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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家 10 口,随 100 元礼金去吃酒席,吃到一半却被主人赶了出去!
四川农村的流水席,讲究的是热闹。邓家门前的院坝里支了八张圆桌,红塑料布一铺,凉菜先上,八个碟子摆成梅花形。邓玉兰穿着一件新买的暗红色外套,在灶房和院坝之间来回穿梭,额头上的汗把刘海粘成绺。她嘴角挂着笑,那笑是从心底泛上来的——儿子考上了大学,邓家第一个大学生,这事放在哪个村里都值得摆几桌。猪是三天前杀的,菜是头天夜里全家老小一起择的,连请的掌勺师傅都是从镇上酒楼里托关系请来的。
快到中午时,院门口来了一家人。打头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花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牵着一个流鼻涕的男孩,身后哗啦啦跟着一串,有抱小孩的,有拎塑料袋的,有低头玩手机的。十个人,男女老少,像一支小型队伍,浩浩荡荡地涌进了院子。
记账的老先生抬头看了他们一眼,笔悬在红纸上,等着报名。妇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红色钞票,一百块,搁在桌上。老先生等了等,以为她还要掏,她没动。身后那九个人也没动。一百块,十口人。
院坝里安静了大概两三秒,然后窃窃私语像水面的涟漪一样扩散开来。有人撇嘴,有人摇头,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脸皮厚”。但邓玉兰从灶房里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笑着招呼他们入座。她说来者是客,不分礼多礼少,能来就是给面子。那妇人点了点头,领着一家老小占了整整一桌。
凉菜撤下去,热菜端上来。红烧鱼、梅菜扣肉、粉蒸排骨、香碗、酥肉、烧白、八宝饭,菜一道道往上摞,摞到桌子摆不下。那一家人吃得很专注,筷子翻飞,小孩用手抓,大人站起来夹。旁边几桌的客人时不时往他们这边瞟一眼,眼神里有鄙夷,有不屑,但更多是无奈——流水席的规矩,坐上桌就是客,没有赶人的道理。
但吃到一半,那妇人忽然站起来,径直走到记账的老先生面前,用筷子敲了敲桌子:“红烧鱼怎么是鲤鱼?我们送礼是鲤鱼,现在酒席也给我们吃鲤鱼,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她的声音又尖又响,院坝里所有人都听见了。邓玉兰端着一盘新出锅的夹沙肉,站在灶房门口,笑容慢慢从脸上褪下去。她把菜放到桌上,擦擦手,走过去。
“大姐,怎么称呼?”
“姓周。你这席办得不行,一百块的礼金都算多给了。”妇人双手抱在胸前,“我儿子在县里工作,什么席面没见过?你这也叫考上大学?考个大专也值当摆酒?”
院子里安静极了,只有灶房那边传来油锅的滋滋声。
邓玉兰没有发火。她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消化什么,然后抬头看着那个姓周的妇人,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你说对了,确实不是大学。我儿子考的是清华。录取通知书今天早上快递刚送到,要不要我拿给你看看?”这话不响,但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院坝里的每一双耳朵里。有人鼓起了掌,掌声从稀落到密集,最后整个院坝的客人都拍起了巴掌。
姓周的妇人脸涨得通红,张了张嘴,忽然转身走回桌边,端起一盘还没吃完的梅菜扣肉,啪地摔在地上,冲身后的那群人说:“走!”十口人呼啦啦站起来,椅子倒了,筷子掉了,往外涌。
院门口停了一辆面包车,他们来时坐的那辆,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周家村·白事一条龙。最前面的男人拉开车门,露出车后座上一口没有盖严实的纸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张红白事都通用的空白礼簿,最上面的那本封面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今晚目标——三百元。
邓玉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上去。也许是那口纸箱让她觉得不对,也许是那妇人刚才的嚣张里藏着某种更深的破绽。她走到面包车侧面,往里看了一眼。纸箱旁边还有一袋东西,透明的塑料袋,里面是各种拆开的药品包装盒。
她的目光停住了。那些药盒上印着同一个药名,那个名字她认识。化疗辅助用药。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后有人走过来,是她公公,手里还拿着记账的红纸,看见车上那些东西,忽然说了句:“这家子今年头一回来,脸生,但之前半年在隔壁镇上见过。听说他家有个小的,得了癌,花了五六十万,人还是没留住,上个月刚走。”
邓玉兰没有回头,只望着那辆车。
车窗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人的脸。但面包车发动时,那个姓周的女人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她的表情已经和刚才完全不同了,没有了蛮横,没有了理直气壮,只剩下一种被揭穿之后的空茫和疲惫。她看着邓玉兰,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
车窗摇上去,面包车驶出村子,扬起一路尘土。
邓玉兰站在院门口,风吹过来,把那张“白事一条龙”的纸吹掉在泥地上。她弯腰捡起来,翻到背面,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
“还剩九个人要养。对不住,今天这顿饭,欠你们的。”
邓玉兰把那行字看了又看,然后折好纸张,塞进了围裙的口袋里。转身走回院子时,客人们还在等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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