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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任市委书记,登门探望恩人女儿,进门后我红了眼眶
我叫程远山,今年五十二,刚调任临江市委书记。临江是川东北的一个地级市,山多水急,经济在全省排中下游。组织上把我从省发改委调到这儿来,说白了就是让我来啃硬骨头的。我上任第三天,开完第一次常委会,回到办公室,让秘书把门带上,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嘉陵江拐弯处的老城,心里忽然就翻涌起来。
我这一路走来,不容易。老家在川西坝子边上的小村子,爹娘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爹在我八岁那年得肺病走了,我娘一个人拉扯我和两个妹妹。那时候穷,穷到什么程度,我现在都不敢细想。三伏天里,别人家孩子吃冰棍,我们兄妹三个站在路口,看着卖冰棍的自行车从面前过去,口水往肚子里咽。冬天没有棉鞋,脚上套的是我娘用破衣服纳的布鞋,雪地里走一趟,脚后跟裂出好几道血口子。
可就是那样的日子,我还是把书读下来了。不是我聪明,是我遇上了一个好人,一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恩人。
她叫赵桂兰,是隔壁赵家湾的人,论辈分我要叫她一声赵姨。她丈夫在镇上教书,是周边几个村唯一的公家人。赵姨自己没正式工作,在家里种了几亩地,养了鸡鸭,日子比我们家宽裕一些。我十岁那年,我娘实在供不起我读书了,把我从学校叫回来,说以后别去了,去帮她放牛。我抱着书包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赵姨来了,站在我家茅草屋门口,对我娘说:“让远山去念书,他的学费和书本钱,我出了。”
我娘当时就给她跪下了。赵姨一把把我娘拉起来,说:“嫂子,我敬你一个人拉扯三个娃不容易。这娃娃我看过,眼睛里有股子劲,读书能读出来。以后他出息了,记着我这口粗茶淡饭就行。”
从那天起,赵姨每年开学都给我送钱。钱不多,几块几毛地攒,有时候是一把零票,用橡皮筋扎着。我娘说,这钱是赵姨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那时候我就暗暗发誓,我这辈子,要做个像赵姨那样的人。
后来我考上了县中,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赵姨送我去省城报到那天,给我买了一件白衬衫,一双解放鞋。她摸着我的头,说:“远山,进了城,好好念书。别跟人比吃比穿,跟人比本事。”我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再后来,我工作、结婚、提干,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些年,我回去看过赵姨几次。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她从来不开口求我办任何事。有时候我买了东西回去看她,她还发脾气,说我乱花钱。去年秋天,我还在省里的时候,接到赵姨女儿赵小云的电话,说赵姨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我当天请了假,开了四个小时车赶回老家,在灵前跪了整整半个钟头。
赵姨一辈子就一个女儿,叫赵小云。小云比我小五岁,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还在上小学,扎着两条羊角辫,跟在她娘后面,看见我就喊“远山哥”。我工作后,听说她嫁到了临江,男人在城里打零工,日子过得一般。我调来临江后,一直想去看看她,可刚上任,事情一件接一件,脱不开身。今天终于空了半下午,我让司机把我送到城南一片老居民区,然后自己下车,走了进去。
那一片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子,红砖墙,灰瓦顶,楼与楼之间扯着晾衣绳,衣服被风吹得噼啪响。巷道窄,地上有积水,墙角长着青苔。我穿着夹克,一步步往里走,问了两个在路边摘菜的老人,才找到赵小云家。一栋五层老楼的一楼,门口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门是旧式的防盗门,铁皮都翘起来了。
我抬手敲门。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探出头来,脸上布满皱纹,眼睛红肿,像刚哭过。她看见我,愣了半天,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我叫了一声:“小云。”
她身体一颤,把门拉开,声音沙哑:“远山哥?你咋来了?”
我走进去。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屋子很小,一个客厅兼餐厅,摆着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米袋和纸箱。天花板上有一大片水渍,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褐色的水泥。靠里的一间卧房,门半掩着,里面黑乎乎的。
我站在屋子里,眼睛忽然就酸了。
赵小云给我倒水,拿了个搪瓷杯,上面印着“劳动光荣”四个字。她手有些抖,水洒出来一些。我接过杯子,问:“你男人呢?”
她低下头,说:“走了。去年的事。在工地上从架子上掉下来,没救过来。”
我喉咙一紧,半天没说出话来。她又说:“儿子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我身体不好,也干不了重活,就在附近捡点废品卖。”
我这才注意到,门口那几盆绿萝旁边,还堆着一摞捆好的纸板和几个空塑料瓶。
我看着她。记忆里那个扎着羊角辫、喊我远山哥的小姑娘,如今已经四十七了,看起来却像六十岁的人。她的背也驼了,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勉强笑了笑,说:“远山哥,你别这样看我,我挺好的。”
我放下杯子,走到里屋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一张老式木床,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床边有个小柜子,柜子上摆着一个相框。我走过去,拿起来看。黑白照片已经发黄,是赵姨年轻时候的样子,齐耳短发,眼神清亮。相框边缘被磨得光滑,看得出来,小云经常拿在手里。
我捧着那个相框,眼眶再也绷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赵小云端着一碗红糖水走过来,看我站在那儿流眼泪,也哭了。她说:“远山哥,我娘走之前,一直念叨你。她说你忙,不让我多打扰你。她说她这辈子最值得的事,就是看着你从山窝窝里飞出去。”
我攥着相框,眼泪滴在手背上。赵姨啊赵姨,您为我做了那么多,怎么就不肯让我多还一点呢?您连女儿日子过得这么难,都不肯跟我说一句。
我转过身,问小云:“你为什么不找我?”
她抹了把眼泪,说:“我娘不让。她说你有大前途,不能因为我家这点小事拖累你。再说了,我虽然苦,但也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捡废品也是劳动,不丢人。”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赵姨家的人,骨子里都有一股倔。赵姨当年用一双手把希望递到我手里,如今她的女儿,用捡废品的双手,守着这份倔,不肯给任何人添麻烦。
我在那张木椅上坐了很久。赵小云给我做饭,说家里没啥好菜,给我下碗面。我说不用,她说来都来了,哪有不吃口热乎的。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切了半棵白菜,打了一个鸡蛋。我坐在客厅里,听着锅铲碰撞的声音,想起很多年前,我放学路过赵姨家,她也是这样在灶台前忙活,喊我进去吃口热乎的。
面端上来,清汤挂面,漂着几片白菜叶,碗底卧着一个荷包蛋。我拿起筷子,一口一口吃完了。汤也喝了。那面的味道,和记忆里一样,简单、滚烫、暖胃。
我走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让秘书提前准备的钱。我放在桌上,说:“小云,这是我自己攒的钱,不是公家的。你拿着,把房子修一修,别住在这么潮的地方。”
她推着不要,脸涨得通红。我说:“你娘当年给我的,我还不清。这不是施舍,是当哥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我以后没办法给赵姨上香。”
她一听这话,捂住嘴哭起来。最后,她把那个信封慢慢收下了,说:“远山哥,我替我娘谢你。”
我说:“别谢。该说谢的,是我。”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昏黄,照着潮湿的路面。我走到巷子口,秘书和司机在车里等着。我站在路边,回头看了一眼那片低矮的老楼。很多窗口都亮着灯,黄的白的,像散落在山间的萤火。
我没有直接上车,而是站在那儿吹了一会儿风。江风从远处吹来,带着一点水汽和泥土味。我忽然想起我娘说过的话。她说,人这一辈子,最不能欠的是人情。你欠了,就得记一辈子。可有些恩情,你一辈子也还不上,只能把这份好,再递给别人。
赵姨把她的好,递给了我。我呢?我能做的,就是当好这个市委书记,让更多的赵小云,能住上不透风的房子,能吃上一碗有白菜和鸡蛋的热面。不靠谁的施舍,不靠谁的怜悯,就靠自己的双手,体体面面地活着。
回机关的路上,我一句话都没说。秘书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摇摇头。车子驶过嘉陵江大桥,江心有一只小船,亮着一盏细灯,缓缓往上水走。水流湍急,船走得慢,但它一直在走。
我低头看了看手机,给赵小云存了个号码。我想,以后每年中秋和春节,我都要去看看她。不是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就是以她远山哥的身份。给她提袋米,提壶油,坐一坐,吃碗面,说说话。
这是我欠赵姨的,也是我欠自己的。人这一辈子,职务再高,权力再大,心里也得留一块干净的地方,放那些从头就有的东西。比如一碗面,比如一件白衬衫,比如一个在村口等你放学的恩人。
赵姨,您放心。小云有我。您当年递出去的那盏灯,我接着了。往后,我得把它递给更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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