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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游客在澳大利亚买东西不付钱：我是中国人，老板瞪眼：你不是
日本游客在澳大利亚买东西不付钱：我是中国人，老板瞪眼：你不是
墨尔本的夏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在唐人街开了间杂货铺子，卖些茶叶、瓷器和中国的调料。铺子不大，门脸儿也不显眼，但胜在地段好，来来往往的游客多，生意还算凑合。我在这儿待了十几年了，从当初一句英语不会说，到现在能跟本地人讨价还价，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过来的。
那天下午，太阳正毒，店里没什么人。我正拿块湿布擦着那些紫砂壶，门口的风铃响了。进来一对年轻男女，看着像游客，男的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女的举着手机到处拍。他们先是在卖茶叶的架子前转悠，女的拿起一罐铁观音闻了闻，又放下了。男的在调料区翻来翻去，最后挑了几包四川花椒和干辣椒，又拿了两瓶老干妈。
我冲他们笑了笑，用英语问要不要帮忙。那女的摇摇头，男的摆摆手，继续低头挑东西。我注意到男的手腕上有道挺深的疤，像是被什么割过，新肉粉嫩嫩的，还没完全长好。
他们在店里转了将近二十分钟，最后男的拿了一盒龙井茶，女的挑了条丝巾，还顺手抄起两包花生糖。这些东西加起来七八十澳币的样子。男的走到柜台前，把东西往台面上一放，在兜里掏了半天。
“没带够现金，”他用生硬的英语说，“刷信用卡行吗？”
我点点头，指了指刷卡机。他掏出张卡，在机器上蹭了好几下，机器滴滴响了两声，显示交易失败。他又换了张卡，还是不行。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回头跟女的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日语。我没听懂，但那个调调我熟悉，之前在日本待过两年，不会说也能听出来点意思。
女的脸一下子红了，使劲冲他使眼色。男的又转过头来，这回他清了清嗓子，换了个腔调，慢慢吞吞地说：“老板，我忘带钱包了，就这些现金。”
他摊开手心，几枚硬币躺在那儿，加起来不到五块。我正想说要不就算了，下次再来，他却突然挺直腰板，声音提高了几度：“我是中国人，来旅游的，钱在酒店呢，要不我回去拿？”
我愣了一下。他这话是用中文说的，发音生硬得磕磕绊绊，像背课文似的。最别扭的是那个腔调，明明是平声的字他非要拐个弯。我在唐人街这些年，听过天南海北的口音，四川的、东北的、广东的，可没有哪个中国人是这么说话的。
女的拽了拽他的袖子，低声说了句什么。我听清了，是日语，意思是“别说了”。男的甩开她的手，冲我挤出个笑容：“老乡，帮帮忙，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没吭声，盯着他眼睛看。他眼神飘忽，不敢跟我对视。女的已经把头低下去了，耳朵根红得快要滴血。店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的嗡嗡声。
“你不是中国人。”我说。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店里听起来格外清晰。
他脸刷一下就白了，嘴里还在狡辩：“怎么不是？我……”
“你手腕上那道疤，”我指了指，“我在日本待过，那是切腹留下的痕迹，旧式武士道的做法，中国人不兴这个。”
他的左手下意识地攥住右腕，把那道疤盖住了。女的“啊”了一声，抬头看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他张了张嘴，中文说不下去了，换成日语叽里咕噜说了一长串。我大概听懂了，他说他叫田中健太，女的叫佐藤由美，他们是大阪来的游客。钱花超了，信用卡因为境外消费异常被冻结了，身上真的只剩这几块钱。他就是着急，昏了头才想冒充中国人。
女的突然弯腰给我鞠了个九十度的躬，用蹩脚的中文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我看着柜台上的东西，茶叶盒子上还印着“西湖龙井”四个大字。午后的阳光从玻璃门照进来，把那些包装袋照得亮堂堂的。我叹了口气，把他们买的东西一样一样装进袋子里。
“拿走吧。”我说。
他们俩都愣住了，像没听懂一样。我又说了一遍：“东西拿走吧，算我请你们的。”
男的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他回去取了钱就送来。女的不停鞠躬，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我让他们别磨叽了，外面四十度的高温，这些花椒辣椒放久了就不香了。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临走前男的要我留个地址，说一定把钱送来。我在收据背面写了店名和地址，递过去的时候，看见他手腕上那道疤，新长出来的肉还泛着淡淡的粉色，在日光灯下像条蚯蚓似的趴在那儿。
他们走后，店里又恢复了安静。我拿起抹布继续擦那些紫砂壶，壶身上映出我自己的脸，黑黑的，皱皱的，眼角的褶子能夹死蚊子。我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刚来澳大利亚那会儿，在餐馆刷盘子，有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偷了后厨一个面包，被老板逮个正着。老板是香港人，骂了我半天，最后还是把那面包塞我手里了，说“年轻人，谁没个难处”。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着，躺在店铺后面那间小屋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白天的事。田中健太那张脸一直在眼前晃，他背课文似的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又急又怕，像被人逼到墙角的小动物。佐藤由美弯下腰的时候，后颈露出一小片皮肤，白白嫩嫩的，上面有颗小痣。我老婆后颈也有颗痣，就在同样的位置。
我老婆是日本人。说出来可能没人信，我在日本待的那两年，认识了她，结婚，又离了。原因很多，但说到底还是钱。她家里嫌我是个穷留学生，给不了她好日子。后来我来了澳大利亚，她留在京都，偶尔还发邮件，问问生意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去年开始不发了，不知道是她嫁人了，还是终于觉得没意思了。
天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过去，梦见自己又在那个餐馆刷盘子，油腻腻的水溅了一脸，怎么擦都擦不掉。醒过来七点多了，外面天已经大亮，我爬起来开店门，阳光刺得眼睛疼。
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老是往门口看。说不清在等什么，大概心里还惦记着那几十块钱。做生意的人，钱不钱的倒没那么重要，关键是这口气咽不下。他要是正大光明说没钱，我兴许还请他吃顿饭，可他偏要装中国人，这就让人心里硌得慌。
第三天下午，风铃又响了。我抬头一看，田中健太站在门口，晒得黑了一层，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币。他冲我鞠了个躬，比上次还深，脑袋都快碰到膝盖了。
“老板，对不起。”他把钱放在柜台上，五十澳币，“那天太丢人了，实在没脸来。昨天去银行把卡解冻了，取了钱就赶紧过来了。”
我看了看那五十块，又看了看他。他还是那副样子，衣服换了一件，那道疤还在手腕上露着。我问他由美呢，他说在酒店收拾行李，明天早上的飞机回大阪。
“你中文哪儿学的？”我倒了杯茶给他。
他接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大学选修课学过一点，来澳大利亚之前突击了一阵子，就会几句日常的。他说那天实在是太窘了，脑子一热就想蒙混过关。他妻子身体不好，这次是带她出来散心的，预算本来就紧，又赶上信用卡出问题。
“她什么病？”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看着茶杯里浮沉的叶片。“乳腺癌，去年查出来的。做了手术，还在化疗。医生说要多走走，心情好了病好得也快。”
我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窗外有人推着婴儿车经过，孩子咿咿呀呀地叫着。我突然想起由美后颈上那颗痣，跟她弯腰鞠躬时露出的那截白皮肤。
“那道疤……”我指着他的手腕。
他苦笑了一下：“去年最难过的时候，想不开。后来由美发现得早，救过来了。”他挽起袖子给我看，那道疤确实很深，皮肉翻卷着长好，像条粉色的蜈蚣。“现在想想挺傻的，她都没放弃，我凭什么放弃。”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该说什么。柜台上的龙井茶还剩最后一盒，我拿下来塞他手里：“带回去喝，日本绿茶跟这个味道不一样。”
他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眼眶红红的。临走的时候他问我：“老板，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我不是中国人的？”
我笑了，告诉他每个中国人都背过那篇课文，余光中的《乡愁》。“你背书的样子像在念经，没有那个感情。真要说‘我是中国人’这几个字，眼睛里是有东西的。”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转身走了。风铃又响了一声，叮叮当当的，像在给什么送行。
那天晚上我把店门关得早，坐在柜台后面开了瓶二锅头，就着花生米慢慢喝。手机响了，是我老婆发来的邮件，就一行字：“健太君和由美桑来澳大利亚了，帮我看看他们玩得好不好。如果见到，替我带个好。”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突然明白过来。田中健太是她远房表弟，她上封信里提过。怪不得那男的说要冒充中国人的时候，我气成那样。原来不是气他撒谎，是气他作为日本人，凭什么叫“我是中国人”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在我心里重得像山，他怎么能那么轻飘飘地拿来当挡箭牌？
可转念一想，他那句“我是中国人”说得多可怜啊。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走投无路的时候，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跟自己觉得靠谱的人拉上关系。他选了中国，选了中国人这个身份，说明在他心里，中国人是可靠的，是能帮他解围的。这种信任让我心里暖了一下，又酸了一下。
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村里人都穷，但有外面的人来讨饭，各家各户都会给一碗。我奶奶总说，人家开了口就是看得起你，能帮就帮一把。她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但她说“我是中国人”这几个字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跟田中健太那副磕磕绊绊的样子天差地别。
又过了几天，收到一个从大阪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盒精致的和果子，还有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京都的清水寺，秋天的红叶铺了满地。背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老板，谢谢你。由美好多了，我们在家附近的河边散步，樱花开了。那道疤我后来去做了纹身，纹了条锦鲤，代表重生。你的龙井很好喝，我每天都泡。中国人是好人，我以后不冒充了，我就是日本人也很好，因为有你这样的中国朋友。”
落款是田中健太，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佐藤由美的笔迹，工工整整的：“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承蒙照顾了。）
我把明信片夹在柜台那本旧账本里，跟那些欠条收据放在一起。和果子分给隔壁卖水果的老王吃了，他嚼着说甜，问我谁寄的。我说一个日本朋友，他哦了一声，没再多问。
晚上收铺的时候，我又把那明信片拿出来看了看。清水寺的塔尖在夕阳里金光闪闪的，跟墨尔本的天完全不一样。我老婆以前说过，等攒够钱了就带我去京都看红叶，后来钱攒够了，人散了。不知道她现在还看不看红叶，跟谁一起看。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挂在天上。我关了灯，黑暗里那些紫砂壶隐隐泛着光，像一个个沉默的证人。我摸黑走到后屋，躺在床上，想着这世上的事真有意思。一个日本人冒充中国人买茶叶，被一个中国人识破了，最后两个人隔着汪洋大海，竟然生出点情分来。而我那个真正的日本前妻，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惦记着我这个中国前夫，托她表弟带了句话，像一阵风，轻飘飘的，又沉甸甸的。
那道疤，那盒茶叶，那句别别扭扭的“我是中国人”，都在这个墨尔本的夏天里搅在一起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缘分，但我知道那天我让他们把东西拿走是对的。人活一辈子，遇到的人来来往往的，能记住的不多。可这个叫田中健太的日本人，他以后喝龙井茶的时候，大概会想起唐人街那个黑黑皱皱的中国老板。而我每次看见那道疤一样的伤疤，也会想起他说“我是中国人”时又急又怕的眼神。
由美不知道病好了没有。我拿起手机，翻了半天通讯录，找到那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了下去。响了几声，那边接了，一个女声“摩西摩西”，清清脆脆的，像二十年前在京都那个小酒馆里一样。
“是我。”我说。
那边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健太君跟我说了。你这个老顽固，还是那么爱管闲事。”
“你弟那道疤，纹了条锦鲤。”我说，“你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她说，“下个月来京都看樱花吧。这次不用攒钱了，我请客。”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墨尔本的夜空。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跟京都的、上海的、大阪的，都是同一个。我摸了摸自己的手腕，光滑的，什么疤都没有。可我知道，有些伤疤在心里，纹什么都没用，得靠时间慢慢养。
明天又要开店了，会有新的客人来，买茶叶买调料买丝巾。也许里面还有日本人，还有中国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进来，又带着各自的故事出去。而我会坐在这个铺子里，擦着紫砂壶，看着门外的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等着下一个说“我是中国人”的人出现。
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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