在病房合影
两年前，朱锐在人大教授“西方哲学原典”，讲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去上课的途中，他在路边看见过一只跛脚的小狗，它一瘸一拐的，但是仍然快乐地奔跑在街上。他在课上向学生分享自己的所见，并告诉他们，“我们作为人而生活，遇到这种困难，是不是也有可能这么快乐地去活？”
无论处于生命何种状态里，朱锐都能寻得真实可感的快乐。
现在，我必须靠家人推轮椅了，行动变得更加有限。但我还是会在轮椅上挂一根登山杖，等电梯时可以戳按键，选楼层。这几乎是我仅有的行动上的自由了。即便如此，你或许不相信，我仍然认为死亡是件很快乐的事。
在安宁病房里，朱锐告诉年轻人：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并非对生命的否定，而是肯定，是重生。它和永生相对，是大化流行，是新陈代谢。新生物得以重生，就像小草，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总是相信草木可以复生，因为一根草终结消亡后，一片一片的草还会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其实，人也可以像草木那般回归“类”的存在。
如果我们把自己上升到“人类”，我们同样是“生生不息”的：第一个“生”是生命本身，第二个“生”是从死亡中再生。中国人对这方面的理解比较透彻，一个家族的“生生不息”并不依赖个体的长寿或者永生来实现所谓的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追求“无我”。“小我”很难被完全摒弃，而且不一定需要被摒弃，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并不仅仅是“小我”，从“大我”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层面上，从死亡中感受到的快乐不是情绪上的快乐，它是一种客观的、值得让我们感到愉悦的事。
他希望用这本书，改变人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
留给世界一份礼物
除了讨论生命和死亡，他也希望谈论一些轻松的话题。年轻人后来反思，朱老师是想用最后的能量，尝试解答一些当下年轻人的困境。
如何去爱？
年轻人：您怎么理解现代人的爱情？什么是爱，应该怎样去爱一个人？
朱锐：我觉得爱情是为他人而活着。人类的恋爱关系就是关怀，主体的一种主动的退场。
而对于爱，朱老师更喜欢的定义是“爱是恶心的悬置”。
在重症病房，病重的老人赤裸地躺在病床上，他们的孩子在床边为父母擦拭身体，清理排泄物——儿女们不单单是出于义务这样做，他们也真的没有感到恶心。很多电影中也有类似的场景：一对夫妇早上起床后，一个人如厕，另外一个人一边洗漱一边跟爱人聊天。
爱是亲密无间的，恶心的悬置。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是如此，我是有洁癖的，但在我成为父亲后，我从未觉得给孩子换纸尿裤是一件恶心的事。面对我的孩子，我只觉得对他有无尽的爱。
（“悬置”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指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信念搁置起来，悬而不论，中止判断。）
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
在生命最后的15天里，朱锐不止一次提出，知道生命的终点在哪里，是一件好事，不知道终点在哪也是好事，他都会如常地生活。“如果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明天可能就会失去意义，变得无聊。”
生命的意义在于不确定性，如果一切都确定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生命的不确定性反倒是生命的活力、激情、爱、关怀……是一切的来源。
如何在重复性的工作中找到精神的自由？
大学和工作不过是一种现代社会现象。它是在理性社会特殊的经济架构下构成的一种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之前甚至是不存在的。我们关于工作的恐惧总是很狭隘：怕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又怕丢了工作，怕没有安身之处。这种恐惧在我看来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即把个人的自主活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如果只是寻求肉体的生存，那是再容易不过的。
当新闻报道中提到一个30岁的人去世时，人们会因他还这么年轻而惋惜，但是当一个35岁的人找工作时，他可能被视为年龄太大的求职者。这就是日历时间的暴政，日历时间的桎梏控制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破解日历时间的暴政是全社会需要为之努力的事情。
如何过一种高欲望、低内耗的人生？
站在太阳系的边缘会看地球，地球不过是一个只占据了0.12像素的黯淡蓝点。可恰恰是这个黯淡蓝点，让宇宙有了意识，让宇宙为之闪烁。大家要相信自己的渺小，不是卑微，因为恰恰是渺小的个人能凭借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的星空。
美国航空航天局 /《暗淡蓝点》/ 1990 年
宇宙之大，让我们看见地球的渺小，看见全人类的渺小，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也不过一瞬而已。在这样辽阔的视角下，“内卷”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一种‘模仿欲望’——闺蜜晒包包，你就想买；同事加班，你就心慌。人对事物的欲望并非源自真实需求，而是社会模仿引发的无谓争斗。而“躺平”则是欲望消解的极端状态。二者构成虚假的两难选择。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联结自己的欲望和事物的价值，也许我们就可以自然地实现欲望的多元化。而当一个社会的欲望多元化之后，所谓的资源的稀缺也应该会相对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会相应地缓解。所以并不是说在内卷之外，只有低欲望或者无欲望，而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欲望的培养、发展，以及对欲望机制的自主性改造，进入一个高欲望但低内耗的大同社会。
最好的告别
在安宁病房，医护和家人都把精力放在对“死”的关怀上，这里不再用尽一切（有创的、痛苦的）手段维持我的生命，而是邀请每一位家人一起召开家庭会议，讲解后续可能遇到的任何状况，对未来的治疗方式、身后事进行详尽平和的讨论并达成共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
在这场会议上，朱老师的儿子川川和恩恩说与爸爸“on the same page，意见完全一致”。而这句话，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读同一页书”。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的后记，是朱锐的姐姐朱素梅写给弟弟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回忆：
你病后的每天中午12点，在美国上学的川川准时与你视频。除了说自己的大学日常，还查阅你发表的多篇哲学论文，就文中话题与你切磋。记得有一次，你们父子在探讨一个数学问题，交流的时间格外长，川川一边说一边书写演算公式，我不知道是谁在发问、谁在解惑，只见你多次为川川“点赞”。恩恩在你床前演奏一首首钢琴曲时，我感叹你们父子的心扉是和谐音符，是同一乐谱，又是共鸣乐器......
在全书的最后，朱老师为读者朗诵了一段告别诗。这首诗的配乐，是二儿子恩恩弹奏的肖邦作品《幻想即兴曲》。
朱锐曾说，自己一辈子的生活方式可能都是对“翼装飞行”的某种追求。去很多国家，走很多地方，踏很多名山大川，实际上都是在试图实现自由翱翔的梦想。
那也曾是他儿时做过很多次的梦，梦见自己可以飞，飞得不高，无法俯瞰高楼大厦，只是人群以上的高度，但很自由。他喜欢这种低空飞行的感觉。
2021年，他曾拍下窗外一只振翅疾飞的鸟。“原本想拍风，却有一只逆风的鸟飞进画面里。”
当我们走向社会时，我们不要过度夸大自己的困难或者不公正的待遇，也不要过多地蔑视自己的成就。我们都应该致力于做一个平凡但是大写的人。很多人会忘记社会之大，有各种各样的空间允许每个人自由发挥，有人又会忽视社会之小，在这样大的场景中，平凡才是终极真理，个人生命的体验才是最宝贵的。
最后，祝愿大家，无论发现自己在哪里，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是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先图南，后适南冥，还是振飞不过数仞而落地，翱翔蓬蒿之间，尽显“彼且奚适也”的风流或怡然自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和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因为你而闪烁。
这是朱锐对大家最后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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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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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4-11 10: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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