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居尼泊尔18年娶过3个妻子，发现尼泊尔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包心客

我定居尼泊尔18年娶过3个妻子，发现尼泊尔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我定居尼泊尔18年娶过3个妻子，发现尼泊尔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加德满都的猴庙在晨光中慢慢显出了轮廓，我坐在自家旅馆的天台上，端着一杯玛萨拉茶，看着山谷里的炊烟一缕一缕地升起来。十八年了，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混着柴油味和香火味的空气，此起彼伏的狗吠和钟声，还有那些穿着红色纱丽的女人，头顶着水罐或柴捆，在山路上走得稳稳当当的。

我叫陈远志，今年五十二岁。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年轻时学的是旅游管理，毕业后在一家旅行社干了几年，总觉得日子过得像复印机里吐出来的纸，千篇一律。二〇〇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以背包客的身份第一次来到尼泊尔，被这个国家的雪山、神庙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慢节奏迷住了。回国后我辞了职，不顾家里人的反对，用攒下的十几万块钱在加德满都的泰米尔区盘下一家小旅馆，只有八个房间，专门接待中国的背包客。

那时候我才三十四岁，血气方刚，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没想到，旅馆的生意倒是其次，真正改变我人生的，是这里的女人。

十八年里，我娶过三个尼泊尔妻子。

不是因为我花心，而是每一段婚姻都以一种我始料未及的方式走到了尽头。但在这三段婚姻里，我渐渐发现了尼泊尔女人身上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一个让我这个中国男人既敬佩又心碎的特点。

一、苏米塔：第一个妻子，教会我什么是“接受”

苏米塔是我旅馆隔壁裁缝店老板的女儿。

我开旅馆的第二年，经常去裁缝店改衣服、做靠垫套子。苏米塔当时十九岁，皮肤有点黑，眼睛大得像两汪泉水，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她会说一点英语，每次我去店里，她就躲在她父亲身后偷偷看我，我一抬头，她就赶紧把目光移开，耳朵根都红了。

是她的父亲先开的口。老头叫拉姆，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他直接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娶他的女儿。他说他观察我一年了，觉得我是个老实人，虽然是个外国人，但比他见过的很多尼泊尔男人都靠谱。

我当时很犹豫。我才三十五岁，从没想过娶一个异国女人，而且苏米塔比我小十六岁。但苏米塔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她端着一盘自己做的samosa（咖喱角）送到我旅馆前台，放下盘子，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学做中国菜。”

就这么一句话，我心软了。

我们在加德满都登记结婚，按照尼泊尔的风俗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苏米塔穿了一件红色的纱丽，额头点着朱砂，手上画着曼海蒂，美得不像真的。

婚后的头一年，一切都很好。苏米塔学东西很快，不到三个月就会做西红柿炒鸡蛋和青椒肉丝了。她把旅馆的床单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有棱有角。她不太会算账，但前台登记的事很快就上手了。客人来了，她双手合十说“Namaste”，笑得特别真诚，很多客人都夸她。

但我很快发现了一件事：苏米塔从不跟我提任何要求。

她从来不问我要钱。我每个月给她一万卢比（大概五百多人民币）买菜买日用品，她花得仔仔细细，每一笔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我有时候想给她买件新纱丽，她说“够穿了”，硬拉着我走出商店。

我以为她是客气，后来才知道不是。

有一天晚上，我在旅馆前台算账，听见后面厨房里有哭声。我走过去，看见苏米塔蹲在灶台旁边，抱着膝盖哭。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她擦了擦眼泪，摇摇头，说没事。

我追问了半天，她才告诉我：她父亲拉姆病了，肝硬化，需要去印度治疗，费用大概要五十万卢比（两万五人民币）。她大哥二哥都拿不出钱，她也不好意思跟我开口。

“为什么不跟我说？”我问。

她低着头，小声说：“你已经给家里很多了，旅馆生意也不好，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

我第二天就把钱转给了她。她拿着手机看着到账的金额，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但她没有说谢谢，而是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我会还你的。”

我说不用还。她没说话，但从那天开始，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把旅馆里里外外擦三遍，用节省下来的水电费、客人给的小费，一笔一笔地存钱。我偷偷看过她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三月十二号，小费三百卢比；三月十五号，买菜省下四十卢比；三月二十号，客人落了十块钱小费在房间……

她真的在攒钱还我。

不是因为她跟我不亲，恰恰是因为她把我当成了丈夫，所以更不能欠我。我问过她，为什么尼泊尔女人都这样？她想了想，说：“我们从小就被教，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三年后，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不是我和苏米塔之间出了问题，而是她的家族出了变故。她大哥做生意亏了钱，债主天天上门要账。她二哥跑到印度打工去了，杳无音信。拉姆的病虽然治好了，但不能再干活了，家里的重担全压在苏米塔身上。

她要回家照顾父母，还要帮大哥还债。她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你呢？”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回娘家住一阵子。”她说。

“一阵子是多久？”

她低下头，没有回答。

我知道，这个“一阵子”可能就是一辈子。在尼泊尔，嫁出去的女儿一旦回娘家长住，就意味着这段婚姻结束了。不是法律规定，而是习俗。她要去承担她作为女儿的责任，而我作为女婿，没有义务去填她娘家那个无底洞。

离婚那天，她没哭。她把那个记满了账目的小本子放在桌上，里面夹着三万卢比——她攒了一年多的钱。她说：“还差很多，我会慢慢还的。”

我说不用还了。她把本子和钱推到我面前，转身走了。

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色纱丽，走得很慢，但没有回头。

二〇一〇年，苏米塔走出了我的生活。但她留给我的那个疑问，一直在。尼泊尔女人为什么都这样？永远在承受，永远不抱怨，永远觉得自己是个负担？

二、普瑞娅：第二个妻子，教会我什么是“扛住”

跟苏米塔离婚后，我一个人经营旅馆，忙不过来，请了一个当地女孩帮忙打扫房间。她叫普瑞娅，二十二岁，家在加德满都谷地边缘的一个村子里。

普瑞娅跟苏米塔完全不同。苏米塔像一潭静水，普瑞娅像一条山溪。她干活的时候喜欢唱歌，尼泊尔民歌那种调子，婉转又带点忧伤。她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英语比苏米塔好很多，有时候还跟客人聊半天尼泊尔的政治和八卦。

我们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普瑞娅回不去村子，我就让她住在一间空客房里。第二天早上，她给我做了尼泊尔传统早餐——sel roti（米圈饼）和扁豆汤。我开玩笑说：“你要是一直住这儿就好了，我就不用每天吃炒面了。”

她看了我一眼，说：“那你要娶我吗？”

我愣住了。她笑起来：“开玩笑的。”

但两周后，她真的拎着一个包袱搬来了。我们没办婚礼，就在一起过日子了。

普瑞娅比我小十四岁，但她身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力量——一种能把所有烂摊子都扛起来的力量。

旅馆的生意时好时坏，二〇一五年大地震之后，游客少了一大半，我的旅馆也出现了裂缝，需要加固维修。我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普瑞娅没说什么，但她做了一件事：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坐四十分钟的公共汽车去加德满都的批发市场，自己背回来蔬菜、大米和日用品，就为了省下供货商赚的那点差价。

我一个大男人，看着这个只有一米五几的女人，背着一个比她还高的大编织袋从公共汽车站走回来，满头大汗，肩膀上勒出两道深深的红印，心里那种滋味没法说。

“我帮你叫个三轮车。”我说。

“三轮车一趟五十卢比，”她喘着气说，“我走回来才花二十分钟，省下五十卢比可以买一斤土豆。”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她在笑。

地震后那一年，是旅馆最艰难的日子。有三个月，我们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两个员工走了，剩下的活全落在普瑞娅一个人身上。她打扫八个房间，洗床单，做饭，还要帮我修屋顶——是真的修屋顶，她爬到三楼去铺塑料布，我当时在下面看着，腿都软了。

“你下来，让我来。”我说。

“你恐高，”她头也不回，“我来就行。”

她真的把屋顶修好了。

后来有一件事，彻底让我明白了普瑞娅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怀孕了，是我们结婚第二年的事。知道消息的那天，我高兴得差点哭出来，买了她最爱吃的momo（饺子）和一大束花。普瑞娅也很高兴，摸着肚子，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温柔。

但是怀孕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她开始剧烈腹痛。我带她去医院，医生说可能是宫外孕，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加德满都的医疗条件不好，医生说最好去印度或者回国治，但费用很高。

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旅馆刚缓过气来，积蓄只有几万卢比。

普瑞娅比我冷静得多。她从医院回来，把那份检查报告折起来放进抽屉里，然后去厨房给我做晚饭。我看她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切菜、炒菜，忍不住说：“你还有心思做饭？”

“饿着肚子解决不了问题。”她说。

那顿晚饭她做了三个菜，比我平时吃的丰盛。她自己吃得很少，一直给我夹菜。

后来我们到处借钱，东拼西凑，终于凑够了去印度的路费和医疗费。但是已经晚了，检查结果是宫外孕破裂，必须马上手术，孩子保不住了，一侧输卵管也要切除。

手术做完，普瑞娅在印度的医院里躺了七天。那七天里，她没掉过一滴眼泪。出院的路上，我说：“对不起，是我没用，让你遭这么多罪。”

她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不是你的错。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她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而不是“这是你的事”。

从印度回来后，医生说普瑞娅以后怀孕的几率很低。我其实不在意，我甚至想过不要孩子也行，两个人过日子也很好。但普瑞娅在意。她非常在意。

她开始偷偷吃各种草药，去寺庙祈祷，问遍了加德满都的医生。我看她这样折腾自己，心疼得不行，说：“没有孩子也没关系。”

她看着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

“可是我嫁给你，”她哭着说，“我什么都没有带给你。没有嫁妆，没有钱，现在连孩子都不能生。我算什么妻子？”

我抱着她说：“你给了我很多，你给了我这个家。”

她哭得更凶了。

普瑞娅在第三年离开了。不是因为她不爱我，是因为她觉得她“不配”做我的妻子。她说尼泊尔女人嫁人，是要给夫家生孩子、传宗接代的，她做不到，就不应该占着这个位置。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她收拾了行李，一个人回了村子。我追到村里去，她关着门不见我。她母亲隔着门对我说：“陈先生，你回去吧。普瑞娅决定的事，谁也改不了。”

我就站在门口，听着里面普瑞娅压抑的哭声，最后转身走了。

普瑞娅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尼泊尔女人不是不会哭，她们只是把眼泪留给了自己，把坚强留给了别人。

三、米拉：第三个妻子，教会我什么是“重生”

跟普瑞娅分开后，我有好几年一个人过日子。旅馆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我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还在博卡拉开了一家分店。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但心里总空落落的。

二〇一八年，我在博卡拉的一家咖啡馆遇到了米拉。

米拉跟苏米塔和普瑞娅都不一样。她三十六岁，离婚了，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儿。她在一家国际NGO工作，英语流利，去过十几个国家，思想开放，性格独立。她穿牛仔裤和T恤，不穿纱丽，不点蒂卡，不吃纯素——这在尼泊尔女人里算是非常西化的。

我跟米拉交往的时候，觉得这次终于不一样了。她经济独立，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需要依靠男人。她有主见，什么事情都能跟我商量着来，不会像苏米塔那样什么都憋在心里，也不会像普瑞娅那样一个人把所有苦都吞了。

我们结婚前，我甚至特意跟她谈过“平等”的问题。我说：“我不是大男子主义的人，你不用伺候我，我们分工合作，家务一人一半，钱也各管各的。”

米拉笑了，说：“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打算伺候你。”

结婚后，一开始确实很好。我们一起买菜，她做尼泊尔菜，我做中国菜，八岁的女儿阿莎在中间跑来跑去，有时候帮我剥蒜，有时候帮米拉摆碗筷。周末我们开车去费瓦湖边野餐，阿莎在草地上放风筝，米拉靠在我肩膀上看书。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晚年生活了。

但慢慢地，一些细微的东西开始浮现。

米拉虽然工作能力强、收入不低，但她每个月会把大部分工资寄给她母亲和妹妹。她母亲寡居，妹妹离婚了带着两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米拉撑着。我问她：“你妹妹自己不工作吗？”

米拉说：“她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妈妈，没办法出去工作。”

我说：“那她的前夫不给抚养费吗？”

米拉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尼泊尔男人离婚后给抚养费的，我没见过几个。”

我问她：“那你打算养她们一辈子？”

她看了我一眼，说：“她们是我家人。”

这句话很熟悉。苏米塔说过，普瑞娅也说过。只是方式不同。苏米塔是不声不响地承担，普瑞娅是咬着牙硬扛，米拉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义务。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二〇二〇年疫情来了，尼泊尔封国，游客归零，我的旅馆关门了半年多。我没有收入，米拉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她们NGO的项目缩减，她的工资降了百分之四十。

我们靠着之前的存款过日子，倒也不至于揭不开锅。但米拉做了一个让我震惊的决定：她把我们家里唯一的摩托车卖了，把卖车的钱寄给了她妹妹。

“那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我急了，“我靠它去采购物资，你靠它送阿莎上学，你把它卖了，我们怎么办？”

米拉很平静地说：“我妹妹的孩子生病了，急需用钱。我们可以走路，或者坐公共汽车。”

“凭什么要我们牺牲？”这是我第一次对米拉发火，“你妹妹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你帮他一次可以，每次都这样，你什么时候是个头？”

米拉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我心上。

“在我家里，女人就是男人的退路。我爸爸走了，我哥哥不管，如果我也不管，她们就真的没有人了。”

我忽然明白了。米拉表面上再西化、再独立、再“现代”，她骨子里的那个核心，跟苏米塔和普瑞娅是一样的——她们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丈夫、孩子、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兄弟姐妹的孩子，都排在她们自己前面。

疫情持续了将近两年。那两年里，米拉一边工作（在家办公），一边照顾阿莎上网课，一边还帮邻居的老人买菜送药，因为那些老人的子女都在国外回不来。她每天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十一点，几乎没有停过。

我劝她少管点闲事，她说：“不管的话，那些老人怎么办？”

我说：“总有人管的。”

她说：“谁？”

我答不上来。

疫情结束后，我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不是因为吵架，不是因为背叛，而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

有一天晚上，我跟米拉算账，发现她背着我给妹妹汇了一笔钱，大概两千多人民币。她说她妹妹的房租到期了，没钱续租，她不忍心看妹妹和外甥流落街头。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她说：“我跟你商量，你一定会反对。”

“你就知道我会反对，所以你就瞒着我？”

“我不是瞒着你，”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我是怕你为难。你不答应，我会怪你；你答应了，你自己心里不舒服。我不想让你为难，所以我自己做决定。”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特别累。不是因为她汇了那笔钱，而是因为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东西——她永远在替我考虑，替她家人考虑，替所有人考虑，唯独不考虑她自己。而当我试图替她考虑的时候，她反而觉得我在给她添麻烦。

我们和平分手了。没有争吵，没有眼泪，米拉带着阿莎搬走了，继续在她的NGO工作，继续养着她妹妹一家人。我跟她偶尔还会发微信，问问阿莎的情况，仅此而已。

四、我发现的那个共同特点

三段婚姻结束了，我依然一个人住在加德满都的那家小旅馆里。十八年，三个女人，三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但我渐渐发现她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烙印——一个几乎刻在每一个尼泊尔女人骨子里的东西。

那就是：她们把自己活成了所有人的依靠，却从来不让自己依靠任何人。

苏米塔面对父亲的重病，第一反应不是向丈夫求助，而是觉得自己“添麻烦了”。普瑞娅失去了生育能力，第一反应不是跟丈夫一起面对，而是认为自己“不配做妻子”了。米拉在经济独立的表象下，依然是那个把全家人的担子都挑在自己肩膀上的女人。

这不是个体的选择，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

我后来跟尼泊尔的朋友聊过这件事。一个在加德满都大学教书的女教授告诉我，尼泊尔社会虽然是父权制的，但家庭的经济重担和照顾责任，很大一部分其实落在女人身上。男人可以出去工作，也可以不工作，可以去印度或者中东打工，也可以几年不寄钱回来。但女人不行，女人必须守住这个家。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她说，“你要坚强，因为没有人会替你坚强。”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多。在中国，我们也有很多坚强的女性，但那种坚强往往是逆境逼出来的，是一种抗争。而在尼泊尔，女性的坚强是一种默认设置，是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写进生命里的程序。她们不觉得自己在抗争什么，她们只是觉得“本该如此”。

我旅馆现在的前台是个尼泊尔姑娘，叫比什努，二十五岁，未婚。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月薪一万五千卢比（不到八百人民币），她要用这笔钱养活她自己、她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弟弟。她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先给弟弟们做早饭，然后步行四十分钟来上班。下班后还要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洗衣服、辅导弟弟们的功课。

有一天我问她：“你累不累？”

她正在前台录入订单，头都没抬，随口说了一句：“累啊，但是累也要做啊。”

那个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又问她：“你有没有想过找个男人帮你分担一下？”

她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找了男人，我还要多照顾一个男人，更累。”

我也笑了，但心里沉甸甸的。

这就是尼泊尔女人。她们不抱怨，不逃避，不寄希望于任何人来拯救她们。她们把苦难当作日常，把付出当作本分。她们可以为家人付出一切，却从不要求家人为她们付出什么。

这种品质，往好了说是坚韧、无私、隐忍。往不好了说，是一个社会对女性的长期压榨和内化到骨子里的自我牺牲。但无论如何，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亲历者，从三个尼泊尔女人身上看到的这个共同点，让我既敬佩又心疼。

苏米塔、普瑞娅、米拉，她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苏米塔后来嫁了一个尼泊尔商人，生了两个孩子。她在Facebook上偶尔发一些照片，看起来很幸福。她至今没有还我剩下的那笔钱，但我知道她记得。她那种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欠别人的。

普瑞娅回到村子后，没有再嫁。她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卖一些日用品和零食，勉强维持生计。我托人给她带过几次钱，她都退回来了，附一句口信：“我可以的，不用担心。”

米拉还在博卡拉，女儿阿莎已经上初中了。她最近在学中文，说想去中国看看。我问她来中国的话要不要我当导游，她发了一个笑脸表情，没回答。

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加德满都的旅馆里，偶尔有中国游客住店，会好奇地问我：“老板，你怎么会在尼泊尔待这么久？”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女人教会了我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我给他们倒一杯茶，慢慢地说：“她们教会我，什么叫做真正的承担。不是轰轰烈烈的付出，是那种日复一日、无声无息、把别人的担子扛在自己肩上、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的承担。”

客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笑了笑，没有再多说。

有些事情，不在这里生活十八年，不娶三个尼泊尔妻子，是不会真正懂的。

窗外，猴庙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加德满都的黄昏又来了，炊烟再次升起，跟十八年前我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这座城市什么都没变，我也什么都没带走，只带走了一个答案。

尼泊尔女人最大的共同点是：她们把给予当作本能，把索取当作耻辱。她们可以为你撑起整个世界，却从来不肯让自己被任何人撑起来。

这个特点，让她们伟大，也让她们太累了。

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尼泊尔的女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对自己好一点，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也需要被照顾”，那该多好。

但那是她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的事了。

而我，只是这个国家千千万万个过客中的一个，在加德满都的某条小巷里，继续开着我的小旅馆，等着有人来敲门，等着有人对我说一声Namaste。

双手合十，微微鞠躬。这个动作我做了十八年，已经做得比很多尼泊尔人都标准了。

Namaste。我向她们致敬，向所有把生活扛在肩上的尼泊尔女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