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警察“代持”上亿股权，能用法院判决洗白？

文竹的一天

退休警察“代持”上亿股权，能用法院判决洗白？



长沙县境内的鑫创安智能物流园，门口货车昼夜穿梭。登记资料显示，这家估值约2亿元园区背后站着的，是61岁的退休民警黄某鑫——他原单位是长沙市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另一头，自称前后砸进七千多万的阳冠军，攥着80多页手写账本找上门，坚称主出资人其实是自己，却在一场官司里被那份《股权代持协议》挡在了门外。

两级法院都把80%股权判给了黄某鑫，可这本约800万元的“公关”账，又该由谁来算？

01 满租园区背后的两本账

这桩官司，最早是2026年9月18日由澎湃新闻推到公众视野里的。涉事公司注册于2018年7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可它背后站着的实控人，却是一位已经退休六年的公职人员。

公司名下的资产，是长沙县一座常年满租的智能物流园，货运车辆昼夜穿梭，园里挤着两百多家入驻企业。澎湃新闻、中华网等报道显示，2021年进入诉讼阶段时，这座园区的评估价大约在2.065亿元。

从工商登记看，黄某鑫间接持股约80%，处于实际控制位置；他的胞妹黄某占另外20%；而那位自称原来一起搭伙的阳冠军，名字早已不在股东名册上。

对于自己出资的说法，这位前合伙人对媒体讲得很直接：整个项目他前后砸进去7000多万，黄某鑫“一毛钱没出”，那份《股权代持协议》是后来倒签、并不真实的。他还拿出80多页手写账本作为凭证，称其中记录了大约800万元所谓“公关”开支。这笔钱究竟花在了哪些环节、流向了哪些人，报道刊发时仍没有官方层面的解释。

民事诉讼收尾之后，这位主张出资的一方并没有选择息诉，而是把判决书连同账本一起递给了媒体，希望由公共舆论继续往下追。

9月20日前后，上游新闻、中国网、大众日报等相继配发评论，话题也从一起普通股权纠纷，延伸到公职人员违规经商的层面。一座车水马龙的园区，就这样摊开了两本账：一边是法院走完程序的股权归属，另一边却是至今无人认领的资金流水。

02 两级法院是怎么判的

争执的起点在2019年。那一年双方签下《股权代持协议》，约定鑫创普公司80%的股份由阳冠军代为持有。2021年8月，黄某鑫以股东身份向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把这80%股权确认到自己名下。

走完一审、二审程序，法院均认定这份代持协议反映了双方真实意愿，最终判定80%股权归黄某鑫持有。阳冠军随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申请被驳回。

判决书中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话：法院同时写明，黄某鑫 “未提供其出资的证据” 。即便如此，法院仍然凭代持协议这一层关系，把他认定为股东。

判决还替阳冠军留了一扇门：他对项目享有的相应财产性投资权益，可以另案再诉。也就是说，股权归谁、钱谁出，被拆成了两个互不隶属的诉讼。

判决书里有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表述——阳冠军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字之时应当预料到代持协议会带来什么法律后果。民事法庭看的是合同合意，不是账本上谁的数字更大。

这种思路在认缴制下并不算稀奇：只要双方就代持达成一致，内部协议足以把隐名股东的身份固定下来，真金白银出了多少，留待之后再算。对阳冠军而言，想要回自己主张的那部分利益，只能另起一场财产权诉讼，没法指望在这桩股权确认案里一次性了结。

至此，民事程序已经走完：80%股权在法律层面属于黄某鑫，这一点已经板上钉钉。



03 判决确权，却答不了纪律账

先把对黄某鑫有利的一面讲清楚。两份判决的依据，是双方签字画押的协议和法庭当庭查明的事实，阳冠军身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长期没有出面主张权利，本身就有说不通的地方。只要生效判决还没有经过法定程序被推翻，单凭阳冠军一方的口头陈述，不足以动摇司法既判力；至于“涉嫌”二字，更不能直接等同于“已经坐实”。

问题在于，民事确权处理的只是纸面归属，它既不审查、也无权审查一名退休民警在职期间办企业、拿股份是否触碰了纪律红线。

两本账就这样摆到了台面上：一本是法院已经走完程序的股权账，另一本是800万“公关”账本，以及在职期间布局股权是否牵涉职务违法的纪律账。

公开报道里有一条值得留意的时间线：2019年，黄某鑫已被处以行政降级；2023年，他被 下调退休待遇，违法所得同步收缴 。换句话说，有关部门并不是此前完全没有留意到他身上的问题。可是阳冠军所举报的那笔“公关”开销及其背后的资金往来，截至报道刊发，官方层面仍没有进一步的定性。这笔钱最终去了哪里、纪检监察有没有介入，目前都找不到公开答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曾多次点名，领导干部借他人名义持有股权，是隐性腐败的典型形态之一。真正要紧的，从来不是合同文本怎么落字，而是合同底下那些资金流水、利益输送能不能被一层层剥开、说清楚。

民事审判与纪律审查若是硬揉到一处，显然行不通；可反过来，让一纸代持协议既完成确权、又顺带把纪律问题遮过去，同样说不过去。



04 股权已定，资金账还没算完

两亿物流园80%的股权最终落在谁手里，属于民事确权范畴，判决已经生效，外人没有理由轻易去翻案。这也是这桩案子里最容易引发情绪对立的地方：一边是白纸黑字的生效判决，一边是退休民警摇身一变成为园区实控人的现实观感，两者之间的落差，需要用程序而非情绪来弥合。

可是，一名退休戒毒所民警，退休六年之后，却实际掌控着一座估值两亿的园区，这笔账，民事判决书写不下，也轮不到它来写。判决书解决的是合同效力与股权归属，它不回答一个公职人员在职期间能否在外经商、代持股权是否触及廉洁底线，更不回答那800万“公关”开销究竟流向了何处。

那80多页手写账本上的800万元，不能因为官司收场就变成一笔无头悬案。它究竟牵涉到哪些人、流向了哪些账户，需要纪检监察顺着资金链条一层层穿透下去，把每一笔开支对应的时间、对象、事由核对清楚。

对于这种“在职布局、退休确权”的代持操作，方向其实很清楚：民事归民事，纪律归纪律，两本账各走各的程序、彼此衔接，而不是互相顶替。民事判决不能因为舆论压力就被推翻，纪律审查也不能因为合同有效就绕道而行。

园区门口的车流依旧没有停，账面股权已经尘埃落定，资金往来那本账却还摊在桌面上。这笔账最终怎么算，公众还在等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