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若仅仅归咎于个体精神问题，或其最终落脚点的安保疏失，其实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对此案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是为了个体家庭寻求更完整的正义，也能推动一起具有意义的标志性案件
2021年11月，位于武汉的湖北大学家属院小区内，随着几声棍响，51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某平被夺走性命。据新黄河报道，行凶者王某刚当时正处于偏执型分裂症（发病期），经鉴定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2023年8月，法院判处王某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刑事判决的尘埃落定，并未平息围绕这起悲剧的追问。被害人家属敖女士质疑案发前的救助链条，一场民事诉讼随之展开。近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湖北大学应就侵权赔偿承担补充责任，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及武昌公安分局不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敖女士表示已提起上诉。
我国《刑法》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规定，采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此案中，王某刚被判死缓，虽与传统伦理观念形成一定对撞，但符合法律规定。随着时代的进步，对精神病人涉刑案的讨论，已更多转向了对精神病人的综合救助和管护。事前预防和事后弥补，成了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更为理性的选择。
副教授遭遇飞来横祸，从溯源上看，或并非仅仅源于凶手。其家属追究可能导致悲剧发生的责任方，引发人们对相关救助链条的关注。
据媒体此前报道，案发前，因身体不适，作案人王某刚准备从郑州回贵州老家。到车站后身份证丢失，他被送至郑州一救助站，工作人员给他买了从郑州到武汉市武昌火车站的票，并说到了武昌有人接。但抵达后没人接他，他被交给武汉警方，民警把他送往武汉一家救助站，但救助站没开门，他就从救助站门口游荡至事发小区。
从侵权责任上说，首先应是行凶者王某刚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因王某刚无赔偿能力，实际责任落在了被认定“物业管理存在严重监管漏洞”的湖北大学（系事发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承担约107万的补充赔偿责任。被起诉的救助管理站和警方，法院判决不承担侵权责任。
救助站是否有责，责任大还是小，还要从救助站的法定职责中去对照、考量。依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显示：流出地救助管理机构要建立返乡人员信息台账，流入地救助管理机构要通过书面形式将返乡受助人员信息反馈流出地救助管理机构，流出地救助管理机构要做好信息对接和人员接收工作。
在精神病人失控杀人之前，相关救助站是否存在失职？警方将王某刚送往救助站，完成了程序上的“移交”，又是否确保了实质上的“接收”？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而跳出个案观察，类似案件或折射出，流浪精神病人救助管理上的一些短板与公共责任的模糊地带。比如，流出地对其监护与流动是否做到了有效追踪；救助体系是否做到了对精神状况甄别、跨区域协作、与医疗体系联动等；公安、民政、社区等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与协作是否畅通、及时。
此案若仅仅归咎于个体精神问题，或其最终落脚点的安保疏失，其实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对此案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是为了个体家庭寻求更完整的正义，也能推动一起具有意义的标志性案件。
诉讼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司法程序，更清晰地界定和厘清救助站、警方等公共部门在预防此类悲剧中的应尽之责。对此深入探究与司法认定，或将为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和责任划分，提供指引和司法实践样本，倒逼相关部门严格依法行政，切实承担起对特殊人员的救助管理责任。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顾左右（法学学者）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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