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和浙江，是公认的发达省份。2024年，江苏的人均GDP达到16.07万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排名第三。而浙江的人均居民收入达到6.7万元，也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排第三。
熟悉中国经济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江苏的人均GDP高于浙江，2024年江苏人均GDP是浙江的1.18倍，而江苏的人均居民收入却低于浙江，2024年江苏只相当于浙江的82.7%。不仅如此，2024年江苏的人均纳税额是8963元，而浙江是10485元；江苏的人均住户存款是13.89万元，而浙江是16.16万元。
江苏的人均纳税、人均存款、人均收入都比浙江低，这符合大众对于浙江民间更富裕的直观感受，由于浙江人更富，浙江整体的房价水平明显高于江苏，也是对这一现象的佐证。但就有人要问了，为什么浙江比江苏富，但江苏的人均GDP却比浙江高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人会提到不同省份GDP的统计标准不同，更通俗地说，就是有人认为有些省份GDP数字有更大的“水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列。抛开这个层面，人们在总结上述问题的时候常用的一句概括性的话，就是“江苏和浙江发展模式不一样，浙江更加藏富于民”，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句话还是太笼统了。
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省份2024年人均GDP和人均居民收入的比较。
可以看出，像江苏和浙江这样，一省人均GDP高于另一省但人均收入低于另一省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一部分省份，其人均GDP全国排名比其人均收入的全国排名高3位甚至更多，如湖北、新疆、陕西、西藏、云南、青海，但也有一些省份人均收入排名比其人均GDP排名高3位甚至更多，如山东、辽宁、江西、河北、河南、吉林、黑龙江。
从上面两组人均GDP排名和人均收入排名相差较大的省份，可以总结出很明显的规律。
人均GDP全国排名显著高于其收入全国排名的省份，其经济中资源产业（湖北水电，新疆、陕西化石能源，西藏、云南、青海有色金属），尤其是矿业和能源都占据较高比例。资源型产业对GDP有很显著的拉动，而在上述省份中，除湖北和陕西以外，其他省份人口都不足3000万，因而资源型产业可以更显著地拉高人均GDP。
而人均收入全国排名显著高于人均GDP全国排名的省份，绝大多数都是北方省份。个中逻辑也很简单，一些GDP不高就业机会不多的省份，反而体制内就业占比会更高，而全国不同地区之间体制内收入差距远远小于体制外岗位的收入差距，所以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省份，较高的体制内就业占比反而会拉高其人均收入。
上面还只是两点小结论，接下来，我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省份的人均GDP逻辑。
2024年，全国农业GDP占比只有6.8%，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构成GDP的主要因子。所以，在算术上影响各地人均GDP两个最主要的指标，其一是非农就业人口的人均财富创造能力（即二产、三产GDP之和除以非农就业人数）；其二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
下面是全国各省人均GDP、非农产业从业者人均增加值和非农就业占比一览图。
这张表是很有意思的。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4.32倍，但非农就业人口的人均增加值只是甘肃的2.1倍。上海非农就业人口的人均增加值只是河南的2.62倍，但上海的人均GDP却是河南的3.35倍。其实，各个省份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各个省份人均GDP差距那么悬殊。
如果我们排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矿业高度发达的内蒙古，非农从业人口人均增加值最高的江苏，也只相当于河南的1.69倍。而在人均GDP维度上可比的是江苏和甘肃，江苏是甘肃的3.04倍。
所以，排除北京上海这种高度发达的城市型“省份”，省与省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不同省份生产效率的差别——因为在统一大市场的环境下，这种差别很容易通过跨地区资源流动拉平。
不同省之间的经济差异更重要的一重来源，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区别。这个比例背后传递的信息主要又有两点——其一，非农就业人口占比越低，证明该省的城镇化率越低；其二，非农就业人口占比越低，证明该省的适龄劳动人口外流的比例越高。落后省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从而无法让足够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所以城镇化率就低；同时，适龄劳动力要谋生活，找出路，在省内又找不到工作，就必然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接下来再往下梳理一层，把非农就业人口的人均增加值再分为二产从业人口人均增加值和三产从业人口人均增加值。
不管谁看到这张表的数据，都未免会感到有些意外。
人均三产产值这一列比较简单。第三产业实际上主要包括高端服务业（以白领为主的服务业，如金融、互联网、商务服务等）和生活服务业（以蓝领为主的服务业，零售、餐饮等）。全国各地生活服务业从业者的人效比差距不大，收入差距也不大，所以影响人均三产增加值的主要变量，是不同省份白领在服务业从业人员中的占比，白领占比越高，人均三产增加值就越高，北京、上海的三产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明显甩开其他省份，自然很容易理解。
而第二列的数据就非常有趣了，二产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最高的六个省份全部是欠发达省份，这六个省份二产从业人员的人均增加值比北京和上海还要高。而二产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垫底的两个省，竟然是广东和浙江。
怎样理解这个现象？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又可以分为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称“水电气热业”），我把后两者合称“能源矿业”。
来看2023年全国第二产业三个门类的GDP、从业人数和人均增加值数据。
建筑业的人均增加值是最低的，因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规则，在建筑业这个行业中产生的增加值，基本上主要是由建筑工人的劳动带来的。所以建筑业的人均增加值，和零售业不会相差太多。所以，一个发达的、建筑业高度旺盛的地区，由于建筑工人在蓝领工人中占比可能较高，反而其人均GDP有可能被拉低。一个建筑业需求很低的地区，建筑工人占比就低，反而不会拉低人均GDP。
在工业内部，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矿业和水电热气）的差距非常巨大。制造业的人均增加值只有27.32万元，而能源矿业的人均增加值高达63.62万元。为什么欠发达地区的人均二产产值反而高，因为这些地区没有太多一般制造业，工业高度依赖能源矿业以及与之强相关的制造业如石化。内蒙、新疆、宁夏等地，都是如此。而海南二产从业者人均增加值高也是同一逻辑，海南基本没有一般制造业，海南工业主要就是能源（发电）和石化产业，而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人效比反而更高。
而在制造业内部，也分为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关于这两类制造业的人均增加值水平，没有特别精确的官方统计，但从经济学常识即可知，钢铁、石化、造船这样的重型产业，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对人力需求较低，自然对应的人均GDP高，而纺织服装、家居玩具甚至于电子，都需要非常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其对应的人均GDP自然相对较低。
整体来看，全国所有省份中，二产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超过30万的省份，除了京津沪，全部是中西部或欠发达省份。京津沪的确是因为产业结构高端，而其他省份更高的二产人均增加值，其实是因为它们第二产业的结构导致的。
分析至此，可以发现，二产从业人员的人均增加值不同省份之间差距巨大，但这种差距更多是产业结构不同导致的，而不是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显然，广东和浙江不可能是中国工业最落后的两个省，它们的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增加值低，恰恰是因为这两个省都是“世界工厂”，集中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江苏人均工业产值显著高于广东和浙江的原因，也由此清晰——江苏的产业结构要比广东和浙江重，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相较广东浙江比例低一些，所以拉高了江苏二产从业者的人均增加值，进而拉高了江苏的人均GDP。
我之前就说过，GDP并不能反映城市经济的全部问题。而当我对GDP进行分行业的深度分解，更发现有的地方人均GDP更高，很可能只是因为当地经济结构比较重而已。人均GDP指标，为什么常常和人均收入指标背离，根源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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