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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自贡市档案馆在清理馆藏民国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一批民国时期制作的防空洞金属证章。经过清理、登记、造册，这批民国时期的防空洞金属证章，共有6品类、共计1500余枚。这些金属证章均为防空洞证章，外形有钟形、圆形、长方形，采用铜质底材、珐琅标识文字，有“一对山、新新桥、桂花山、闸口山”等城区地名，其中，单品数量最多为“一对山”。
方形徽章：长2.9cm，宽1.2cm，左侧黄底红字标注“丁”字（洞号）；右上标注名称，为“一对山入洞证”；右下标注证章编号。
钟形徽章：长3.4cm，宽2.8cm，中间标注名称，为“一对山市民第七防空洞证章”；底部标注证章编号。 这批保存相对完好的徽章，是什么时候制作的？由谁制作？当年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徽章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从“一对山防空洞”证章入手，经过半年时间在民国档案、资料中查询，终于在民国自贡商会档案中找到了线索，揭开了尘封八十多年的历史故实。为此，笔者将当年的相关档案梳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民间自建防空洞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在战火中迁都重庆，战火从沿海向西南地区蔓延。从1938年2月18日起，日军飞机侵入四川（含重庆）上空，对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四川各地，实施了长达六年多的无差别战略轰炸。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飞机对重庆城区连续轰炸，造成死亡3991人、伤2323人、19条街道被毁。当年重庆“五三”惨案，让全川各地为之警醒，纷纷着手构建防空设施。 1939年10月10日，日机飞抵自贡城区上空，对城区建筑、桥梁和制盐工场实施大规模轰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时，单独建市仅40天的民国市政府，面临着严峻的防空形势。1939年12月，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亲自签署指令，要求自贡市政府会同防空指挥部，“构筑防空壕，并劝告一般民众前往趋避……”。
1939年12月16日四川省政府关于令自贡市政府筑防空壕的指令(自贡市档案馆藏)此时，民国自贡市政府在疏散城区居民的同时，已要求民间团体自行构建防空洞，以防日机轰炸。1940年1月，自贡市政府发布公告：“……本府派员分赴各联保，与当地保甲插签标识，并督导人民加紧建筑（防空洞）……”。  1940年1月民国自贡市政府关于挖掘简易防空洞的布告内容(自贡市档案馆藏)自贡市商会下属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牵头组织盐商筹资，在当时的城郊釜溪河对岸一对山启动了多处简易防空洞建设。工程自1939年11月动工，至1940年11月全部竣工，投入经费12000余元，建成六处防空洞，可容910人入洞避险，成为当时自贡中心城区核心防空设施之一。据档案记载，这类由民间机构、团体和私人构建的防空洞当年不在少数。  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上报关于一对山防空洞基本情况(自贡市档案馆藏)二、凭证入洞加强管理 1940年上半年，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牵头建设的一对山各防空洞，陆续投入使用。然而，这些防空设施，远不能满足市民躲避日军空袭时的需求。作为商业机构的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没有能力维护防空洞内秩序。为此，该办事处于7月18日，向民国市政府、防空指挥部呈文：“本处因空袭严重，特于本市郊外一对山间凿防空洞，以为本处办事人员及东西两场井灶商人，躲避空袭之用。惟自洞成以来，市区民众，每于警报时期，争先入洞，至不能容。喧闹斗殴、无所不有，秩序为之大乱……而最可置虑者，则深恐或有汉奸分子混迹其间，致遭轰炸之祸……制发入洞证一种，以资识别。凡无此项入洞证者，不得擅行估入……”  1940年7月18日富荣场商联合办事处关于呈请出示保护一对山防空洞以维秩序而利防政由(自贡市档案馆藏)收到呈文的自贡市防空指挥部，7月24日以“公私防空设施，空袭时不得拒绝市民入内”为由，否决了“凭证入洞、加强管理”的请示。然而，面对防空洞容量与市民需求的巨大矛盾，7月28日富荣场商联合办事处再次呈文，并以“市民挤占防空洞，导致盐工无法正常使用防空洞，影响增产赶运”为由，要求自贡市防空指挥部、民国自贡市政府同意其制发入洞证。8月10日，民国市政府署文批准。1941年4月19日，富荣场商联合办事处通过报纸启事、张贴布告等形式，向社会公告：“……无论何人，均须凭证入洞……”。由此，开启了自贡市自建防空洞凭证管理的先河。  1941年4月19日富荣场商联合办事处关于本处所防空洞已印发证章无论何人均须凭证入洞的启事(自贡市档案馆藏)三、变味的入洞凭证 1941年4月后，自贡市城区一对山等地的防空洞，均采取印制和发放纸质证件控制入洞人员。作为商业机构的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发现所建防空洞不仅是“稀缺资源”，入洞躲避空袭更是“刚性需求”，入洞证件更可成为“紧俏商品”。为此，该办事处于1941年8月26日，通过报纸发布启事、张贴布告，对外宣称：“查本处所建一对山及新新桥各防空洞，早经竣工……实行凭证入洞。查该项入洞证，每只国币定价十元，在本市裕商银行出售。各界人士有愿买证者，请速赴裕行缴费领证，否则请早疏散其他安全处所，以免临危无措也”。  1941年8月富荣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关于售新新桥及一对山防空洞入洞证的登报广告内容(自贡市档案馆藏)如果说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前期牵头组织盐商筹款、自建民用防空设施，尚属代行政府职责、承担社会责任之举，那么后来出售入洞证件牟利，确是有违社会道义之策。此种做法，在当年不只是在自贡市存在，在当时重庆、成都等城市已是通行。 同年9月，自贡市防空指挥部发布指令，“要求公私防空洞，应对机关团体开放。机关单位人员可凭单位证件入洞防空”。此时，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回复：“因洞容量有限，难以接纳众多机关人员”。从中不难看出，当年民国市政府监管责任缺失，让本应成为保护市民生命安全的防空洞，成为商人们赚钱牟利的工具。 四、铜制徽章的启用 1941年6月5日傍晚，侵华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日机分三批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空袭，防空警报信号长达10个小时。由于事发时间处于夜间，超量进入重庆十八梯等三处隧道内的民众，在高温缺氧环境中发生窒息及踩踏，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该事件死亡人数，当时官方公布、学界认知、民间传言出入巨大。国民政府事后公布死亡人数为992人，民间及幸存者回忆称伤亡上万人。 该事件发生后，后方各城市防空洞改进委员会随之成立，加强了对辖区公私防空洞管理。1942年5月，富荣场商联合办事处发出启事：“查本处所辖一对山防空洞，前经发出纸质证章，凭证入洞。近奉自贡市防空指挥部派员来处管理，认为前发证章与各洞容量多有未合，诚恐发生窒息危险，实有从新调整之必要。前经测量各洞人位，新制铜制证章，凡前领有本处各洞证章之法团、机关，均已将新制证章分别发送完毕，其在本处任职各员工亦已分发铜制新章，以后概凭新章入洞，所有经前发出未收之纸质入洞证，从五月二十四日起，一律作废”。由此，铜制防空洞证章在自贡市社会层面出现。  1942年5月富荣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关于本处一对山防空入洞证已改制铜质新佩章以前发出之纸质证章一律作废的启事内容(自贡市档案馆藏)在此启事中，未对入洞证章是否收费予以明确。笔者查询了民国重庆市防空相关资料，1942年后政府设立了少数条件简陋的公共防空洞，实行免费开放。其他条件较好的防空洞，仍实行收费管理。一枚铜制防空洞证章，在重庆售价约2000元法币。由此推测，当年自贡一对山各防空洞依然实行着收费管理，且售价远高于最初“十元”的定价。 1944年11月，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的自贡经济检察大队，发函给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文中指出：“富荣场商联合办事处在《川中晨报》刊登启事，将铜制珐琅入洞证章一律作废，更换为白布长方形入洞证章……”，担心原持有的72枚铜制证章失效，故函告询问，并要求照数发给。 面对当时颇有权势特务机构的质询，当年12月，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回复其行业主管部门——财政部川康盐务管理局，“本处此次更换之入洞证，为本处职员及员司所佩之乙、丁两洞入洞证……其前送钧局之钟形入洞证并未更换，仍凭原证入洞”。从文中得知，此时防空洞入洞凭证为铜制证章、白布证章并行。究其原因，由于日军战略调整和抗战形势变化，日军飞机对四川各地轰炸频次大为降低，加之城区内防空洞数量增加，进洞防空已不再成为市民“刚性需求”，制作成本高昂的铜制证章已不“划算”，因而，采用成本低廉的白布制作证章，直至抗战结束。  1944年12月富荣场场商联合办事处（自流井场盐业场商办事处）关于函复一对山防空洞钟形入洞证仍有效力的函(自贡市档案馆藏)后记 自贡市档案馆发现的这批民国防空洞金属证章，不仅是自贡抗战防空史的实物见证，更是当时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微观缩影。从制作工艺上看，证章采用铜制底材、辅以珐琅彩文字标识，展示了当年证章制作工艺水平；从证章内容看，证章见证了抗战时期自贡各界构建防空洞的努力，为后世研究自贡城区防空设施提供了实物依据；但从证章管理演进梳理中，我们看到了当年防空资源极度紧缺、政府财政无力覆盖的现实，更感受到将“人民生存权商品化”、资本逐利的恶行，折射出民国政府管理混乱、监督缺失的制度腐败以及民国社会“有钱可活、无钱该死”的底层逻辑。 八十载沧海桑田，当年动荡乱世早已不复，如今山河换了新颜、人间变了天地，国家从积弱积贫到繁荣昌盛，民众从艰难求生到富足安康。回顾过往历史，我们更应珍视当下的美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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