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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男子在非洲生活15年,娶5位妻子,揭示非洲女性的共同特点
2015年8月,坦桑尼亚阿鲁沙。
傍晚六点,旅馆厨房的灯泡坏了半边,剩下的半边照着纳希玛切洋葱的背影。
她手里的刀很快,快到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都没敢出声。
锅里的油已经冒烟了。
她头也不回,说了一句:“邓明川,你要么进来帮忙,要么去院子里把晾的床单收了。别杵在那儿当门神。”
我走进去,接过她手里的刀。她瞟了我一眼,让开半个身位。
洋葱的辣味冲上来,我眼睛一酸,眼泪就往下掉。
纳希玛递过来一块擦碗布,嘴里没闲着:“切了十五年洋葱还掉眼泪,你那些年都白过了?”
我没接话。
她不知道,我不是被洋葱辣哭的。
我是想起了另一把刀。
十五年前,蒙巴萨港口边一间铁皮棚里,萨娜踩着缝纫机,脚快得像打鼓。
她手里那把剪刀,剪布的时候咔嚓咔嚓的,干脆得很。
那时候我刚摔伤肩膀,工作服破了个口子,拎着去找人补。
她看了一眼,没问价钱,先给我倒了杯加糖红茶。
“衣服不急。”她说,“人急。你现在看起来像一块被太阳晒干的木头。”
那年我三十九岁,在非洲待了不到一年,斯瓦希里语只会说“你好”和“多少钱”。
她说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但我听懂了“干木头”那个词。
后来我常去她那儿。不是为了补衣服,是为了听她说话。
棚子很小,门口挂着七八条旧裙子,海风一吹就飘起来,像一排彩色的旗。
她白天做衣服,晚上教附近女孩踩缝纫机。
那些女孩大多交不起学费,她就让她们帮忙剪线头、熨布,算作学费。
我问过她:“你自己都不宽裕,为什么还教这么多人?”
她低着头穿针,没看我。
针穿过去了,她才说了一句:“如果一个女人会做衣服,她至少还有一双手能养活自己。手不该只用来求别人。”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分量。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家里的面粉总是分成三份。
一份给自己家,一份给隔壁老寡妇,一份留给那些来学手艺的女孩。
她从不跟我商量,好像这本来就是日子的一部分。
有一回我不高兴了,说:“你这样什么时候能攒下钱?”
她停下剪刀,抬头看我。那个眼神不是生气,是那种看一个还没活明白的人的眼神。
“明川,钱放在盒子里会少,放在人心里会回来。”
我不信。
那年雨季,洪水冲了她的小棚。
我去的时候,缝纫机泡在水里,布匹漂了一地,她站在门口,裙子湿到大腿。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现场,愣住了。
十几个被她教过的女孩,带着木板、塑料布、铁钉和工具,已经在动手了。
最大的那个也就二十出头,头上顶着一捆防水布,指挥其他人钉钉子。
她们干了一整天,天黑之前,棚子重新立了起来。
萨娜坐在门口,重新踩上缝纫机。
她没哭,也没说什么感动的话,只是脚踩得比平时更快了一点。
我在旁边站着,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钱放在人心里,会回来。
那时候我才明白,她不是不懂钱。她懂的是另外一种账。
我和萨娜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她的大女儿在蒙巴萨怀孕后被男友抛下,她要留在那边照顾女儿和外孙。
我那时候被公司调到了乌干达,两地分居,慢慢地,打电话的时间越来越短,沉默越来越长。
分开那天,她给我缝了一个布包,里面塞着一卷蓝线。
“线断了可以接。”她说,“别把人也当成断线。”
那个布包我现在还留着。蓝线早就用完了,包也磨破了边,但我一直没扔。
不是舍不得扔。是不敢扔。
萨娜之后,我遇到了莉迪亚。
乌干达,金贾湖边。
她站在一群鱼贩子中间,头上顶着一筐鱼,谁想压价,她就把鱼筐往地上一放,双手叉腰:“你要便宜,可以去湖里自己抓,湖不收你钱。”
周围人都笑了。我也笑了。她瞪我一眼:“中国人,你笑什么?你会杀鱼吗?”
我说不会。
“那你至少应该学会尊重鱼。”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莉迪亚有三个弟妹,父母早亡,她十七岁起就在湖边卖鱼。
她不漂亮,牙齿白,眼神直,走路的时候裙摆甩得有风,从码头到集市,一路都有人跟她打招呼。
结婚以后,我发现她最在意的不是我挣多少钱,而是家里的饭桌有没有坐满人。
她弟弟、表妹、邻居家的孩子,谁来了都能吃。
锅里明明只剩两条鱼,她也能剁碎了加番茄和洋葱,煮成一大锅汤,每人分一碗。
我说她傻。她说:“饭少,就把汤煮多一点。人不能因为饭少就变小气。”
真正让我记住她的,是一场旱灾。
那年湖水退得厉害,鱼少,码头很多人没活干。
莉迪亚开始赊账,本来就不挣钱的生意,赊出去的账越来越多。
我劝她少赊点,免得收不回来。
她把账本推给我看。
上面不是名字,是一个个小标记——三角是孩子多的,圆圈是老人有病的,叉号是丈夫喝酒不回家的。
我说:“你这不是做生意,是开救济站。”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那个眼神不是生气,是那种回忆起什么的眼神。
“我小时候饿过。”她说,“饿过的人,认得出谁是真的没饭吃。”
后来她确实亏了不少钱。
可等旱季过去,码头恢复,那些赊出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把钱、鱼、玉米粉、木炭送回来。
有个人还扛着梯子和铁皮,把她漏水的屋顶修好了。
莉迪亚教会我一件事:有些人的慷慨不温柔,很硬,很吵,很不讲道理。
但背后是她们见过饿肚子,所以不愿别人独自挨饿。
我们分开的原因很简单:她不肯离开湖。
我想让她跟我去达累斯萨拉姆,那边有更好的生意,更好的医院,更好的生活。
她只说了一句:“你可以离开一条路,我不能离开这片水。我的一家人都靠它活着。”
我问她:“那我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鱼筐顶在头上,站起来。
“你是我的丈夫,但湖是我的命。”
我当时很难受,觉得她不够爱我。几年以后我才承认,她说得没错。
一个人不能要求另一个人把命搬走。
阿玛拉是第三任。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我在那边做一个学校改造项目,她是小学老师,每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米色外套,抱着一摞作业本,从尘土飞扬的操场穿过去。
她很安静,眼睛大,说话慢。
孩子们却很怕她,因为她从不吼人,只要站在黑板旁边看着你,你就会觉得自己犯了错。
我喜欢她,是因为有一次我看见她把自己的午饭分给一个男孩。
那孩子没带饭,趴在桌上装睡。
阿玛拉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放在他桌上,什么也没说,继续在教室里走了一圈。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他饿?”
她说:“孩子饿的时候,眼睛会躲饭盒。”
我们结婚后,日子过得很清淡。
她爱看书,爱浇花,爱把每一件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她常说,混乱已经够多了,家里至少要有一点秩序。
可她的秩序不是为自己。
她工资不高,却给班上五个孩子买过鞋。
不是新鞋,是二手市场买来的,洗干净,晒在窗台上,再装进纸袋。
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给孩子。
她说:“穷已经让他们难堪了,帮助不能再让他们难堪。”
那年我投资朋友的运输生意,赔了一大笔钱。
具体数字我不说了,反正是我攒了好几年的家底。
那段时间我脾气坏,动不动摔门,喝醉了就在院子里骂人。
阿玛拉没有劝我,也没有骂我。她每天晚上给我留一盏灯。
直到有一天,我喝醉回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是她工整的字:
“你可以失败,但不要把失败变成脾气丢给家里的人。”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她从房间出来,递给我一杯水。
水是温的,不烫也不凉。
“明川,男人摔倒的时候,喜欢证明自己还很高。其实先坐下来,也不会矮多少。”
那句话扎得我脸发烫。
阿玛拉教会我一件事:有些人的坚强不喊不叫。
她们很静,静得像土墙,可你靠上去才知道,那墙替很多人挡过风。
我们离婚,是因为她后来考上了去欧洲进修的项目。
她想继续读教育学,我支持她。
可她走后,我们隔着太远的时间和生活。
视频里她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自己,而我也越来越清楚,我不能只靠回忆做丈夫。
分开的时候,她把那盏小台灯留给我。
“以后你再黑着脸回家,先开灯,再开口。”
贝娅塔是第四任。
卢旺达,基加利。
她开咖啡小店,店面在一条上坡路边上,门口种着薄荷。
她泡咖啡很慢,慢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差点不耐烦。
她看出来了,说:“急的人喝不出苦味后面的甜。”
贝娅塔经历过很多事,但她从不细讲。
她只说小时候失去过亲人,后来被姨妈养大。
她笑起来很好看,可有时候听见远处突然的爆竹声,手会抖一下。
我跟她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八岁。
她也四十多岁,没有孩子。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活到后来,不能只数失去的东西,也要数留下来的。”
她的小店不大,三张桌子,一个吧台,墙上挂着卢旺达老照片。
骑摩托的司机、附近大学生、带孩子的女人,都喜欢在她那里坐一会儿。
谁心情不好,她就多送一块木薯饼。
我说她这样赚不到钱。
她说:“我卖咖啡,也卖一把椅子。很多人只是需要坐下来,不被赶走。”
那年我老母亲在四川摔伤,我急着回国。
走之前我心里乱,怕回去后顾不上她。
贝娅塔却帮我收拾行李,把一包咖啡豆塞进去。
“你回去照顾母亲,不是离开我,是完成你该完成的事。”
我问她:“你不怕我不回来?”
她笑了笑:“怕。但怕不是绳子。爱一个人,不能把他绑在门口。”
我在四川待了四个月。
母亲康复后,我回到基加利,发现她把我的杯子还放在原来的位置,杯口朝下,一点灰都没有。
那一刻我心里很酸。
可我们的婚姻还是结束了。
不是不爱,是因为她后来想去乡下照顾姨妈,还想把咖啡店搬到更安静的地方。
我那时候事业刚转到坦桑尼亚,没法跟她走。
分开的时候,她没有挽留,只把店门钥匙放在我掌心里,然后又收回去。
“我想了想,钥匙还是我留着。”她说,“你已经有过这里,不必再拥有这里。”
贝娅塔教会我,有些人很会告别。
她们疼,但不一定纠缠。
她们知道有些爱只能陪一段路,不能硬拖成一辈子。
纳希玛是第五任。
就是现在在厨房里嫌我切洋葱慢的这个女人。
她比我小六岁,离过婚,有一个在达累斯萨拉姆读书的儿子。
她在阿鲁沙经营这家小旅馆,专接爬山的人,六间房,一个院子,门口种着两棵香蕉树。
我第一次住她旅馆的时候,因为高反发烧,半夜敲门要热水。
她披着外套出来,脸色很臭,说:“客人可以生病,但不能半夜敲门像讨债。”
嘴上这么说,她还是给我煮了姜汤,还拿毯子搭在我肩上。
后来我们熟了。
她爱笑,也爱翻白眼。
她精明,账算得快,谁想赖房费,她能堵在门口跟人讲半小时道理,一句脏话不说,却让对方乖乖掏钱。
我向她求婚的时候,她没有马上答应。
她问我:“你已经结过四次婚了,你到底是在找妻子,还是在找一个替你收拾孤独的人?”
那句话把我问住了。
我想了很久,说:“可能以前分不清。现在我想找一个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吵架、一起把日子往前推的人。”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那个眼神像是要把我拆开来检查一遍。
“那你要记住,我不是来填你过去那些空位的。我就是我。”
我们结婚后,她把旅馆管得像一艘船。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检查床单、厨房、预订信息。
客人夸她能干,她只摆摆手:“女人不靠能干活不下去。”
有一次,一个德国客人丢了登山包,急得在院子里发火,怀疑是员工偷的。
纳希玛把所有人叫到前台,没有先骂员工,也没有讨好客人。
她让大家一件件回忆行李搬运过程,最后在车库角落找到了包。
客人道歉的时候,她说:“道歉给他们,不是给我。怀疑很容易,尊重比较难。”
我站在旁边,看见员工们都低着头,眼睛却亮了。
那天晚上我问她:“你为什么那么护着他们?”
她正在切洋葱,眼睛被辣得发红,却没停刀。
“因为我年轻时给人打工,也被人随便怀疑过。被冤枉的人,如果没人站出来,会记一辈子。”
洋葱切完了。
锅里的牛肉汤已经滚了半个小时,香味从厨房飘出去,穿过院子,散进阿鲁沙的傍晚里。
纳希玛揭开锅盖,拿勺子搅了搅,然后舀了一点汤,吹了吹,递到我嘴边。
“尝尝。”
我尝了一口。咸了。
“咸了。”我说。
“咸了就多喝点水。”她把勺子收回去,转身去拿盐罐,“少说废话,把碗拿过来。”
我打开橱柜,拿出两个碗。
碗是她在集市上买的,不贵,但釉色很好看,是那种深蓝色,像傍晚的天。
突然想起十五年前,萨娜给我缝的那个布包。
想起莉迪亚在码头边叉着腰骂人的样子。
想起阿玛拉留在桌上的那张纸条。
想起贝娅塔把钥匙从我掌心收回去的动作。
她们完全不一样。
萨娜的布包,莉迪亚的鱼汤,阿玛拉的台灯,贝娅塔的咖啡杯,纳希玛手里的洋葱刀。
有人泼辣,有人安静;有人爱笑,有人少言;有人信上帝,有人去清真寺,有人只相信手里的生意。
可我确实在她们身上看见了同一种东西。
她们从不把苦难当成停下来的理由。
她们会累,会哭,会骂人,会害怕,也会在夜里一个人坐很久。
可第二天太阳升起来,她们还是会把水烧开,把门打开,把孩子叫醒,把货摆出去,把该做的事一件件做完。
她们不是不知道委屈,只是不肯让委屈接管生活。
她们不是天生强大,是被生活推着,一次次站稳,最后把站稳变成了本能。
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过得苦,就该先照顾自己。
后来我在非洲看了十五年,才发现很多女人不是不想先照顾自己,而是她们身后总站着孩子、老人、姐妹、邻居,甚至一个暂时无处可去的陌生人。
她们把自己活成一张网。
网破了,就补;线断了,就接;手疼了,甩一甩,继续织。
“邓明川。”
纳希玛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带着点不耐烦。
“你又在院子里发什么呆?汤要凉了。”
我端着两个碗走进去。
她把汤盛好,放在桌上,又去切了一盘面包。
我们面对面坐着,她吃了一口,皱眉:“确实咸了。”
“我说了。”
“那你下次少放点盐。”
“盐是你放的。”
她瞪我一眼,然后自己先笑了。
院子外面,晚风吹过旅馆的木门,乞力马扎罗山的影子已经完全融进了夜色里。
厨房的灯落在她脸上,她一边喝汤,一边拿起手机跟她儿子发消息,手指在屏幕上划得飞快。
我忽然觉得,这就是我在非洲学到的全部。
活着不是等生活变好才开始。
是手里还有一把刀,一口锅,一点火,一个愿意跟你说话的人,你就先把今晚这顿饭做出来。
纳希玛放下手机,看了我一眼:“又在想你那些大道理?”
“没有。”我说,“我在想,我来非洲十五年,娶了五个妻子,最后才发现一个最简单的事。”
“什么事?”
“你们都很会把破日子过成日子。”
她愣了一下,然后哼了一声:“少说漂亮话,明天旅馆的床单还没洗呢。你洗。”
“我洗。”
“你说的。”
“我说的。”
她低头继续喝汤,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但我知道她笑了。
正在这时,纳希玛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看了一眼屏幕,眉头皱起来,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去接。
我听不见她说什么,只看见她的背影越来越僵硬。
过了几分钟,她走进来,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
“我儿子。”她把手机放在桌上,“他说他爸从达累斯萨拉姆过来了,明天到阿鲁沙。”
她前夫。
我放下勺子。
“他来干什么?”
纳希玛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
“他说,他得了病。”
厨房里安静了下来。锅里的汤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但那个声音忽然变得很远。
纳希玛坐下来,拿起勺子,又放下。
“邓明川,你说,一个人欠了十年的债,现在来还,晚不晚?”
我看着她,没说话。
院子外面的风大了,吹得香蕉树的叶子哗哗响。
旅馆的木门没关紧,被风吹开了一条缝,像有人在轻轻敲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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