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男子埋了一百斤红薯在地里，遗忘了19年，想起后挖出，惊喜

草莓果酱啵啵

四川一男子埋了一百斤红薯在地里，遗忘了19年，想起后挖出，惊喜

四川一男子埋了一百斤红薯在地里，遗忘了19年，想起后挖出，惊喜

老宅翻修那天，我本来是不想回去的。

电话是堂哥打来的，说房子漏雨漏得厉害，再不弄，梁怕是要断了。我嘴上应着，心里却盘算着，这一趟又要耽误多少工夫。自打爹娘走了以后，我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不是不想，是怕。那两间土坯房，像两个沉默的老人，蹲在村西头，每次看见，心里都堵得慌。

我叫陈建军，今年四十七，在成都开了家小面馆，卖的是川东口味，生意不温不火，刚好养家糊口。老家在遂宁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地图上不显眼，车开进去，七拐八拐，柏油路变水泥路，再变土路，就到了。

堂哥陈建国比我大五岁，是个地道的庄稼人，皮肤黑红，手上全是茧子。我到家时，他正指挥着两个小工架梯子。见我来了，也不客套，扔过来一包烟：“建军，你看这房顶，瓦片碎了一半，椽子也朽了几根。要弄，就得彻底弄。”

我抬头看，那屋顶确实破得不成样子了。几根野草从瓦缝里钻出来，在风里晃。小时候，我常跟建国在这院子里追鸡撵狗，娘就坐在门槛上纳鞋底，嘴里喊着：“莫疯了，看把瓦踩坏！”那时候的屋顶，是青灰色的，整整齐齐，像鱼鳞一样。

建国递了根烟给我，自己也点上一根：“你这次回来，多住几天。屋头还有点老物件，你不要，我就看着办了。有些东西，你也该拿个主意。”

我知道他指的什么。爹走后，这房子里就剩些旧家具，几口箱子，一些农具。值钱的东西是没有的，但每一件，都带着旧日子的影子。我心里泛起一丝不耐，摆了摆手：“哥，你看着办就行，能用的留下，不能用的就扔了，我没啥意见。”

建国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闷头抽烟。过了一会儿，才说：“院里那棵枣树死了，根都烂了。我想着，把树挖了，那地空着也空着，不如翻了种点菜。”

枣树。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棵枣树，是爹年轻时候种的。每年秋天，打枣是我们几个孩子最欢喜的事。爹举着竹竿，我和建国在树下扯着床单，枣子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砸在头上，又疼又乐。后来我出去上学、打工、开店，枣子熟的时候，总是回不来。爹就在电话里说：“枣子甜得很，给你留着呢。”可那些枣子，最后不是落了，就是被鸟啄了，真正送到我嘴里的，没几回。

再后来，爹病了，枣树也没人管了。先是叶子发黄，然后枝子枯死，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杈。我最后一次见它，还是三年前送爹上山回来，它立在院角，黑乎乎的，像个问号。

“挖就挖了吧。”我吐了口烟，声音有点干，“那树……早就不行了。”

第二天，建国带着锄头和铁锹来了。我也换了身旧衣裳，帮着搭把手。说实话，我很多年没摸过锄头了，在城里，我用刀切菜，用锅炒料，手上沾的是油盐酱醋，不是泥土。锄头一落地，那熟悉的、带着草腥气的土味就翻上来了，直往鼻子里钻。

建国干活利索，几锄头下去，树根周围的土就松了一圈。我负责把刨出来的土往旁边铲。两个人一声不吭，只有锄头入土的钝响，和铁锹擦过泥地的沙沙声。日头慢慢毒起来，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滴在土里，很快就没了影。

“停一下。”建国突然说。

他弯着腰，锄头停在半空，眼睛盯着脚下。我凑过去，看见土里露出一截东西，黑乎乎、圆滚滚的，像块石头，但表面又有点发红。

“啥子？”我问。

建国没吭声，蹲下去，用手拨开周围的土。那东西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像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红薯。

不对，不是像，就是红薯。

只是这红薯太大了，大得离谱。我掏出手机，那红薯横在坑里，几乎有半米多长，最粗的地方，比成年男人的小腿还粗一圈。我蹲在旁边，手都有点抖，活了快五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红薯。看着它，第一反应不是欢喜，是懵。像在做梦。

那红薯的皮是深红色的，沾着湿泥，看起来沉甸甸的，表面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的筋。我用手指叩了叩，闷闷的，实心的。

“这……这是红薯？”我有点结巴。

建国也傻了眼，他种了半辈子地，红薯收了多少万斤，也从没见过这个头。他伸出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把那红薯从土里刨出来，抱在怀里，那架势，跟抱了个孩子似的。

“怕不是有三十斤。”他掂了掂，眼睛瞪得老大。

我看着他，又看看那个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那念头来得很快，像一道光，从很远的过去射过来，直直地打在我心上。

“建国，我爹……是不是埋过红薯？”我的声音有点发颤。

建国愣了一下，然后，他的表情变得很古怪。不是惊讶，不是好笑，是一种混合了犹豫和恍然大悟的神色。他慢慢把红薯放下，坐在坑边的土堆上，点了根烟，吸了一大口。

“我想起来了。”他说，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是有这么回事。那年你刚去成都，好像是你妈说的，说你从小爱吃红心苕，怕你在外头吃得不好。你爹就在屋后头那块地，挑了些顶好的，挖了个坑，说埋起来，等你过年回来，挖出来吃，保准鲜得很。”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那一年，我二十岁，刚从技校毕业，在成都一家小餐馆帮工。年轻气盛，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大得很，过年不想回家，跟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喝酒打牌，比听爹妈唠叨强。后来听娘在电话里说，爹把红薯埋了，我还在心里笑他，说城里啥子买不到，非得埋地里，土里土气。娘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他说埋着，甜。”

再后来，我混得不好，更不愿回家。再后来，成了家，有了娃，日子像被抽了一鞭子的陀螺，转个不停。回家，成了每年春节一次的任务，待不了几天，就急着走。那地里的红薯，我从来没有想起过。爹也没再提。就像他年轻时那些没兑现的承诺，被日头晒一晒，风一吹，就散了。

“那……怎么没挖出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

建国叹了口气：“你爹那人，你还不晓得？倔。你不回来，他就不挖。有一年，他念叨着要挖，结果下了场大雨，地淹了。他站在地边上，看了半天，说算了，等明年。后来你妈走了，他也没那个心了。再后来，他自己也糊涂了。这事儿，估计连他自己都忘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遗忘。十九年。一百斤红薯。

我仿佛看见一个老人，弯着腰，在秋天的风里，一锄一锄地挖坑，再一个一个地把红薯码进去。那些红薯，是他挑过的，每一个都圆鼓鼓的，带着新出土的鲜亮。他埋它们的时候，心里想着啥？是想着我回来，一家子围在灶台边，揭开锅盖，满屋子的甜香？还是想跟我说一句，家里啥都有，别在外头瞎闯？

可他没等到我回来。

那天的阳光很亮，照得人眼睛发酸。我和建国，就那样蹲在土坑边，看着那个巨大的红薯，谁也没说话。风从田间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我忽然觉得，这十九年，我欠下的，不只是几句问候、几次回家。

我们在那个坑里，一共挖出了七个红薯。最大的那个，足足有三十八斤。小的，也比市面上的大出好几圈。它们在地里沉睡了十九个年头，没有腐烂，没有发芽，而是在黑暗和寂静中，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默默地长大了。在不见天日的地底，它们没有枯萎，反而把所有的力气，都攒成了自身的重量。

建国拍着身上的土，说：“这红薯不能吃了，太老了，怕都空了心。不过……留个念想也好。”

我看着地上并排躺着的七个红薯，像七个沉默的、从时间里走出来的使者。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照片里，那红薯安安静静地躺在泥地上，身后是倒塌的枣树根，再远一点，是老宅的土墙，和一片湛蓝的天。

晚上，我请建国在镇上的小馆子吃饭。几杯酒下肚，话就多了。建国说：“你爹年轻时候，可是村里种红薯的好把式。他种的红苕，又大又甜。每年苕挖出来，他都挑些小的喂猪，大的，都留着。说你爱吃，你妈爱吃。有一年，你从成都回来，没吃到红薯，说想吃烤的。你爹二话不说，大冷天的，在灶膛里给你烤了一宿。你第二天起来，吃得满嘴黑，你爹就笑，笑得跟个弥勒佛一样。”

我听着，筷子停在半空。那件事，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离开家的那天，爹站在院门口，没说话，只是看着我。他的身后，是那棵还没发芽的枣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我没有回头，背着行囊，大步流星地走了。

“哥，那坑……再挖深点吧。”我放下筷子，说。

建国看着我。

“我总觉得，他埋的，不只七个。”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去了。把那个坑往四周扩了扩，往下又深挖了一尺。果然，在靠近墙角的地方，又挖出三个。个头更大，更沉。其中一个，用手一摸，皮是裂开的，里面露出金黄的瓤，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块被岁月熬出的蜜。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蹲在那里，用手把那些红薯上的土，一点一点地擦干净。它们太沉了，我抱起来，贴在胸口，感觉到一股凉意，从泥土深处透上来。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十九年，它们一直在等着我。等着一个游子，回来完成一场迟到的收获。

我把这些红薯装上车。建国问我要不要带走。我摇摇头，说：“不带了。就放屋里吧。等啥时候，我孙子问起来，我告诉他，你太爷爷埋的红薯，比石头还硬，比糖还甜。”

建国笑了，眼角全是褶子。

“你爹要是知道，你回来把它们挖出来了，肯定高兴。”他说。

我没有接话。我知道，有些遗憾，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那几年的光景，那些错过的团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像这地里的红薯一样，被深深地埋了起来。不同的是，红薯可以被挖出来，有些东西，却只能永远留在黑暗里。

但奇怪的是，我并不那么难过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个破败的老宅。屋顶已经翻新了一半，新换的灰瓦在夕阳下闪着柔和的光。那棵死了的枣树被挖走了，剩下一个空空的坑。过几天，建国会在那里种上新的树苗，也许是一棵橘子树，也许是一棵枇杷。而我会回到成都，继续经营我的小面馆，继续在城市的喧嚣中，做一个普通的、忙碌的中年人。

但我心里，有一点东西不一样了。

那七个红薯，最大的那个，我留给了建国。剩下的，我用报纸一个个包好，装进后备箱。它们太重了，压得车尾都往下沉了沉。我发动车子，在后视镜里，看见老宅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

回到成都，我把那些红薯放在阳台上。它们安安静静地躺在一角，像几个从遥远故乡来的老朋友。我的儿子看到了，问我：“爸，这是啥？怎么这么大？”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这是你爷爷种的。种了十九年。”

儿子张大了嘴，一脸的不信。

我没有解释。只是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煮了一锅红薯稀饭。用的，不是那些老得发柴的大家伙，而是从菜市场买的小红苕。可当我揭开锅盖，那股熟悉的、甜丝丝的香气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忽然愣住了。

那味道，和记忆深处的一模一样。是灶膛里的火，是秋天的风，是母亲站在门口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也许，有些东西，真的可以穿过时间，回到该回的地方。

写在最后：

如今，那七个红薯还在我阳台上。有几个已经发了芽，紫色的芽尖，从深红色的皮里钻出来，带着一股执拗的生命力。我偶尔会去看看它们，就像看几个不说话的老友。

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九年？又有多少人，能有机会，把年轻时欠下的一个念想，在快五十岁的时候，亲手挖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就像在秋天的田野上，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忽然发现，你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一直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只是，我们常常忘了回头。

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件被时间“遗忘”了很久的物件，最后又被重新想起？它背后，又连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