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能与孤独 | 小城市的养老院里，护理员开始想象自己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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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与孤独 | 小城市的养老院里，护理员开始想象自己的晚年



2018年，在康颐家园护理区的房间里，窗帘恰好被风扬起，一位老人独自看着窗外 图/受访者提供

进入“阈限空间”

护理员吴阿姨把老人抱上轮椅，推到洗手间的坐便器旁。她解开防摔保护带，手臂插进老人肋下，用力架起她，帮她脱下外裤和内裤，再扶到坐便器上。等老人方便完，吴阿姨用草纸擦拭干净，再次架起老人，帮她穿上裤子，冲水，把她扶回轮椅、系上保护带，推着她离开洗手间。

这是吴心越第一次完整看到护理员协助失能老人如厕。在此之前，她很难想象，到了生命的晚期，人的大小便会变成如此缓慢而艰难的事情。

一些重度失能的老人整日躺在床上，大小便依靠成人纸尿裤。吴心越站在床边，看着护理员熟练地解开纸尿裤，露出黏糊糊的黄色粪便，酸臭味扑面而来。她感到有些反胃，回家后连饭也吃不下。

2016年，吴心越正在台湾东海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老龄化与照料劳动。同年，她以“小阿姨”的身份进入养老院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参与扫地、喂饭等日常照护工作。直到《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于2026年3月出版，护理员协助失能老人如厕的画面仍令吴心越印象深刻。



2016年，两位老人一早被推到走廊的窗前，等待护理员拖地、打扫房间 图/受访者提供

更强烈的冲击发生在吴心越第一次走进护理区深处时。一位卧床多年的老人，头发剃得极短，身体因长期卧床已经挛缩，四肢无法伸直。肌肉退化后，皮肤很容易蹭破，护理员便在老人的腿和背后垫上软垫。老人没有交流能力，常常闭着眼睛，难以判断是否清醒。

“这是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一种衰老的状态。”吴心越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这样的身体状态在养老院里并不罕见。普通人对衰老的想象，与养老院里的现实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那些衰弱、失能的老人往往分散在各个家庭里，不易被看见。而在养老院，大量这样的老人集中在同一个空间。

吴心越的老家在江苏的一个县级市，她对养老院的好奇来自她的爷爷奶奶。

爷爷九十多岁时，家里人让他考虑养老院，或者至少去参观一下。爷爷的反应非常强烈，“死也要死在家里。”与此同时，奶奶反复提起本地养老院的一些“都市传说”——老人会搬着小板凳去小树林里上吊，或者被护理员按在床上扇耳光。直到今天，网络上还有一些关于养老院虐待老人的讨论，也延续着相似的恐惧。

这种恐惧反而让吴心越产生了好奇。养老院究竟是怎样的空间，里面的老人处在怎样的生命阶段，会形成怎样的主体状态和情感关系？



吴心越 图/受访者提供

2016年，吴心越开始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先后进入老家县城的两家规模最大的养老院，老年公寓和康颐家园。前者是民政局主管的公办养老机构，月均收费1990元，倾向于接收身体相对健康的老人；后者是民办的“医养结合”老年护理院，月均收费3630元，大量接收失能、失智老人。

在吴心越看来，这两所养老院呈现了中国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普通养老院的图景：照护的专业程度有限，但日常照顾基本能够维持，老人、护理员与家属之间会形成一种“熟人社会”的“烟火气”。

但对老人来说，进入养老院仍然意味着生活的断裂。

田野调查的第二天，八十多岁的徐好婆（“好婆”是吴语方言对祖母辈女性的称呼）入住老年公寓。在忙碌的人群中，她一个人坐在床边，神情低落。家人离开后，她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入住一个星期后，徐好婆仍然闷闷不乐，夜里还做起了噩梦。

85岁的周惠玉则经历了另一种断裂。养老院按照老人独立生活的能力划分“养老区”和“护理区”，前者保留着一定的居家氛围和私密性，后者的生活更多地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下。周惠玉因脊椎问题从养老区转入护理区，双人间变成六人间。周围全是失能卧床的老人，她觉得自己像个“活死人”，连续三天闹绝食，希望回到原来的房间。

从家里住进养老院、从养老区转入护理区，伴随着身体状态和生活能力的持续下降，老人抗拒的不只是“被子女抛弃”的想象，更是这种“再也无法回头”的感觉。

吴心越关注的正是生命走到这个阶段后呈现出的状态。在书中，她将养老院定义为一个“阈限空间”。“阈限”指向一个人由生向死的过渡阶段，也指向一个具体的空间，某种特定的老年境况被限制在其中。

老年学家彼得·拉斯莱特曾将老年时期分为“第三龄”和“第四龄”。第三龄是指退休后身心健康、仍有活力的阶段，人们会想到广场舞、老年大学和旅游。第四龄指向衰弱、失能、逐渐迈向生命终点的阶段。社会对老年的想象长期聚焦于仍有“余晖”的第三龄，养老院里则集中呈现着“薄暮”的第四龄。



“度死日”

养老院里的许多老人常用“度死日”来形容每天的生活。在吴语方言里，“度死日”最直接的意思是“混日子”，没有目标，浑浑噩噩。老人用这个词形容自己时，带着一点自怜和自嘲，也夹着一丝抱怨。

“三等公民”也是老人之间流行的自称：等早饭、等午饭、等晚饭。一天里，除了三餐，老人很少有需要等待、亲自参与的事情。吴心越刚到老年公寓的第一天，下午2点10分，走廊里的时钟却显示3点半，一位老人床头的时钟又指向8点半。养老院里的时间逐渐失去刻度，日期也变得模糊，老人们仿佛被安置在一段与外部社会脱节的时间支流中。

一些老人试图在日复一日的停滞中抓住一点自己能做的事。八十多岁的巧云好婆吃完沙琪玛，想拿扫把清理地上的碎渣，护理员拿过扫把说，“你只管吃，不用你扫。”在养老院里，看似周到的照顾也意味着老人逐渐失去对身体和生活的掌控能力。

在康颐家园，八十多岁的陈好婆曾在小庭院的健身设施上意外跌倒，被送入医院接受手术。家属向机构追责后，院方加强了对老人的限制，甚至不再鼓励他们锻炼。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养老院很难找到一条绝对清晰的界线。

当身体和生活被限制，“度死日”的空白偶尔由外部活动填补。学校、企业、有关部门会带着礼物和节目来慰问老人，但吴心越观察到，活动的参与者总是同一批人，比如身体尚好的退休教师周瑞英，她善于表达，也愿意参加各种活动。更多老人则兴趣有限。一次重阳节演出，开场时房间里坐满了老人，演到最后几个节目时，就走了一大片。



2018年，康颐家园的重阳节活动，当月的寿星头戴纸王冠 图/受访者提供

老人之间的差异，在集体生活中显现出来。周老师是养老院里的“模范老人”，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和主题座谈，也强调独立，主动退出儿女的生活。吴三妹好婆被儿女送进养老院后，刚开始也哭过，但她当过妇女主任，嗓门大、爱帮忙，很快就适应了养老院的生活。

75岁的老郭则始终有些格格不入。他中风后半身不遂，从农村搬进养老院。他早年做过技工、个体户，也卖过服装，一辈子把自己看作“手艺人”。然而，因为农村户口，他一生几乎是在时代的浪潮中步步踏空。老郭对身份的不满延续到了养老院里。他看不惯同屋的城市退休老人，到处揭别人底；看不惯护理员，向吴心越抱怨。他还跟其他老人发生过肢体冲突，换过好几次房间，逐渐成为被集体孤立的人。

养老院的日常也体现着老人的情感和欲望。93岁的老许爱穿白衬衫、黑皮鞋，左手戴着金戒指，右手戴着和田玉，总对84岁的麻将搭子谢好婆嘘寒问暖。老许给谢好婆分水果时，护理员们总爱拿两人打趣。一些老人还会对护理员开带有性意味的玩笑。身体衰弱没有抹去他们建立关系的需要。

失能和失智会进一步压缩这种关系。陈好婆没有方向感，在走廊里找不到自己的房间；邓好婆“假小便”，每隔20分钟就要求解手；张好婆总觉得东西被人偷。养老院里最常引起争议的是约束手段——有的认知症老人夜晚会自己爬下床，有的会拔掉鼻饲管、针头，约束就成了必要的防护。护理员会给老人双手戴上约束手套，在手腕上系软布绳，另一头系在床边的围栏上。有一次，吴心越看见患有认知症的殷好婆一下又一下地用手套敲击床沿的栏杆。她趁着护理员离开的间隙，悄悄向吴心越求助：“妹妹，帮我把手解开，我要回去看两个小孩。”吴心越站在床边，陷入深深的为难。

死亡逐渐进入养老院的日常——有人提前选好遗照、交代后事，有人每天在房间里折纸钱……在吴心越做田野调查的养老院里，死亡是自然的过程，医护人员不会采用插管等侵入性手段。临终的老人会被提前转运到走廊尽头的房间，与其他老人隔开。离世的老人则会被送到独立隔间，随后进入丧葬流程。“虽然在养老院里，生死并不是一个被压抑、禁忌的话题，但是，死亡本身仍然是一种被隔离、被封存的经验。”吴心越在书中写道。



2016年，老年公寓的老人们围坐在麻将桌前 图/受访者提供

谁在照顾老人

在养老院里，护理员每天执行一套时间精确的照护流程。吴心越曾在康颐家园给老人喂饭，她本想把饭吹凉，让老人慢慢咽，再给老人擦嘴。但在喂饭时，她很快就被其他护理员的节奏带着走——老人要尽快吃完，护理员手上还有其他工作。

除了时间表，照顾老人还有工作量和效率的要求。护理员的排班通常分为日夜两班，早七到晚五，晚五到早七，全年都在这样的轮班中度过，几乎没有节假日。

吴心越接触到的护理员绝大多数为50到60岁的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村女性。她们大多经由亲戚、同乡介绍进入养老院，没有什么专业培训，主要靠“老带新”边做边学。她们的劳动生涯呈现出相似的轨迹：早年种地，后来进入车间，又在下岗潮中离开车间，最终辗转来到养老院。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技能的限制，每一次的转换都没有带来向上的流动。

不过，相比于田里巨大的体力消耗和工厂流水线上机械化的身体规训，养老院的照护工作也有其吸引力。这份工作没有太多刚性指标，具有较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工作节奏相对灵活，任务之余有较多闲暇时间。

照护中有温情的时刻。有一次，吴心越给一位患有脑梗后遗症的奶奶喂馄饨，她把馄饨切成两半，一点点喂下去，老人吃完了一整碗，情绪也很稳定。“哪怕对方无法用言语表达，好好接受你的照顾也是一种认可。”吴心越后来回忆道。

温情不能改变这份工作的社会位置。老年公寓的陈美英阿姨帮赵好婆擦拭身体时，赵好婆对着吴心越说，“要是这个妹妹来抱我，是抱不动的。”陈美英突然情绪爆发，“人家是大学生、博士生，出去是要当干部的！只有我这种年纪的人才来弄你！”在陈美英看来，自己正在从事一份“肮脏”的工作，与大学生、博士生之间存在身份差距。

陈美英的这种“肮脏”的感觉不仅来自工作的具体内容（帮助如厕、更换尿布等），也来自于社会对护理员的低评价。她们常常向吴心越抱怨，“走出去好像低人一等。”屎尿工作占了日常劳动的一大块，加上伺候人的性质，让她们联想到过去的“佣人”和“老妈子”。同属照料行业，月嫂和育儿嫂的收入远高于养老护理员，社会评价也更高，因为育儿常被视为有技术含量、面向未来的劳动。



2016年，老年公寓护理区的房间，床边有氧气瓶，床上铺着隔尿垫 图/受访者提供

长期面对失能、孤独和死亡，让护理员们开始想象自己的晚年。她们不害怕衰老，但害怕高度失能、长期卧床的状态。很多人希望自己“到了年纪一下子就过去”，不要经历漫长的卧床期。大多数护理员对自己的晚年没有明确规划。曾有护理员直言，以她们的收入，住不起自己现在工作的养老院。

写下这些观察的吴心越，几年后也成为养老院里的老人的家属。2023年，她参与了外婆入住养老院的全过程。田野的经历帮助她做出更理性的决策，但真把外婆送进去时，她依旧经历了强烈的不舍和愧疚。后来，她的外公心梗，也住进了养老院。外婆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一年，如今，外公独自生活在那里。

吴心越和家人定期去养老院看外公，周末也想接他出来走走。住了一两年后，外公渐渐不太愿意外出，每天最大的活动是沿着养老院的走廊走几千步。吴心越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迟钝和退缩，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人的行动能力和对外部空间的适应力也会随之改变。吴心越眼中的照护从护理员的劳动延伸到家人的日常选择——老人住进机构后，家人依然承担着探望、陪伴和决策的责任。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应该人人都有各取所需的关怀，人人都有尽其关怀的能力。”吴心越在书中分享。这样的社会，不能只依靠家庭投入或个人牺牲来实现，它更需要公共关注，让照护成为一种被社会承认、被制度支持的公共价值。

（文中除吴心越外，人名均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段彦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责编 周建平

天天干饭

她解开防摔保护带这块再跟进就好

包心客

原来失能与孤独是这样

文竹的一天

民生相关支持一下，2018年

一颗火星子

先码住，回头再看受访者提供

今天上班了吗？

手臂插进老人肋下写得还行

吃鸡爱好者

她解开防摔保护带这事说得挺清楚。

平凡可贵h

嗯，失能与孤独了解了

加加加加油呀

她解开防摔保护带写得还行

吃鸡爱好者

嗯，她解开防摔保护带了解了

太极

求原文链接，2018年

包心客

看完窗帘恰好被风扬起心里有数了嗯

平凡可贵h

嗯窗帘恰好被风扬起写得还行

草莓果酱啵啵

身边人也会关心受访者提供

扎染呀

嗯，窗帘恰好被风扬起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