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9月16日 德黑兰日志：阿米尼去世四周年 伊朗从未回到原点 好心也不能想当然 今天又是一天匆匆地过去。 前些天去拉梅尔德采访后，一家中国公司的T总想帮助那些在袭击中受伤的孩子。之前介绍的一位当地记者太过积极，反而让他们有些顾虑，他们说想再找找别的渠道。正好今天，13岁女孩娜哈尔的妈妈给我发来消息，还发来了女儿在战争前的照片和视频。我想，既然如此，干脆让他们自己联系吧。于是我把电话给了T总，后面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沟通。 晚上，我给伊朗妈妈打电话，说起这件本来出于好意、后来却多少有些尴尬的事情。妈妈听完以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亲爱的，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记在心里。” 她提到了曾经在伊朗很有名的“伊玛目阿里慈善协会”。这个机构过去帮助过很多普通人，但后来相关人员被捕，机构也被关闭，一些人直到今天仍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有些事情是红线。我知道你心很软，也很感性。你去了以后，看到那些人的情况会难受，会想自己是不是能够帮他们做点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现在是什么身份，身处什么地方，又在和什么人打交道。” 她又提醒我，那个当地记者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可能希望通过积极推动这些事情，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但别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向什么人说些什么。“所以妈妈只求你一件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小心、谨慎。” 我说：“知道了，妈妈。我以前确实想得太简单了。” 伊朗妈妈告诉我，即使中国公司想做慈善，也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十天前我们去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委员会，那次援助之所以可以顺利进行，是因为走的是正式渠道，伊朗有关方面也知情。“现在即使是一个伊朗人，也不能想当然地自己跑去做这些事情。你得找到政府知道、认可的慈善机构，通过它来提供帮助。更何况你还是外国人。” 她说，一个外国人突然介入，别人甚至可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不会照顾自己的人？是不是觉得我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谁也不知道一件事情最后会被怎样理解。所以以后即使觉得自己能做一件事，也不要先到处说，自己先了解、先联系，确定能做再说，做不了就不要再提。 然后她又说出了那句我已经听过很多次的话：“这里是伊朗。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她还举了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以前她给精神病院等机构捐过东西，但从来不是自己买了东西直接送过去，而是先联系医院负责社会捐助的部门，对方告诉她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可以送，再按照规定去做。“哪怕你买了四卡车东西，直接开到医院门口，保安照样不会让你进去。他会问：‘你跟谁协调过？’” 她说到最后，自己都笑了：“所以我们不是一直说这里是Wonderland吗？在这里，假如你的腿断了，本来一根拐杖就够了，但最好准备两根。因为谁知道第一根会不会又断掉。” “我只希望年轻人不要出事” 说着说着，我们的话题又从慈善聊到了死亡。伊朗爸爸的姑姑最后的一个儿子去世了。姑姑有八个孩子，这是她最后一个儿子。伊朗爸爸很难过，葬礼在大不里士举行。 我告诉伊朗妈妈，我的大舅前两天也去世了，我妈妈也很难过。伊朗妈妈叹了一口气：“宝贝，人生就是这样。” 她说，失去亲人永远都会难过，不管这个人活到多少岁，对家人来说都是自己爱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已经活了很长时间，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又看到了孙辈，也许我们还是应该感谢生命曾经给过他这么长的时间。“我只希望年轻人不要出事。希望上天给所有父母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 然后她又像平常一样念叨我：“我也希望我的李睿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的两个小男孩也健健康康。”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今天是阿米尼去世四周年。白天我一直在写相关的报道和文章，于是顺口问她：“妈妈，四年过去了，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变化了吗？” 没想到，她回答我的第一句话是：“李睿，如果你真的想谈‘变化’，我觉得不能只从四年前开始看。” 不是从四年前开始的 她从1999年讲起。 1999年，德黑兰发生大学生抗议；2009年，因为总统大选争议，绿色运动爆发；2017年底到2018年初，又出现了因经济和社会问题引发的抗议；2019年11月，汽油突然涨价，再一次引发大规模抗议；然后才到了2022年，阿米尼去世，“女性、生命、自由”传遍伊朗。 伊朗妈妈说，这些事情不能被一件一件切开来看。她给我打了一个比方：1999年，像是种下了一棵树。后来人们不断给它浇水，2009年，它开始向上生长。再后来又经历2017年、2019年。就像竹子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站在地面上似乎什么都看不见，可它一直在地下生长。到了2022年，它突然蹿了出来。 “所以伊历1401年（公历2022年）的事情，并不是1401年才开始的。” 这句话让我安静了一会儿。其实这也是我这些天一直在想，却始终没有完全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四年前，很多人把伊朗的变化归结为头巾。四年后的今天，也有人把后来发生的一切反过来归咎于当年的抗议。前些天我在拉梅尔德采访，一位在战争中失去妻子的工程师就对我说，正是那些走上街头、高喊“女性、生命、自由”的人造成了国家的不稳定，最后才引来了战争。 我能够理解一个刚刚失去妻子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想。战争需要一个解释，悲痛有时候也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归因的地方。但晚上听妈妈讲完这些，我越来越觉得，如果把今天的伊朗简单归结为四年前的一场头巾抗议，可能把一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变化看得太简单了。 不是头巾突然改变了伊朗，也不是战争突然改变了伊朗。战争当然正在猛烈地改变这个国家，甚至加快了很多原来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战争到来以前，伊朗社会内部的变化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而我恰好亲眼看见过其中的一些时刻。 二十年前，那些事情并不荒诞 二十年前，我见过商场门口不符合着装规定的女性，被几个警察抬起来，四脚朝天地塞进绿色巡逻车。我自己也曾因为穿裙子没有穿袜子，差一点被警察带走；在大学门口，因为外套不够长，被挡在门外。我见过女学生站在校门口，匆匆擦掉手上的指甲油和嘴上的唇膏，也见过商店因为出售长筒靴被勒令关闭。 这些事情当时并不荒诞。至少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大多已经习惯了它们。今天再回头看，却像是在看另一个时代。 现在走在德黑兰街头，越来越多的女孩不戴头巾。朋友甚至跟我开玩笑说，现在连长袖长裤都觉得太长了。塔杰里什广场、咖啡馆和街头，女孩们穿长裙、短袖、长裤，各有各的漂亮。伊朗男人其实也很会打扮。这个城市的颜色确实比过去多了很多。 我真正开始不戴头巾走上街头，却是在今年战争爆发以后。刚开始，我也会惴惴不安。走出去之前还是会犹豫一下。后来发现身边很多女人都没有戴，路上的人也已经习以为常，我才慢慢大胆起来。
但去政府机构，我还是一定戴上头巾。因为法律并没有改变。作为外国记者，我必须遵守伊朗的法律规定，否则完全可能被吊销记者证，甚至影响签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在政府机关、国企和银行上班的伊朗女性有点像。走进那扇门，就把头巾戴起来；走出来，又摘掉。 德黑兰市中心有一幅景象，一直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广场上，日日夜夜都有穿着黑袍的政府支持者挥舞旗帜，表达对政府的支持。就在广场旁边的道路上，人群川流不息，许多普通女性没有戴头巾。 他们离得那么近，有时候甚至只有几十米，却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谁也没有消失，谁也没有真正说服谁。大家互相看不见一样，各自生活。
我又想起了2009年的阿里 如果再往前想，我脑子里出现的却是2009年的德黑兰。 那一年总统大选，我认识一个叫阿里的年轻人，只有20岁，是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阵营的志愿者。他的父亲是革命卫队的官员，很反对他参加这些活动，父子俩天天吵架。 阿里每天在街上发传单。他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出来，不去号召大家参加选举，如果让内贾德继续下去，伊朗会倒退几十年。我们是为了伊朗才出来的。” 我们跟着他发过传单，也跟着他去投票。选举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听说很多人上街抗议。我给阿里打电话，声音很嘈杂哦。他从电话那头告诉我，他正在内政部附近和大家一起抗议。然后电话断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里，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 十七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但我一直记得那个20岁的年轻人站在德黑兰街头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们是为了伊朗。” 2009年的很多画面，我到现在闭上眼睛都能看见。我看见骑着摩托车的巴斯基民兵拿着木棒追赶人群；看见有人被拖走，家属在后面哭喊；我也跟着一些抗议者从大街逃进小巷，一户人家突然打开门，让我们进去躲避。大家挤在楼梯间，听着外面的声音，我的眼睛被催泪瓦斯灼得不停流泪。 一个年轻人还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记者吗？怎么不站在那里采访，也跟着我们跑？”我无奈地笑：“保命要紧。” 那些日子，每到晚上，城市里会响起“真主伟大”的喊声。有人站在院子里，有人站上屋顶。后来，声音慢慢消失了，好像什么事情都结束了。 后来又有新的抗议，新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下来。 一次又一次，看起来都像是回到了原点。 可是今天回头看，我突然发现，它们其实一次也没有真正回到原点。 2019年以后是2022年。阿米尼去世以后，我又一次看到德黑兰街头布满防暴警察。印象最深的是瓦利阿斯尔大街上，防暴警察和普通民众面对面站着。两边都不动，似乎都在等着对方先迈出第一步。 妈妈今晚告诉我，她第一次摘掉头巾走上街头，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已经一头白发。她说，那一天她其实害怕得身体一直在发抖，却故意走了很远。一个坐在长椅上的女人看到她，跑过来抱住她、亲她，对她说：“谢谢你。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勇气。” 后来又有四个年轻女孩停下来，双手合十向她道谢。她回到家以后对伊朗爸爸说：“不能永远只是那些年轻孩子挨打。” 妈妈今晚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下来：“我没有站在旁边为别人鼓掌。我是那个走出去以后，别人为我鼓掌的人。” 也许这就是她理解的2022年。她说，那一年像是柏林墙倒下了。不是说一切从此改变，也不是说原来的规则突然消失，而是人们心里对那堵墙的认识改变了。 墙可能还在那里，但人已经知道，墙是可以倒的。 
那些裂缝一直都在那里 今年1月，我又一次看到很多人走上街头。这一次让我更加猝不及防。有人携家带口地出来，但那一夜，也有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家。接着伊朗遭到袭击，战争爆发。 战争已经持续半年多，仍然没有结束。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甚至今晚，我问妈妈下周四要不要一起去看音乐剧，她都说：“宝贝，等等再说。这里哪能提前几天确定事情？下星期可不是什么太平的星期。”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一边讨论慈善，一边担心是不是碰到了红线；一边讨论音乐剧，一边猜测会不会再次遭到袭击；刚刚说完葬礼和死亡，又开始谈头巾、抗议和未来。所有事情混在一起。 挂掉电话以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 白天我一直在想，阿米尼去世四周年，头巾运动到底给伊朗带来了什么？现在我觉得，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问得太窄了。 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起点，很难说究竟是哪一天。是1999年的德黑兰大学？是2009年的绿色运动？是2017年冬天？是2019年11月？还是2022年9月？ 伊朗妈妈说，它们是一棵树。我却更愿意把它们想象成一堵墙。 我亲眼看着人们一次次走到这堵墙前，又一次次被赶回去。每一次，街头重新安静下来，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墙上已经留下了一条裂缝。下一次，又多了一条。 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那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堵墙了。 今天的伊朗当然也不是四年前的伊朗，更不是我二十年前第一次看到女人因为着装问题被抬进巡逻车时的那个伊朗。战争加快了很多变化，却不是所有变化的起点；头巾让很多原本隐藏在社会深处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却也不是所有问题的源头。 很多改变早就在发生。 它们发生在阿里那样20岁的年轻人身上，发生在那些曾经站上屋顶喊叫的人身上，发生在瓦利阿斯尔大街上与防暴警察面对面的人群里，也发生在四年前那个头发已经花白、身体害怕得发抖，却还是摘下头巾一个人走回家的伊朗妈妈身上。 他们未必想的是同一件事，未必有相同的政治主张，甚至可能彼此并不同意对方。但他们都曾经在某一个时刻觉得：有些事情不能永远维持原来的样子。 至于伊朗最终会走到哪里，我不知道。 今晚妈妈在电话最后又开始唠叨我：“李睿，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妈妈再求你一件事。永远、永远在心里给自己留一个提醒：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也许是一个投机的人。永远把这种可能性放在心里的一个角落，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她最后说：“我爱你。希望你漂亮的眼睛永远明亮。替我亲亲我的两个外孙。” 我说：“好的，妈妈。谢谢妈妈。” “再见，宝贝。” 电话挂了。 我突然想到，也许了解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不要只看今天发生了什么，也不要急着从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里寻找所有问题的答案。 有时候，要把时间拉得足够长，才能看见那些曾经以为已经结束的事情，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结束。 那些曾经以为重新合拢的裂缝，也一直都在那里。 裂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裂缝当作不存在；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拒绝回应已经发生的变化，墙才可能最终失去支撑，轰然倒塌。 
| 
雷达卡
发表于
提升卡
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