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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杂谈] 岳父看不起我二本学历,妻子高升岳父逼离婚,10年后我们再次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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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 小时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四川
岳父看不起我二本学历,妻子高升岳父逼离婚,10年后我们再次重逢

楔子

“离了吧,别耽误我闺女前程。”岳父把离婚协议拍在桌上,眼神里全是轻蔑。那天妻子刚升了副处长,我手里的二本毕业证成了他们眼中最大的笑话。签字时手在抖,十年后重逢那刻,谁也没想到会是那样。

正文

我叫陆鸣川,今年三十八岁,出生在川东一个叫石堰的小山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常年腰不好,母亲在镇上的玩具厂做零工,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我从小就知道,读书是唯一能让我走出大山的出路。

高考那年我拼了命地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单词,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做题。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说不清,平时模拟考都能过一本线的我,高考那几天发高烧,最后只考上了省城一所普通二本院校。

记得查分那天,父亲蹲在院子里抽了很久的旱烟,母亲红了眼眶但什么都没说。后来母亲还是借钱凑了学费,送我上火车时说:“鸣川,不管啥学校,好好读,妈信你。”我攥着那张二本录取通知书,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大学四年我不敢有半点松懈,专业成绩年年第一,拿了三次国家励志奖学金。课余时间我在图书馆勤工俭学,周末去校外做家教,攒下的钱除了交学费,剩下的全寄回家给父亲看病。室友们笑话我不会享受青春,我只是笑笑,他们不懂穷人家的孩子有多怕掉队。

大四那年我在省城一家中型企业找了份工作,做市场专员,月薪三千。也就是在那年,我遇到了方婉清。她是我们合作单位的项目对接人,省城本地姑娘,研究生毕业,在一家国企做行政主管。第一次见面她就让我印象深刻,说话温柔但有力量,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我们的相识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第一次见面谈完工作,她落下了手机在会议室,我追下楼还给她。她请我喝了杯咖啡表示感谢,聊起来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都喜欢看历史书,都喜欢听民谣,都讨厌虚伪的社交。

后来因为工作往来频繁,我们开始熟悉起来。她会在我加班时发消息提醒我吃饭,我会在她工作遇到麻烦时耐心听她倾诉。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没有精心设计的浪漫,就是在一个寻常的傍晚,她靠在我肩膀上说了句“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特别安心”。

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带着裂痕。方婉清的父亲方建国是省城某局的退休副处长,母亲王秀兰是中学教师,家里虽不算大富大贵,但在省城也算体面人家。而我,一个农村出来的二本毕业生,在他们眼里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代名词。

第一次去方家吃饭,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紧张。我翻遍了衣柜才找出一件像样的衬衫,花了大半个月工资买了一盒茶叶和一瓶红酒。方婉清在门口接我时小声说“别紧张,我爸就是看着严肃”,我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方建国,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目光落在我身上像X光扫描一样。我递上礼物,他淡淡说了句“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语气里听不出半分热络。王秀兰倒是在厨房里忙活,出来打了个招呼又钻回去了。

饭桌上方建国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的情况。“小陆,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老实回答:“省城学院。”他筷子顿了一下:“哦,那个二本院校啊。”就这简单一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方婉清在桌下握住我的手,给她爸夹了一筷子菜打圆场。

接着又问我家是哪里的,父母做什么工作。我说完,方建国沉默了半晌,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话:“婉清从小到大没吃过苦,我们做父母的,总得替她后半辈子着想。”话里话外的意思,傻子都听得出来。

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连最喜欢的红烧排骨嚼在嘴里都没了味道。吃完饭我主动帮忙收拾碗筷,王秀兰客气地拦着说不用,方建国已经坐到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正眼都没再瞧我一下。方婉清送我下楼时眼圈红了:“对不起,我爸他就是那个脾气。”

我笑着说没事,可下了楼骑着电动车回家的路上,风灌进领口里,冷得我直哆嗦。九月的省城夜晚不冷,冷的是心。我明白方建国的意思,他女儿是研究生、国企干部,我一个二本毕业的小职员根本配不上。可我更清楚,我放不下方婉清。

方婉清比我大三岁,那年她二十六,我二十三。她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姑娘,认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方建国反对我们在一起,她就跟他冷战,整整两个星期没回家吃饭。王秀兰心疼女儿,开始在家里帮我们说好话。

我这边也不好过,我知道自己条件差,所以拼命工作。别人下班了我还在办公室研究方案,周末主动加班帮领导整理资料。一年下来我瘦了十五斤,但从市场专员做到了项目经理,月薪涨到了六千。六千块在省城不算多,但至少让我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方婉清也在为她的事业努力,她工作能力强,又肯吃苦,在单位很受领导器重。那两年她考了好几个专业证书,负责的项目也屡屡获得表彰。每次她跟我分享升职加薪的好消息,我都真心替她高兴,可心里也隐隐有些不安——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方建国对我们的关系始终没有松口,但方婉清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有一天她直接把她爸带到我们公司楼下,指着正在加班的我说:“爸你看清楚,他在努力,他在拼命,你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方建国站在车里看了我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开车走了。

那天晚上方婉清在电话里哭了很久,她说她累了,夹在中间真的很累。我握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配吗?我拿什么给婉清幸福?可一想到失去她,心就像被人揪着一样疼。

几个月后方婉清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去医院检查确认的时候,她的手冰凉,攥着我的手心全是汗。她说:“鸣川,我要留下这个孩子。”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用孩子逼迫她爸妈同意我们的婚事。我想阻止她,可她已经打电话回家了。

那通电话长达四十分钟,我在旁边隐约听到方建国暴怒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王秀兰好像在哭。方婉清挂了电话后脸色惨白,却异常平静地说:“下周领证吧,他们同意了。”她脸上没有半点即将成为新娘的喜悦,只有一种壮士断腕般的决绝。

领证那天我们去了民政局,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方婉清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我穿的是唯一一套西装。工作人员让拍照时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我记了很多年,有委屈、有倔强,更多的是一种赌上一切的孤注一掷。

方建国没有出席,王秀兰倒是来了,但全程板着脸,递给我一本户口本时手指都在发抖。我接过那本薄薄的户口本,感觉有千钧之重。我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住在我的出租屋里,五十平米的老房子,墙皮有些脱落,厨房的水龙头拧紧了还会滴水。方婉清从没抱怨过,她买了墙纸把卧室贴得温馨,在窗台上摆了几盆绿植,小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苦也最甜的日子。

方婉清怀孕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人都瘦了一圈。我心疼得不行,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她吃不下去我就抱着她,等她吐完了再重新做。晚上她腿抽筋,我不管多累都会起来帮她揉,直到她重新睡着。

可方建国的脸色从未好转。方婉清怀孕五个月时回娘家,我买了很多东西跟过去,方建国连门都没让我进。我就站在楼下等着,等了两个小时,方婉清红着眼眶出来说:“走吧。”我问她怎么了,她摇头不说,后来我才知道方建国在屋里说“你要是真嫁了那个穷小子,以后就别叫我爸”。

孩子出生那天是个冬天的凌晨,方婉清突然破水,我慌了神,打120叫了救护车。到医院后她在产房疼了整整十二个小时,我在走廊上来回走了不知道多少圈,手心全是汗。护士推开门说她大出血,需要家属签字,我的手抖得连名字都写不清楚。

方婉清被推进手术室那刻,我靠着墙滑坐到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一遍遍跟自己说,如果婉清和孩子有什么闪失,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万幸的是手术很成功,母女平安。当护士把女儿抱出来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孩子。

方婉清醒来后第一句话是“宝宝呢”,我握着她的手说“很好,长得像你”。她笑了,那是真真切切的笑,眼里的光比产房的灯还要亮。我给女儿取名陆念恩,感恩她妈妈拼了命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也感恩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王秀兰来了医院,抱着外孙女看了又看,眼眶红红的。方建国没有来,但让王秀兰带了一个红包和两罐进口奶粉。我看着那个红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方婉清把红包推到一边,说“妈,你拿回去”,王秀兰叹了口气,把红包收进了包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带娃。方婉清产假结束后也回去工作了,孩子白天托给隔壁的刘阿姨帮忙照看,晚上我们自己带。虽然累,但看着念恩一天天长大,会笑了、会翻身了、会叫爸爸妈妈了,那种幸福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可方建国对我们的态度始终没有好转,他很少见外孙女,即便见了也是淡淡的。有一次我们在商场偶遇,他看了一眼婴儿车里的念恩,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就走了。方婉清站在原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揽着她的肩膀说“没事,有我在”。

那几年我在事业上拼命追赶,换了家公司做销售经理,每天早出晚归跑客户。月底冲业绩的时候,我一天能跑七八个客户,电话打到耳朵发烫,鞋底磨破了也舍不得买新的。我知道自己没有学历优势,只能靠比人家更拼。

付出总算有回报,我的业绩在公司名列前茅,收入也慢慢上来了。第三年我拿了一次季度销售冠军,奖金两万块。我第一时间给方婉清买了条金项链,给她的时候她哭了,说“你买这个干什么,浪费钱”,可还是戴上照了半天镜子。

我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以为方建国迟早会认可我这个女婿。可我忘了一件事,方婉清也在进步,而且她的进步比我快得多。她工作能力强,在单位年年评优,领导越来越器重她。孩子两岁那年她升了科长,三年后又提了副处长。

方婉清升副处长的消息传来那天,方建国破天荒地打来电话,不是在恭喜女儿,而是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十年的话:“你那个位置,身边接触的都是什么人?那个姓陆的,还在他那破公司跑业务吧?你就不觉得丢人?”

方婉清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呆。我知道她心里难受,想过去抱抱她,她却下意识地躲了一下。那个细微的动作像一把刀扎进我心里,我突然意识到,这三年多来,我所谓的努力、所谓的追赶,在她和她家人眼里,或许从来都不值一提。

裂痕就是这样产生的,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惊天动地的矛盾,就是一些很细微的东西慢慢累积。方婉清参加单位的聚会从不带我去,有同事问起我,她就含糊地说“做市场的”,从不说我在哪家公司、什么职位。

她开始在意一些以前从不在意的事情。我穿衣服太土,吃饭吧唧嘴,说话不够讲究,见客户时不会应酬。这些以前她从不挑剔的东西,现在会不经意地说出来,说完又会马上道歉,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我能说什么呢?只能点头说“我会改”。

可我改得再快,也追不上她眼光的变化。她身边的同事朋友个个光鲜亮丽,丈夫不是名校毕业就是企业高管,聊的话题是国际学校、出国旅游、股权投资。我还在为月入过万沾沾自喜的时候,人家谈的是百万级的生意。

真正的矛盾爆发在孩子三岁那年。念恩要上幼儿园了,方婉清想让她上省城最好的双语幼儿园,一年学费八万。我算了一笔账,我一年收入十五万左右,她二十万出头,加上房贷、车贷、日常开销,八万的幼儿园我们真扛不住。

我跟方婉清商量能不能上个便宜点的,四万左右的也挺好的。她很失望地看着我,说“你是觉得念恩不值得最好的教育吗?”我说不是不值得,是咱们目前的经济条件真的达不到。她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陆鸣川,你就不能为了这个家多努力一点吗?”

那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抽在我脸上。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经常加班,从不敢乱花一分钱,衣服穿到起球了才换新的。可在她眼里,这都不够。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去阳台上抽了一整晚的烟。

方建国知道这件事后火冒三丈,直接在电话里对方婉清说:“我说什么来着?你嫁了个什么人?连孩子上个好幼儿园的钱都拿不出来!”我不知道方婉清当时怎么回的,但从那天起,她回娘家的次数明显多了,每次回来都沉默寡言。

有一天方婉清说要带念恩回娘家住几天,我想跟过去,她说“你忙你的吧”。第二天她回来得很晚,脸色很不好,我问怎么了,她摇头说没事。后来我才知道,方建国那天正式跟她说了:“要么跟他离了,要么你以后别进这个家门。”

方婉清没告诉我这些,可她的态度越来越冷淡。我们之间的对话变成了日常汇报,你吃饭了吗、今天忙不忙、念恩听话吗,客套得像两个不太熟的同事。她睡在床上的时候背对着我,我伸手想碰碰她的肩膀,她僵硬了一下,我就把手缩了回来。

那天是念恩三岁生日,我买了一个蛋糕,方婉清难得准时下班回来。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唱生日歌的时候,念恩开心得手舞足蹈,方婉清也笑了。我以为日子还能过下去,还在幻想着一切都会好起来。

生日过完第三天,方婉清很晚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把信封放在茶几上,坐在我对面,眼睛红红的但表情很平静。她说:“鸣川,我爸说得对,我们不合适。”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那个信封里装的是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我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咆哮或者哀求,我只是很平静地看着她问:“你想好了?”她说:“想好了。”我又问:“念恩呢?”她说:“跟我。”我沉默了很久,看着桌上那个蛋糕还没吃完,奶油已经塌了,像我们三年多的婚姻。

方建国第二天直接来了我们家,他进门环顾了一圈这个五十平米的出租屋,眼神里全是嫌弃。他把离婚协议拍在桌上,上面已经有方婉清的签字了。他说:“离了吧,别耽误我闺女前程。”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可我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

我看着那份协议,上面写着房子归方婉清、车子归方婉清、孩子归方婉清,我每个月出两千块抚养费。房子是我付的首付,车子是我攒了两年买的,可在方建国眼里,这些都是他女儿的,我不过是个过客。

方婉清始终没有看我的眼睛,她抱着念恩坐在沙发上,眼泪一滴滴掉在念恩的头发上。念恩还小,不懂发生了什么,抱着妈妈的脖子咯咯笑。我看了她们母女俩最后一眼,拿起笔签了名字,手在抖,可签下去的那笔还是干净利落。

那天我从出租屋搬走,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衣服和书。我走到楼下回头看那扇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九月的风又热又闷,吹得人喘不过气来。我骑上那辆电动车,骑了很远才停下来,蹲在路边的花坛前哭了一场。

离婚后我像是被抽空了一样,浑浑噩噩过了好几天。同事老周看我状态不对,拉我喝酒,我喝多了把事说了,老周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日子还得过。你有手有脚,怕啥?”我想想也是,离婚都离了,天也没塌下来,日子总得过下去。

我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学历差,不敢想太多。现在倒好,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反倒什么都不怕了。我跟公司申请调去新成立的西南分公司,做区域经理。分公司在成都,离省城三百多公里,我想离那些糟心事远一点。

走的那天我没有告诉方婉清,只是给王秀兰发了个信息说“妈,我走了,念恩麻烦你多费心”。王秀兰回了个“唉”,再没多说。我删掉了方婉清的所有联系方式,不是恨她,是怕自己忍不住去找她、去看念恩,那样大家都不好过。

到成都第一天我住在公司旁边的快捷酒店里,房间很小,窗户对着一条嘈杂的马路。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车流声,脑子里全是念恩的脸。她才三岁,不知道她长大后还记不记得爸爸长什么样。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把枕巾打湿了一大片。

新公司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一个光杆司令要搭班子、跑市场、建渠道。那半年我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手下招了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带他们一起跑客户,白天在外头跑,晚上回来复盘总结。

年底结算的时候,分公司超额完成了业绩指标,总部发了一笔奖金。我拿着钱给团队每个人买了年货,自己留了一部分给老家的父母寄回去。母亲在电话里哭着说“鸣川,你在外头别太拼了,身体要紧”,我说“妈,我没事”。

离婚第一年我每个月按时打抚养费,方婉清那边没有联系过我。我有好几次想去看念恩,拿起了手机又放下。我害怕见到方婉清,更害怕见到方建国那副嘴脸。我想等自己混出个人样了再去,可什么样才叫人样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第二年我主动跟公司申请去做大客户销售,这个岗位压力更大但提成也高。我文化底子薄,技术上的东西学得比别人慢,就把技术资料打印出来揣在兜里,坐地铁的时候看、吃饭的时候看、睡前再看一遍。三个月下来,技术参数倒背如流。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我拿下了两个大单,其中一个还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体项目。总部专门发了一封嘉奖邮件,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封邮件看了很久,想起当年方建国说“你那破公司跑业务的”,突然觉得嗓子有些发紧。

第三年公司内部调整,我被提拔为西南大区总监,手下管着三个分公司、五十几号人。年收入第一次突破了五十万,我终于在成都按揭买了一套小房子,八十多平米,不大但够我一个人住了。搬进去那天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给老家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不到三句就哽咽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往前推,我的事业越来越好,可心里始终有一个空落落的角落。念恩五岁的生日我偷偷回了省城,躲在幼儿园门口想远远看她一眼。等了一会儿看到方婉清开车来接她,念恩扎着两个小辫子,背着一个粉色的小书包,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她长高了好多,圆圆的脸上肉嘟嘟的,笑起来露着一排小白牙。我蹲在树后面看着她扑进方婉清怀里,方婉清弯腰把她抱起来,亲了亲她的脸。那一瞬间我差点冲出去,可方婉清身后跟着一个男人,帮她拉开了车门。

那个男人我不认识,三十出头的样子,西装革履,戴着眼镜。他笑着跟念恩说了句什么,念恩也笑了,喊了他一声“叔叔”。方婉清看了那男人一眼,那眼神我在方婉清身上见过,是看亲近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我蹲在树后面,直到那辆黑色的轿车开远了才站起来。腿蹲麻了,一瘸一拐地走到路边打了一辆车去火车站。出租车上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转着刚才那一幕。方婉清有了新生活,念恩有了新爸爸,我算什么?一个局外人罢了。

回成都后我更拼了,拼命工作、拼命赚钱、拼命健身。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不给自己留一点空隙去想那些事。白天开会见客户,晚上应酬喝酒,周末去健身房撸铁,偶尔被同事拉着去打球。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第四年我的业绩冲到了全公司前三,总部奖励了一辆三十多万的轿车,还给了公司期权。我看着那些数字,心里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挣再多的钱又怎么样呢?念恩又不知道,方婉清也不在乎,我妈在电话那头只会说“注意身体”。

第五年老家传来消息,父亲住院了,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手术。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赶回去,在医院走廊上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头发全白了,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母亲守在床边,手上都是老年斑,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手术费加康复费花了十几万,我全包了。父亲出院那天拉着我的手说:“鸣川,爸这辈子没啥本事,没能给你挣下家业,你不怪爸吧?”我蹲下来看着父亲说:“爸,你说啥呢,我自己能挣。”父亲老泪纵横,母亲在一边擦眼泪,那天我哭得比他们都厉害。

第六年我的年收入破了百万,在省城按揭买了一套复式楼,一百六十多平米。签购房合同那天我特意选了方婉清单位附近的一个楼盘,我说不清自己什么心态,可能就是想让她知道,当年那个二本毕业的穷小子,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了。

房子装修完我回了趟省城,站在新房的阳台上正好能看到方婉清单位的楼顶。我看了很久,想象着她此刻在做什么,是开会还是在写材料。可下一秒我就觉得自己可笑,就算她在那个楼里又怎么样?她已经是别人的了。

第七年我在省城和成都之间来回跑,工作重心渐渐往总部转移。公司准备上市,我的期权兑换后价值不菲。总部高层找我谈话,说看好我的能力,准备调我回总部做副总。我答应了,离开省城七年,终于要回去了。

回省城之前我给王秀兰打了个电话,这是离婚后我第一次联系她。电话响了很久才接,王秀兰的声音苍老了很多,听出是我后愣了几秒,然后说了句“鸣川啊,这些年你还好吧?”我鼻子一酸,忍住了,说挺好的,问问念恩的情况。

王秀兰说念恩上小学二年级了,成绩很好,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说到方婉清的时候她叹了口气,说婉清前几年再婚了,对方是个公务员,条件不错,但婚后两人矛盾也挺多。我没多问,道了谢挂了电话,坐在车里抽了很久的烟。

回来那天是个秋天,省城的天很高很蓝。我开着那辆公司配的车走在熟悉的街道上,路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往下落。我想起十年前我跟方婉清第一次约会,也是秋天,也是在这条路上,她挽着我的胳膊说“你看那叶子多好看”。

新工作比我想的要忙得多,但一切都驾轻就熟。十年的摸爬滚打,我从一个跑市场的销售变成了掌舵一方的管理者。开会时我坐在主位上,底下坐着一群名校毕业的下属,没人知道台上这个陆总当年只是一个二本毕业的穷小子。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直到那个周末的下午,我在省城最大的购物中心里,毫无准备地遇到了方婉清。

那天我刚从一个招商会上出来,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购物中心一楼是奢侈品专区,我本来想走扶梯去停车场,结果电梯停在了三楼儿童区。门开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蹲在玩具店门口看橱窗里的芭比娃娃。

那孩子的侧脸跟方婉清小时候的照片一模一样,我愣在原地,电梯门快要关上了才反应过来,伸手挡住门走了出去。我站在离她四五米远的地方,心跳快得像打鼓。是她吗?是我的念恩吗?都长这么大了吗?

“念恩,别跑那么远,妈妈找不到你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着米白色风衣的女人快步走来,是方婉清。她比以前瘦了,眼角有了细纹,头发烫成了大波浪,但依然很好看,身上多了一种成熟女人的韵味。

她的目光扫过我,先是毫不在意地移开,然后又猛地转回来,脚步顿住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玩具店门口的念恩回头喊了一声“妈妈你快来看”,方婉清没有应,只是盯着我看,嘴唇微微张着,不知道想说什么。

我先开了口:“好久不见。”声音比我想的要平静。方婉清点了点头,眼睛有些红,轻声说:“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调回总部了。”我们之间隔着四五步的距离,可感觉隔了十万八千里,中间是十年的光阴,是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鸿沟。

念恩见妈妈没过来,自己跑回来了,拉着方婉清的衣角问“妈妈你怎么了”。方婉清蹲下来,声音有些抖:“念恩,叫爸爸。”念恩歪着脑袋看我,眼神里全是陌生和好奇,她犹豫了一下,小声喊了一句“爸爸”,那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蹲下来,跟念恩平视,仔细看着她的脸。她的眉眼像方婉清,但鼻子和嘴巴长得像我,笑起来嘴角会往一边翘。我忍着眼泪说:“念恩真乖,都长这么大了。”念恩怯生生地看着我,又回头看方婉清,方婉清对她点了点头。

方婉清站起来,指了指旁边的咖啡店说:“坐下聊聊?”我点点头,带着念恩一起进了咖啡店。念恩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和一块蛋糕,我帮她拉好椅子,又帮方婉清拉开椅子。方婉清说“谢谢”,这两个字说得客气又生疏,像对陌生人说的话。

坐下后我们沉默了很久,咖啡端上来又凉了。方婉清先开口了:“鸣川,你看起来过得不错。”我喝了口咖啡说:“还行吧,凑合。”她看了看我的西装袖口,我知道她想看什么,那上面别着我公司副总的名牌,她应该认识这个牌子。

“我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到你。”方婉清搅着咖啡,低着头说。我没接话,念恩在旁边吃蛋糕吃得满脸都是巧克力,我拿纸巾帮她擦了一下,她抬起头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干干净净的,跟方婉清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方婉清看着我和念恩,突然眼眶就红了,她别过脸去看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才转回来。她说:“鸣川,我爸去年走了,走之前他一直念叨你。”我愣了一下,方建国去世了?方婉清看出我的惊讶,说:“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期了,没撑过三个月。”

“他走之前说了什么?”我问。方婉清擦了擦眼泪说:“他说,当年是他对不起你,他不该逼我们离婚。他说他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拆散了一个真心对女儿好的人。”方婉清说完哭了出来,念恩看到妈妈哭了,也瘪着嘴要哭。

我伸手拍了拍方婉清的手背,她反手抓住了我的手,抓得很紧,指甲掐得我手背生疼。我没有抽回来,就让她抓着。那些年的怨恨、委屈、不甘心,在这一刻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人都走了,还说什么呢?

方婉清平静下来后跟我说了她这些年的情况。离婚后第二年她嫁了方建国介绍的公务员,姓赵,在省城某局当科长。那人对念恩不错,但跟方婉清性格合不来,日子过得很拧巴。两年前那人在外面有了人,方婉清发现后二话不说离了婚。

“一个人带着念恩过了两年,也挺好的。”方婉清说这话时笑得有些苦。我看着她的脸,发现她真的老了很多,不是年龄的老,是心累的那种老。我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下班路上给我发消息说“别忘了吃饭”的女孩,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念恩吃完了蛋糕,拉着我说“爸爸你陪我玩”。我看了方婉清一眼,她点点头说“你带她去逛逛吧,我在这儿等”。我牵着念恩的手在商场里走,她拉着我去看玩具、看小裙子、看发卡,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她,我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那你以后会经常来看我吗?”念恩仰着脸问我,眼睛里全是期待。我蹲下来认真地说:“会的,爸爸保证。”念恩伸出小拇指说要拉钩,我伸出小拇指跟她拉了一下,她一本正经地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说完自己先笑了。

买完东西回来,方婉清已经等很久了。我把念恩交给方婉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这是我的新号码,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关于念恩的事,随时。”方婉清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眼神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把名片放进了包里。

我送她们到停车场,方婉清的车是一辆旧款的白色轿车,保险杠上有不少擦痕。我帮她们打开车门,念恩坐进去后扒着车窗喊“爸爸再见”,声音脆生生的。我朝她挥手,看着车子慢慢开走,直到消失在出口处。

那天晚上我在新房里坐了很久,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脑子里乱糟糟的。十年前我在这座城市被人扫地出门,十年后我开着好车、住着大房子、成了公司副总。可这些东西真的能填补我失去的那些东西吗?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收到方婉清的微信,只有一句话:“念恩说你是她的超级英雄。”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眼眶慢慢红了。我回了一句:“那就当她的超级英雄吧。”她回了一个笑脸,然后就再也没有发消息过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一开始只是关于念恩的事,比如念恩的家长会、念恩的考试成绩、念恩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后来慢慢会聊一些别的事情,今天工作怎么样、最近看了什么书、哪家餐厅的菜不错,像两个刚认识的朋友在试探着靠近。

我在方婉清面前始终保持着分寸,不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掏心掏肺地说。不是因为防备,是因为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变了。我学会了控制情绪,她也学会了有所保留。成年人之间,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好,说多了反倒尴尬。

念恩十岁生日那天,我包下了她一直想去的那家亲子餐厅,请了她班上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方婉清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湖蓝色的裙子,头发挽起来,化了淡妆,看起来很精神。念恩扑过去抱着她说“妈妈你今天好漂亮”,方婉清笑着亲了亲她。

餐厅里布置了很多气球和彩带,念恩的同学围着她说“你爸爸好帅”,念恩得意地仰着下巴说“那当然”。我看着那场景,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孩子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同学和爸爸曾经分开了整整七年。

那天方婉清喝了一点酒,脸微微泛红。切蛋糕的时候念恩许了愿,我问她许了什么愿,她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我愣住了,看了方婉清一眼,她正好也在看我,目光相接的一瞬间,我们都赶紧别过了脸。

生日会结束后我送方婉清和念恩回家,念恩在车上睡着了,方婉清抱着她坐在后座,脑袋靠着窗户。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车里只有念恩均匀的呼吸声和发动机的嗡嗡声。到了楼下我停好车,方婉清轻声说“你等一下”。

她上楼安顿好念恩,下楼来站在车旁边看着我。秋天的夜风吹过来有些凉,她抱住自己的胳膊,我脱了外套披在她身上。她抬起头看着我,路灯下的眼睛亮亮的,像盛着一汪水。她说“鸣川,谢谢你”,我说“跟我还客气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在车里聊了很久,从十年前的秋天聊到十年后的秋天,把那些年没说的话都说了。她说当年她其实不想离婚,但架不住方建国三天两头逼她,加上念恩要上幼儿园的事情,她对我失望极了,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了。

“你知道吗?我爸说得最狠的一句话是‘你跟他过下去,你女儿以后也上不了好学校,一辈子也就那样了’。”方婉清说着声音低了下去,“我当时听了特别害怕,我怕念恩真的因为我拖累她。”我握着方向盘,指节都泛白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说到后来我们都沉默了,车里只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方婉清突然说:“鸣川,如果我说对不起,你接受吗?”我转过头看她,她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但表情是笑着的。我说:“都过去了,不用说了。”她摇头说:“不,我要说,对不起。”

那天夜里我开车回去的时候,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张信哲的《过火》。歌词唱到“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我跟着哼了两句,突然就哽咽了。十年了,这首歌还在,可我们都不再是当初的样子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方婉清接触越来越多,有时候是我去接念恩放学,有时候是她带念恩来我家吃饭。念恩跟我越来越亲,每次见面都扑过来喊爸爸,拉着我陪她做作业、画画、看动画片。我给她准备了一间公主房,粉色的窗帘、白色的床,床头摆满了毛绒玩具。

有一次念恩在我这儿住了一晚,睡前她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还爱妈妈吗?”小孩子的问题总是直接得让人措手不及,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说:“爸爸爱念恩。”念恩不满意这个答案,嘟着嘴说:“我问的是妈妈,不是我。”

我摸摸她的头说:“大人的事情很复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念恩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说:“大人就是麻烦,喜欢一个人就直接说喜欢嘛,搞得那么复杂。”我被她逗笑了,可笑着笑着心里又有些发酸。是啊,大人就是麻烦,喜欢都不敢说。

方婉清那边我也在慢慢观察,我发现她变了很多。以前她是个很要强的人,什么都要最好,什么都要争第一。现在的她平和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说话做事都多了几分从容。可能这就是生活磨砺出来的,磨掉了棱角,剩下的都是温润。

有一次我们一起带念恩去游乐园,玩到傍晚三个人都累得不行,坐在长椅上分一瓶水喝。念恩靠在我身上,方婉清靠在她身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分开过。

可现实哪有那么美好,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东西太多了。十年的裂痕不是那么容易修复的,方婉清再婚又离婚的经历让她变得小心翼翼,而我心里那根刺也一直没有拔干净。我们像两只受过伤的刺猬,想靠近又怕扎到对方。

直到有一天方婉清突然约我出去吃饭,说是要跟我说一件事。吃饭的时候她一直吞吞吐吐,我急了说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她放下筷子看着我说:“鸣川,我妈想见见你。”我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王秀兰要见我?

王秀兰老了,比十年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背也有些驼了。她住在方婉清以前的老房子里,客厅的茶几上摆着方建国的遗像。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择菜,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站起来说“鸣川来了,快坐快坐”。

她给我倒了茶,又去洗了水果,忙前忙后的。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十年前第一次去方家,王秀兰在厨房里忙活的样子,那时候她还是个精神的中年妇女。时间真不经用,一转眼都老了。我说“阿姨您别忙了,坐下歇会儿吧”。

王秀兰坐下来,拉着我的手看了又看,眼眶红了:“鸣川,你瘦了。”我说没瘦,还胖了好几斤呢。她摇头说:“你骗不了我,脸上的肉都没了,这些年在外头吃了不少苦吧?”我笑着说还行,吃得饱穿得暖,日子过得挺好的。

她突然哭了出来,哭得很伤心,方婉清在旁边也跟着掉眼泪。王秀兰一边哭一边说:“鸣川啊,你怪不怪阿姨?当年阿姨没能帮你说话,眼睁睁看着你们离了婚。这几年婉清过得不好,我心里更难受了,想着当初要是拦着老头子就好了。”

我握着王秀兰的手说:“阿姨,不怪您,真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总要往前看的。”王秀兰抹着眼泪说:“你能这么想就好,就好。”那天我在王秀兰家吃了顿饭,她做了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都是我爱吃的菜。

王秀兰看着念恩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突然感慨道:“鸣川你看看念恩,都这么大了。孩子的成长不等人啊,你错过了她七年,还要再错过吗?”她话里有话,我看了一眼方婉清,方婉清低着头扒饭,耳朵尖却是红的。

从王秀兰家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念恩在王秀兰那儿睡下了,没跟我们回去。我和方婉清走在小区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走到车前我拉开车门让她上车,她没上去,站在车旁边看着我说:“鸣川,我们还能回去吗?”

夜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去理,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我看着她的脸,想起十年前她在医院里生下念恩时的样子,想起她说“我去跟爸妈说”时的决绝,想起她签离婚协议时颤抖的手。

我没有回答她那个问题,而是走过去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肩上,说:“冷不冷?先上车吧。”她“嗯”了一声上了车,系安全带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我发动车子,车载音响自动播放了一首老歌,是那首我们刚认识时常听的《后来》。

歌声里我们谁都没说话,方婉清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灯火一盏一盏往后退。经过我们以前常去的那条街时,她突然开口说:“鸣川,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牵手就是在这儿。”我说记得,那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特别好看。

“你当时手心全是汗,还死不承认。”方婉清说着笑出了声,笑着笑着又哭了。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回握了一下,就一下,然后又松开了。我收回手专心开车,车里又安静下来,只剩下那首《后来》在单曲循环。

后来的日子我们走得更近了,但谁都没有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方婉清说她需要时间想清楚,我说不急,日子还长着呢。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怕的是重蹈覆辙,而我怕的是再受一次伤。我们都是被生活教训过的人,知道有些东西急不得。

工作上我这边也出了点状况,公司准备进军海外市场,董事会想让我去负责东南亚的业务。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做成了不仅能更进一步,股权收益也会成倍增长。可代价是要常驻新加坡,至少三年。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方婉清时,她沉默了整整一分钟,然后说了一句“挺好的机会”。我看着她,想知道她是不是在说真心话,可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看不出任何情绪。我知道她在克制,就像当年签离婚协议时那样。

念恩听说我要出国,哭了一整个晚上,电话里她哭着说“爸爸你才回来又要走,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听着她的哭声,心都要碎了。我跟她解释爸爸是去工作,会经常回来看她,她哭着说“大人都是骗子,拉钩都不算数”。

方婉清接过电话说“你别哭了,爸爸有自己的事业要忙”,然后挂了电话。我听着电话里的忙音,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方婉清住的方向,城市的灯光把天边映得发红,像极了我眼里的血丝。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年纪了,还要为了事业拼命吗?好不容易跟女儿团聚了,又要分开?可这个机会确实难得,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了。我在两个选择之间摇摆不定,头一次发现做决定这么难。

就在我纠结得不行的时候,方婉清约我出来,说有话要当面跟我说。我们约在了第一次喝咖啡的那家店,店面重新装修过了,换了老板换了装修,连名字都改了。方婉清来了,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像极了十年前的样子。

我笑着说你今天怎么打扮成这样,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说:“想回到最开始的地方,用最开始的样子,跟你说最真心的话。”我端着咖啡杯的手顿住了,她说这话时的表情太认真了,认真得让我有些紧张。

她说:“鸣川,我想过了。十年前我爸逼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没有站在你这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但没有擦,任它流。

“后来我嫁给别人,离婚,一个人带孩子,经历了很多事,也明白了很多道理。这个世上真正对你好的人,不是那些给你钱给你房子给你地位的人,而是那个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都愿意陪在你身边的人。”方婉清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她说:“鸣川,我知道我不配说这些话,但我还是想说。我不想再错过你了。你去新加坡也好,去火星也好,我都跟着你。念恩需要爸爸,我也需要你。这十年我后悔了无数次,我不想再后悔了。”

咖啡店里的音乐轻轻响着,是一个女生翻唱的《往后余生》。我看着方婉清哭红的眼睛,看着她白色衬衫上被眼泪打湿的痕迹,看着她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的手。十年的光阴在这一刻好像被压缩成了一个点,所有的遗憾、委屈、不甘,都在这个点里炸开了。

我放下咖啡杯,伸手擦掉她脸上的眼泪,认真地说:“方婉清,十年前你嫁给我,我没能给你想要的幸福。现在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用余生来弥补?”方婉清哭着点头,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一样。

那天下午我们牵着手走出了那家咖啡店,就像十年前第一次约会那样。外面的阳光很好,梧桐树的叶子金灿灿的,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方婉清挽着我的胳膊说“你看那叶子多好看”,我说“嗯,真好看,跟十年前一样好看”。

回去后我给公司发了邮件,拒绝了海外调任的邀请。我用了三天时间写了一份详细的市场拓展计划,建议公司在国内找个合作伙伴来推进东南亚业务。董事会讨论后采纳了我的方案,让我全权负责国内部分的对接工作。

方婉清知道后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我说想好了,事业可以等,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她红着眼眶说我傻,我笑着说傻就傻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旁边的念恩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是不是不走了”,我说不走了。

我重新跟方婉清住到了一起,但这次是住在我的复式楼里。她搬过来那天带了五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念恩从小到大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离婚后每月给她寄的那些生日礼物和衣服。念恩把那些礼物一件件摆在我面前说“爸爸你看,你送我的我都留着呢”。

我蹲下来看着那些东西,有一件羽绒服包装袋都没拆,念恩说“这件是三岁时候爸爸寄的,妈妈说等长大了再穿,结果第二年就穿不下了”。我鼻子一酸,把孩子抱进怀里。方婉清在旁边看了,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箱子上。

王秀兰知道我们复合的消息,在电话那头哭了半天,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不放,翻来覆去就一句话“鸣川啊,阿姨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我说阿姨,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别叫鸣川了,叫小陆就行。

王秀兰擦着眼泪说:“好,小陆,小陆。”念恩在旁边插嘴说“外婆你别哭了,再哭就不漂亮了”,王秀兰破涕为笑,抱着念恩亲了好几口。方婉清坐在我旁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我的手,我用力回握了一下。

复合后的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们两个人分开了十年,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处事方式都不一样了。为了一点小事也能拌嘴,比如方婉清嫌我牙膏从中间挤不规矩,我嫌她把我的文件收拾得太整齐找不到。

有一次因为她没跟我商量就给念恩报了三个兴趣班,我发了很大的火。我说念恩才十岁,你想把她累死?方婉清说这是为了她好,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不多学点怎么行。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念恩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吵完我气呼呼地坐在阳台上抽烟,方婉清在厨房里摔了碗。过了半个小时她端着一碗面出来放在我面前,说“把烟掐了,吃面”。我看着那碗面,葱花撒得整整齐齐,荷包蛋煎得金黄金黄的,是她拿手的炝锅面,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吃了面,她坐在旁边不说话。吃完我说“婉清,对不起”。她摇头说“我也有错,念恩的教育问题我们好好商量”。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各自说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达成一致,兴趣班只留念恩最喜欢的画画和舞蹈,其他的全退了。

这些小摩擦慢慢让我们学会了重新相处,学会了一个家里有人喜欢吃咸有人喜欢吃淡,学会了一个房间有人喜欢开窗通风有人怕风,学会了所有的生活琐碎都需要磨合。跟十年前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都懂得退让了,不会再为了一口气死撑着不低头。

念恩是我们之间最好的黏合剂,这个十岁的小姑娘机灵得很,看到我跟方婉清闹别扭了,就拉着我们一块儿看电影,或者故意在我俩之间跑来跑去搞怪。往往还没等我们和好,她自己倒先笑得在地上打滚了。

有一天念恩写完作业,突然很认真地说:“妈妈,我觉得现在的爸爸比以前开心多了。”方婉清问她为什么,念恩歪着脑袋想了想说:“因为以前的爸爸笑的时候眼睛不笑,现在笑得眼睛也笑了。”童言无忌,一句话说得我俩都沉默了。

方婉清看看我,我看看她。念恩说的是对的,离婚后的那几年,我虽然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但心里始终是空的。挣再多的钱、住再大的房子,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种孤独是金钱永远填不满的。

方婉清也承认,她再婚的那几年表面上风风光光,实际上每天都在演戏。她嫁给了一个条件很好但跟她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人,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都找不到话聊。她说那种感觉比一个人过日子还累,至少一个人不用假装开心。

经历过了才会懂得,婚姻不是两个条件优越的人搭伙过日子,而是两个灵魂能互相取暖的人互相陪伴。年轻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被世俗的标准绑架,被物质的条件裹挟,以为门当户对就是幸福。等到撞了南墙回头,才知道错过了什么。

年底的时候我带方婉清和念恩回了一趟老家。父亲听说我们要回去,早早在村口等着,看到方婉清的那一刻老人家眼泪汪汪的,拉着她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在灶房里忙活了一整天,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方婉清爱吃的。

方婉清在饭桌上看了一眼墙上的老照片,里面有她、有念恩、有我、还有我的父母,是念恩满月时照的。她看了很久,小声跟我说:“那时候真好。”我夹了一筷子菜放在她碗里说:“现在也好。”她笑了笑,低头吃饭,睫毛上沾着细碎的泪光。

临走时母亲把方婉清拉到一边,塞了一个红纸包给她,说“婉清啊,这是妈补给你的改口费”。方婉清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一叠钱,都是十块二十块零钱凑的,整整两千块,是母亲卖菜攒了好几个月的。方婉清抱着母亲哭得说不出话来,我在旁边看着,眼眶也红了。

回省城的路上念恩在后座睡着了,方婉清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鸣川,你爸妈真好,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我说因为他们以前穷,你觉得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方婉清沉默了很久,说“是我以前不懂事”,我说“都过去了,现在懂也不晚”。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平淡得像白开水,可这杯白开水里有滋有味。早上我送念恩上学,顺便给方婉清买她最爱吃的豆浆油条。晚上三个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念恩抱着作业本一边写一边看,方婉清念叨她学习不专心,我偷偷给念恩剥橘子。

公司那边东南亚业务的事定了下来,我在国内负责对接,不用常驻国外,但每个月要飞一两趟新加坡。方婉清帮我收拾行李,每次都在箱子里塞一包她做的牛肉干,说是怕我在外面吃不惯。念恩往我包里塞她的照片,说“爸爸想我了就看看”。

有一天我从新加坡出差回来,到家已经凌晨一点了。客厅的灯还亮着,方婉清歪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茶几上放着一碗银耳汤,用保鲜膜封着,旁边压了张纸条:“回来了就喝了吧,凉了就别喝了,微波炉热一下。”

我端起那碗银耳汤,已经凉透了,但我没热,就那么喝了。甜丝丝的,就像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我抱起方婉清回卧室,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是我,嘟囔了一句“回来了啊”,又闭上眼睛继续睡了。我把她放在床上,给她盖好被子,她伸手拉住我的衣角,梦呓一样说了句“别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方婉清身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突然觉得这辈子值了。什么二本学历,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什么狗眼看人低,都他妈 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在一起,吃一碗面,喝一碗汤,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

年底方婉清单位搞年会,她破天荒地邀请我一起去。年会上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我,有同事跟她开玩笑说“方处,你老公挺帅的啊”,方婉清挽着我的胳膊笑着说“那当然”。我注意到她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有光,有光就行。

那天在方婉清的办公室等她下班,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我们三个人的合照,是念恩生日那天在餐厅拍的。照片里的我们都笑着,念恩站在中间比了个耶,方婉清靠着我,我在她肩上搭着手。看着照片里那个笑得眼睛弯弯的男人,我觉得有点陌生,原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方婉清下班后我们在单位附近吃饭,吃到一半她突然放下筷子说:“鸣川,我爸要是还在,看到我们现在这样,不知道会怎么想。”我说:“他应该会高兴吧。”方婉清摇摇头:“我不知道,他一直是个要面子的人,可能还是觉得你配不上我。”

我笑着说:“那我现在配得上你了吧?好歹也是上市公司副总了。”方婉清也笑了,笑了没两声又红了眼眶:“鸣川,你知道吗?其实你当不当副总,现在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我身边,在念恩身边,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方婉清说这些年的经历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高的地位、多厚的家底,而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无论你是富贵还是贫贱,他都会站在你这边。她说她错过了一次,不想再错过了。

我握着她的手说:“我也一样。”窗外的路灯亮了,暖黄色的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把她半边脸照得温柔极了。我想起二十岁出头时第一次看到她,也是这样的光,只是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之间要绕这么大一个圈才能走到一起。

年后王秀兰身体不太好,住了几天医院。我每天下了班就去医院陪床,给她带饭、陪她聊天。隔壁床的病友问王秀兰“这是你儿子吧”,王秀兰笑着说“女婿”,病友说“你女婿真孝顺”,王秀兰得意地说“那可不,比我亲儿子还亲”。

王秀兰出院后跟我聊天,说起了方建国。她说方建国其实临终前一直想找我,但抹不开面子,最后也没能开口。他走的那天拉着王秀兰的手说“秀兰,我对不起小陆,你以后要是见了他,替我说声对不起”。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恨了那么多年的人,早就已经不恨了。反倒有些可怜他,他是个好人,只是被世俗的眼光困住了,一辈子活在面子里出不来。我跟王秀兰说:“阿姨,您告诉爸,我不怪他了,让他安心。”

清明节方婉清带我去给方建国扫墓,我蹲在墓碑前放了一束菊花,烧了些纸钱。风吹过来,纸灰打着旋儿往上飘,像是他在上头收着了。方婉清跪在墓碑前磕了三个头,说:“爸,我跟鸣川又在一起了,您放心,我们会好好过的。”

我站在旁边看着墓碑上方的照片,方建国穿着那身他最爱穿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严肃得不像话。我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爸,您放心,我会对婉清好的,这辈子都不会再让她受委屈了”。风停了,纸灰落下来,落在我的手背上,温热的。

念恩今年十一岁了,上小学五年级,成绩在班里排前五。她画画特别好,得过市里比赛的二等奖。有一次她画了一幅全家福,画里有爸爸、妈妈、外婆、外公、爷爷奶奶,所有人都在笑,天上还有一个太阳,太阳的笑脸画得最大。

方婉清把那幅画裱起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有客人来她都要指着说“这是我闺女画的”,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念恩被夸得不好意思了,跑回房间躲起来,过一会儿又探出头来看谁在夸她,鬼精鬼精的。

前阵子公司搞团建,可以带家属,我带方婉清和念恩一起去了。在度假村的草地上,同事们玩起了亲子游戏,我跟念恩搭档拿了第一名。念恩举着奖品欢呼,方婉清在旁边笑着给我们拍照。同事老陈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老陆,你闺女真可爱,老婆也漂亮,你小子命好。”

我笑着说:“那可不,我命最好。”方婉清在一旁白了我一眼,嘴上说着“少贫”,可嘴角的笑怎么也压不下去。念恩跑过来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渴了”,我蹲下来让她骑在脖子上,驮着她去买水。她在我头顶上咯咯笑,风把她的马尾辫吹得飘来飘去。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秋天的傍晚,我被方建国赶出家门,骑着一辆破电动车走在省城的街上。那时候我觉得这辈子完了,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可现在回头看,那些年的苦难都是养分,没有它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方婉清晚上跟我散步的时候突然问我:“鸣川,你恨过我吗?”我想了想说:“恨过,离婚后的前两年恨得要死。恨你无情无义,恨你爸势利眼,恨我自己没出息。后来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了,不如留着精力让自己变强。”

方婉清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对不起。”我搂着她的肩膀说:“不用说对不起了,我们扯平了。你错过了我的十年,我也错过了你的十年,剩下的人生好好过就行了。”夜风吹过来,带着栀子花的香味,方婉清点点头,把脸埋在我肩膀上,肩膀湿了一片。

上周我回了一趟母校,那个二本院校。校门口的大石头上的校名褪色了,路两边的梧桐树比我上学时粗了一大圈。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操场、图书馆、教学楼,每一处都有记忆。毕业这么多年,母校没怎么变,变的是我。

走到我们当年拍毕业照的地方,我停下来看了很久。十七年前那个夏天,我穿着学士服站在这里,手里拿着二本毕业证,心里全是迷茫和忐忑。我从来没想过十七年后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更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经历这么大的起起落落。

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跑步,穿着运动服,汗流浃背的样子让我想起当年的自己。那时候我也跟他们一样,每天天不亮就来跑步,不是因为爱运动,是因为穷得只有通过努力才能看到一点点希望。现在想想,那段苦日子反倒成了最宝贵的财富。

回来的路上经过方婉清单位门口,正好看到她从楼里出来。她穿着职业套装,头发盘起来,拎着公文包,走路的姿势干练利落。我按了一下喇叭,她回头看到是我,笑了一下快步走过来拉开车门上车。

“你怎么来了?”她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我说:“路过,正好接你下班。”她看了看我,眼神里有光:“骗人,你家离这里绕路半小时。”我被拆穿了也不尴尬,笑着说:“想你了不行啊?”她白了我一眼,耳根却红了,红红的特别好看。

晚上念恩睡下后,方婉清靠在我身上看电视,播的是一个家庭伦理剧,剧情狗血得不行。方婉清看得津津有味,我刷着手机,偶尔抬头瞄两眼。剧里的男主被岳父看不起,跟我当年的遭遇一模一样,方婉清看得直叹气。

“鸣川,你说要是没有我爸当年那么闹腾,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分开这么多年了?”方婉清突然问。我想了想说:“不好说,有些路不走过,永远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也许分开这些年是坏事,但也是好事,让我们都学会了珍惜。”

方婉清关了电视,转过身看着我说:“鸣川,答应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不要再分开了。”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说:“好,我答应你。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扛,不分开了。”

窗外有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不知道是谁家在办喜事。绚烂的光照亮了房间,照亮了方婉清的脸,她的眼睛里映着烟花的光,比烟花还亮。我突然想起十七年前刚认识她的时候,那时候的我们太年轻,不懂什么叫珍惜。现在懂了,还好,还不晚。

人生就是这样,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当年方建国看不起我的二本学历,觉得我没出息配不上他女儿。可正是这份看不起,逼着我去拼命、去奋斗、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如今我再回头看,反倒有些感激他了,没有他的轻视,就没有今天的陆鸣川。

前几天方婉清翻出了我当年的二本毕业证,红色封皮已经褪色了,里面的照片也有些泛黄。她拿着那个毕业证看了很久,突然笑了。我问她笑什么,她说笑当年的自己太傻,怎么会觉得一个人的价值靠一张纸就能衡量。

我说:“其实我当年也很在意,觉得自己学历差,低人一等。但现在我想明白了,学历只是一张入场券,戏唱得好不好,靠的是本事。”方婉清把毕业证放回抽屉,转身抱住我说:“嗯,我老公最有本事了。”我被她逗笑了,说她肉麻,她就不撒手。

念恩放学回来看到我们俩抱着,捂着嘴偷笑,被方婉清抓过来一起抱。三个人抱成一团,念恩被挤得哇哇叫,方婉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追求的不就是这点东西吗?一个家,一家人,平平淡淡,安安心心。

日子还长着呢,往后的路我们还一起走。不管前面是坦途还是坎坷,我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有方婉清,有念恩,有一个完整的家。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全文完)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入座。本文包含AI生成内容,仅供娱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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