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合格的流浪者，你必须像动物那样生存”

今天上班了吗？

“作为一名合格的流浪者，你必须像动物那样生存”

朱聪永远忘不了老刘的死。

那是2016年北京的三伏天，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倒在了公交站台上。警察从他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朱聪的电话。

当时，不到30岁的朱聪是北京一家流浪救助机构的社工，老刘是她的帮扶对象。她每周会去老刘的露宿点看望他，夜里回家，老刘都要送她去地铁站，穿过没有灯的公园，像爷爷一样讲起自己的青春往事。就在那个夏天，这位老人曾对朱聪提过一句“想吃口热乎的”。



老刘（图：受访者提供）

再次去看老刘的时候，朱聪带上了燃气灶。但到了露宿点，她发现老刘已经在地上躺了好几天：他中风了。被送到医院后，老刘不肯让人帮忙。护工递来尿壶，他摇头，想坚持自己上厕所。他挪着步子下了床，人还没站稳，裤子已经尿湿了。

几天后，老刘走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最终出现在公交车站。帮老刘整理遗物时，朱聪翻到他的身份证号，随后在警察的电脑上，她看到了老刘在1980年代拍的证件照，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他是如何一步步流浪街头的？老刘的人生，在她的心里留下了一个谜团。

她能够确定的是，老刘临终前，口袋里揣着自己的名片，却没有拨出上面的号码——他不愿意麻烦别人。

悔恨和恐惧裹住了她，“有些事情如果我不做，他真的会死。”

一年后的2017年，朱聪辞去北京的社工工作，回长沙注册了一家流浪者救助组织。她给这个组织取名“地衣之家”——街头石板缝里的地衣，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都能生存，但被踩一脚就可能凋亡，又坚强又脆弱，就像流浪者一样。



来过“地衣之家”的同学们（图：受访者提供）

像动物一样生存

入夜后，黄兴路步行街的麦当劳里，游客进进出出。有人趴在桌上休息，有人压低鸭舌帽蜷在角落的沙发上酣睡。他们看起来不像通常意义上的“流浪者”，有人穿着体面的T恤、运动鞋，有人背着双肩包，看上去挺年轻。只是他们不点餐，会把其他客人吃完后的托盘拽到面前。

天亮之后，店员开始拖地，他们陆续起身，消失在长沙清晨的街道。

在长沙，老一代的流浪者把自己称为“打流鬼”。打流鬼是城市的影子，整洁的广场见不到他们，每个人心知肚明：睡在大街上会影响市容市貌。他们寄居在桥洞下、地下通道、烂尾楼或拆迁房里，颇有“鬼”的自觉。太阳下山后，他们才有了出没的底气。

在五一商圈和黄兴路步行街活动的流浪者最多。晚上11点半，步行街的人潮散去，海波沿着关停的扶梯，跌跌撞撞地爬上一座美食城的大厅，摸黑找到自己的地盘。在靠墙的窄沙发，他贴住靠背、躺下，空气闷热，蚊子在耳边乱飞，一翻身，后背已汗湿一片。眼下，这个大厅的另一端，正躺着三个熟睡的人。

几个小时之后，海波的梦会在哐啷声中结束。凌晨5点，美食城开始备餐，送货的人来来往往。如果梦太过激烈，海波会从狭窄的沙发上掉下去，“6小时”（睡眠），他拖长了尾音，“那算是幸福的。 ”通常，他只能睡4小时，所以白天的状态总是“浑浑噩噩”“迷迷糊糊”。

海波今年36岁，流浪12年，他的语言和动作缓慢，蜷曲的小指要格外用力地抓着手机，话从嘴巴里艰难地蹦出，走路也一拐一扭。3岁那年，因为小儿麻痹症，他被父母丢给了奶奶。“从来没得到过父母的爱，”他说。

海波是“打野”高手，去超市里排队试吃，去餐厅接一杯免费的红枣茶，用餐时间，他会在美食城伺机而动，一有客人离席，他就凑过去，捡走剩下的钵钵鸡、烤串、臭豆腐。运气好的话，能碰到没喝完的芋圆牛奶，或者一块塌了造型的蛋糕卷。

如果还填不饱肚子，垃圾桶永远是大家的金矿。把手伸进去，可能会翻出一份小吃、一杯奶茶，运气差的话，会摸到一口老痰。

每隔一段时间，海波也会找些活干。但面试官一见到他，常会犹豫，为了证明自己，他学会主动出击：向对方提出免费试工3天。

他最常去的是后厨洗碗，日结120元，一天12小时，高峰时间的盘子堆成小山，因为手部抓握吃力，速度跟不上，主管就会不耐烦地催促；他也发过黄色小卡片，4 小时入账200元，算是收入天花板级的工作——但有两次在酒店门口发卡时，被埋伏的警察逮了个正着，最后在拘留所度过了5天。

拘留所的日子比街头滋润，海波很怀念：伙食有香干炒肉，能洗热水澡，还有一张名副其实的床，虽然16人一间，但有屋檐、有风扇，“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除了接零工，捡废品也是流浪者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人跟朱聪分享过自己的战绩，“捡一个通宵的塑料瓶，你猜多少钱？”然后他比了一个“六六六”的手势（意为6块）。物价在涨，收废品的价格却在跌，“杀熟”也屡见不鲜，以前一毛钱收三个塑料瓶，现在一毛钱收六个；纸板从七八毛跌到四五毛一斤。十年前，10块钱能在网吧待一晚，现在包夜涨到了三四十，海波说“不敢去了”。

街头是自由的，也是危险的。海波的家当全都在一个塑料包裹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最贵重的是身上随身携带的手机——卡槽是空的，因为交不起话费。

在街头流浪的这几年里，海波丢过4部手机。说到这几段故事，他耸了耸肩，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乐观的海波（图：受访者提供）

朱聪见过很多在流浪途中“被割”了身份证的人，流浪久了，就成了没有身份的“隐形人”，寸步难行——买不了车票、住不了旅店，找工作的时候也被拒之门外。

身体也会成为被入侵的对象。有时候，睡梦中突然感觉到一只手或者异物在身上摩挲。另一些时候，性侵以“温情”的诱骗作为开场，猥亵者会先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比如一碗粉、一点钱，或是主动地递上一根烟，再邀请到他们的家中“做客”。

根据地衣之家的统计，无论男女，每一位露宿街头的流浪者都遭遇过猥亵。朱聪说，如果按月计算，这个概率是100%。同性猥亵，从来都不是秘密。为了防身，有的流浪者故意让自己看上去更脏一点，衣服结浆，蓬头垢面，但仍无法提防出其不意的手。

朱聪帮扶过的流浪者兵兵，肚子上有一块被熨斗烫过的伤疤。十几岁跟家人走失后，因为轻微的智力障碍，他再也没找到回家的路。成年后，他曾经被一个大叔收留，对方承诺当他的养父。兵兵轻描淡写地回忆，那半年里，每天灯一关，他就会被对方“翻过来翻过去”。

曾经，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流浪者向朱聪求助，那天晚上，她遭遇了严重的性侵犯。朱聪记得，崩溃的阿姨用的是“被欺负”三个字。

为什么专挑流浪人员下手？朱聪说，“因为流浪者本身就表明了我是一个没有人保护的人”，再加上频次太高以及习得性无助，大部分流浪者在遭遇猥亵和偷窃之后不会报警，更糟糕的情况是，求助可能会换来对方的嘲讽，“谁叫你流浪呢？”。

朱聪曾在地衣之家公众号的文章里敲下这样一行字：“作为一名合格的流浪者，你必须像动物那样，不带任何意识，否则你会痛。”

“流浪者不乞讨”，每一次做宣讲，朱聪都会给大家做区分：“流浪者他们自尊心太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但一个常年翻垃圾桶的人，又不可能是真正自信的。”自卑与高自尊心这对看似矛盾的特质，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流浪者身上。

一年冬天，下着暴雪，朱聪经过一座桥的下方时发现了一辆废弃汽车，里面有晃动的人影。她敲了敲玻璃窗，无人应答，她告诉对方自己是做救助的，才见到一只手从窗缝里伸出来，皮包骨，瘦得像树枝。她把包裹从窗缝里塞了进去，最终也没看到对方的脸。



朱聪（图：受访者提供）

为无家可归的人，造一个“家”

从黄兴南路步行街出发，拐进一条名为晏家塘的巷子，步行五六分钟，穿过熙熙攘攘的五金店、杂货铺和棋牌室，就能看到一个木质招牌，“地衣之家流浪者博物馆”，偶尔有路人停下来，好奇地向里张望。

巷子很窄，刚好能容纳一辆送快递的三轮，两边的老居民楼挨得紧，把阳光夹成了一条狭长的缝。眼前这个庇护所，是地衣之家的第四个据点——前三个都因为经费不足关停了。

五十多平的空间被隔成了两半，外面是展厅，里面是庇护所。一进门，展厅的墙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塑料故事板，讲述着关于流浪者的政策发展和流浪者的个人史。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塑料模特站成一排，有的披着百衲衣，有的套着僧人的袈裟。朱聪想告诉前来的人：流浪者与职业乞讨者，是两种人。

往里走，是流浪者日常的活动空间。这里没有空调，两台老旧的风扇正卖力地转着，空气依然闷热浓稠。家具是拼凑的，四条长板凳围着一张圆桌，一面衣墙供流浪者自由挑选；旁边一个简易的理发台，朱聪经常在这里给兄弟们理发。桌上，两只电推刀正在充电，外壳磨白了，电也经常充不进去。

对流浪者来说，这里是他们最接近“家”的地方。

第一次来地衣之家的流浪者，会习惯性地显得拘谨，不知道站着还是坐着；时间久了，每个人都松下来，在这里洗澡、换衣服，又或是吃东西，都不需要看人眼色，打盹睡过去也不用担心皮鞋落在身上，被大声呵斥。

十年里，朱聪一个人全职运营着地衣之家。大多数时候她都在单打独斗——筹款、对接企业、陪流浪者处理生活中的突发状况，小到补办一张身份证、对接一份零工，大到突发疾病的照料、寻亲和帮扶落户。

朱聪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一开口却声音轻柔。她随身带着两部手机，24小时开机。流浪的人遇到难题常常无人可求，他们会联系朱聪。有人想让她帮买一张车票，有人需要她转一笔小钱渡过难关，也有人身份证丢了，需要20块钱补办，可他出不起这笔钱，朱聪就会陪着对方去派出所补办。这些琐碎的任务，占据了她生活的90%。

每天下午5点后，朱聪会步行到200米外的驿站，取走前一天在网上下单的菜，里面是肉蛋奶和蔬菜，每日的开支控制在50元左右。她钻进厨房，洗菜、切菜、炒菜。这是一间转身都需要小心翼翼的屋子，灶台只有一个，还有一个半米高的迷你冰箱。厨房向所有人开放。有时候，流浪者、志愿者会自告奋勇地掌勺。

等到饭菜飘香，屋子里的面孔多了起来。刘鹏，眼神微微斜视，他卸下大号的双肩包坐到凳子上，开口吐槽，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海波，在饭桌上永远笑得最多。角落里，几乎不说话的青年叫“一把手”，二十多岁那年，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左手。

菜上齐了，大家的筷子刷刷地伸向盘子。这天，刘鹏一口气扒下三碗米饭，碗底被刮得干干净净。在街头流浪，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有人调侃，这何尝不是一种“轻断食”。

朱聪是吃得最慢的那个，她轻轻起身，夹一块辣椒炒肉、舀一勺豆角肉末，放进兄弟们的碗里。

饭桌，是中国人传递爱、确认爱的地方。朱聪第一次做饭是在五六岁时，爸爸妈妈下地干活了，她从自家天井的菜地里摘了青菜、辣椒，学妈妈的样子使用灶台。等到爸妈忙完农活回家，一桌的饭菜已经摆好，就像一桌的礼物。她说自己喜欢那种送礼物的感觉。

饭吃到尾声，人们侃起大山来。朱聪打开捐赠人送的迪斯科灯，五彩的光斑在墙上游走旋转，音响里任贤齐唱着《天涯》。氛围来了，什么都能聊起来，做过的工、爱过的人、拘留所的往事，有幻想，有悔恨。

唯一不能够触碰的话题是家，有服务对象告诉朱聪，“一聊到家人就头皮发麻。”



服务对象的互助（图：受访者提供）

“家只是晚上翻身时闪过的念想”

一个人怎么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做流浪救助的10年里，朱聪看过太多故事，流浪的起点，几乎都少不了家庭的破裂。

2023年，朱聪遇到小龙的时候，因为盗窃罪入狱的他刚获释不久，“黑户”近30年，没有身份证，每天挂着一副有线耳机，在黄兴路步行街漫无目的地游荡。小龙左胳膊上有一块显眼的疤痕，额头上还有一个刚结痂的口子，脸上总有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但吹起牛来又会笑嘻嘻地露出两排牙齿。

对于童年的记忆，小龙早就模糊了。在街头的近30年，惊险会将旧的记忆粉刷，就像身体上的新疤盖过了旧疤。他讲起1999年世纪之交的一幕，十几岁的他在等待新世纪的到来，一起打流的伙伴却因为喝大了，一失足，从五一路天桥上坠落，从此生死殊途。

他有过一些奇遇，比如他曾经在一所拆迁的学校里捡到过一个行李箱，里面放着2000元人民币；他说自己曾在二十多年前捡到过气枪，手指触摸扳机，像给他的身体通了电流……混迹江湖的奇闻异事数不胜数，但他唯独想不起家的样子。

小龙没见过生父，小时候，继父总是喝酒，喝大了就把他吊在房梁的木头上，用皮带抽他。但家里挨打最多的是妈妈，继父一下手便“往死里打”，后来妈妈离家出走，小龙失去了家中唯一的靠山。

继父把他送去新疆当“童养女婿”，因为太调皮，半年后，他被对方家庭送了回来。回村之后，小龙的脚被继父拴上了狗链，绑在猪圈里，脚底硌出了血印。直到一个杂技团经过村子，小龙听见动静，不知怎么就挣开了链子，此后跟着杂耍团走街串巷。那一年，他10岁。有一次，团里的弟弟没要到钱，团长把每个人都暴打了一顿，小龙再次逃跑。

每逃走一次，跟随的人就换一拨。成年之前，他已经走过了半个中国，北至沈阳，南至泉州、晋江，最后落脚长沙。一个姓马的大哥告诉他，可以一起去长沙卖冰糖。到了长沙他才知道，自己错把“槟榔”听成了“冰糖”。

像小龙这样被家庭抛弃的流浪者，朱聪见过很多。曾经有一位年轻的服务对象，进过戒毒所，十几岁就成了靠收保护费为生的街头混混。听上去，这是一个问题少年自甘堕落的故事。但如果继续听下去，男孩的母亲就曾因为贩毒入狱，判刑13年。母亲入狱时，男孩只有4岁。再加上父亲的缺席，他在街头踉踉跄跄地长大。

在所有案例中，这种是让朱聪感到最无解的，“形式上他不是一个孤儿，但实际上却没有父母。政府要介入的话，他还不符合条件。”

刘鹏今年40岁，湖南岳阳人。他的眼睛斜视，手会不自主地痉挛。刘鹏的妈妈也是残疾人，双脚无法行走，小时候，因为家里买不起拐杖，妈妈用两把带靠背的折叠椅夹在腋下，一扭一扭地挪步。她走得很慢，可在刘鹏记忆中，母亲总在忙活：晒谷子，干农活。

从刘鹏记事起，妈妈的四川口音在岳阳老家就显得格格不入，他回忆的语调毫无起伏，“她是四川达州的，被拐的吧，还有她的几个姐妹。”这是一个所有人缄口不言的事实，很多年前，还有跟妈妈一起来到村子的阿姨喝农药自杀。

在流浪圈，家是所有人的软肋。有流浪者告诉朱聪，家只是晚上翻身时零点几秒内闪过的念想。当家庭的网百孔千疮，坠落也就顺理成章。

在“知识分子”王叔身上，朱聪对流浪有了另一层理解。王叔今年68岁，住在开福区的一个桥洞里，他的“家”是一张床垫，腰需要弯得很低才能通过。这里距离长沙闹市五六公里，桥洞的一侧是丛生的杂草。二十多年里，他独来独往。

过去几年，王叔的据点被社区清理过3次。外出捡垃圾的时候，他的上百个塑料瓶、捡来的纸板、囤积的食物被一扫而空。流浪者通常不随身带现金，因为会招来横祸。无奈之下，他用捡来的外卖盒围了一道边界线，蚊虫萦绕在腐烂的外卖上方，有蛆虫蠕动——这成了他的“护城河”，大多数人会因为强烈的气味而止步于此。

每周，朱聪都会来看望王叔，带给他蚊帐、书籍、衣物，陪他聊天，记下他生活中的需求。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搬出小凳子读书。他看名人传记，书页上用圆珠笔做了细致的笔记。他最爱看历史小说，“如果把历史跟今天横向对比，你会发现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嘴角上扬，露出微笑。



一群学生前来看望王叔（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爱读书的人何以流落街头？

王叔当过知青，有高中文凭，在50后中是凤毛麟角的高学历。80年代中期，王叔开始下海经商，当时政策规定，私营企业需要挂靠国企才能开展经营。王叔曾借款70万元给挂靠的单位，没想到，90年代挂靠的国企破产，清算时优先买断三百多名下岗职工，王叔被拖欠的70万元借款杳无音信。

被三角债缠身后，他又抵押了自己的房产。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王叔没有被打倒，他转行做医药代理，又紧盯市场趋势，投资了教辅生意。但还没有等来生意场上的春天，父亲出车祸走了。

“流浪是一念之差，”王叔解释自己走上街头的那个开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自我放逐给了他一种解脱。商业江湖里的恩怨离他远去，生活反而清净了。

“你在翻垃圾桶的时候，旁边有人看着你，你会受影响吗？”朱聪曾经问王叔。“不影响，作为一个流浪的人，我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流浪把我的虚荣心打掉了。”

2011年，长沙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有一尺厚。因为寒冷，他在床垫上躺了一周，盖着一床板结的棉被，“太冷了，没办法动弹。”他靠捡到的一桶饼干撑过了七天，解手用床头的塑料瓶，人的气力弱了，连老鼠都在他的枕边抢食，吱吱地示威。“我天性耐得住寂寞。”但绝望的时候，他也会在桥洞下大喊一声“爸爸”，呼喊随即消失于车流声里。

这些年，地衣之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一个名叫梦龙的男生来自益阳农村，看起来眉目清秀，拥有大学学历。夜晚，他时常双手插兜，背着书包，戴着鸭舌帽徘徊于五一商圈的夜市，寻找客人吃剩的食物。白天，他找商场里空置的按摩椅闭目冥想，用他的话来说，自己在为重回社会而“蓄力”。

大学毕业后，梦龙做过好几份工作，虚报工资的活不少。最严重的一次，他被打着“高薪招聘”广告的黑中介骗去了辽宁的远洋渔船，手机被没收了，从凌晨开始就要干苦力。逃出来之后，他不甘心打工，决定网贷创业。

项目一启动，经验、执行力的短板接二连三地暴露，最终欠下几十万元的债。他早就跟父母闹僵了，没好意思找他们求助，更何况那些贷款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农村的父母也帮不上忙。

在地衣之家，因为网贷破产的年轻人不止梦龙一个。为了逃避催收骚扰，他们选择在人群中埋名隐姓。

为什么选择流浪？朱聪能理解那种心理，因为“流浪真的可以忘记烦恼”，当一个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其他的欲望，比如说社会地位、财富、自我实现，都不重要了。

虽然彻底崩盘、流落街头的人是极少数，但泛流浪群体似乎有增长的趋势。今年7月，朱聪去上海、杭州、深圳多地参加宣讲，她看到一些廉价旅馆，一晚上五六十块，里面蜗居着大量无业的年轻人。眼睛一睁开，大家聚在一起打游戏，不工作，不社交，“靠着一口气吊在那里。”

在深圳，有高学历的留学生告诉她，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宅家好几年了。朱聪偶尔也会想，“躺平”与“流浪”之间，界限在哪？

区别也许是，当一个人从生活的正轨脱落时，身后是否人接住——流浪者的身后大都没有人。



朱聪和服务对象在一起，背后是供流浪者自由挑选的“衣墙”

流浪者缺的，从来都不是一张回家的车票

对于刚来到地衣之家的流浪者，朱聪会先评估对方的心理状态。如果是人生遭遇了巨变，在街上流浪、躺平，可以让他喘口气，休息好了再慢慢恢复。如果对方有回家的心愿，她就帮忙寻家。

小龙就是来到这里之后产生了寻家的念头。家的滋味，在流浪生活中早被他抛到脑后，但偶尔他会想到离家出走的妈妈，还有从小一起玩的弟弟。记忆中，妈妈是圆脸，身材敦实，为了给他买课本、交杂费，妈妈还卖过血。离家那年，小龙只有10岁。他想不起老家具体的地点，只记得在江苏某县，有一个模糊的发音，好像是“yazhou”。

带着这个模糊的字眼，朱聪在地图上一遍一遍查找。她排出了几个可能的县城，给当地的社区、派出所一遍遍地致电，最终锁定了小龙离家出走时的地点——江苏省海安市雅周镇迥垛村。

2024年，小龙离家只剩下一步之遥。到了继父家门口，大门上了锁。朱聪和小龙在外面推门、呼喊，无人应答。在门外等了很久之后，继父骑着摩托从家门出来，从他们身边经过，但没有停车。

“毕竟不是亲生的，”小龙哀叹。但弟弟呢？记忆中，他保护过年幼的弟弟，用省下的钱去村里的小卖部给他买玩具。他以为他们是血浓于水的真正的家人。小龙尝试加弟弟的微信，但对方没有接受。

小龙问，你是不是恨我？很久之后，对方终于在那个申请好友的临时对话框里回复了一行字：我不恨你，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被弟弟拒绝之后，朱聪察觉到一种她从未在小龙身上见过的情绪。他踢路边的石子，随后像石头一样陷入沉默。在街头流浪久了，人会变得麻木。但那天晚饭时，小龙抽了一整包烟。



小龙寻家却被拒之门外 （图：纪录片《地衣》）

小龙的故事再一次提醒朱聪：能成功回家的流浪者是少数。根据地衣之家的统计，超七成以上的流浪者在被送返之后会二次流浪。“因为家庭已经分崩离析了”，一个人一旦没了父母，已经成家的兄弟姐妹，很可能会因为担心多出一个“经济上的拖油瓶”而将他拒之门外。

回家只是回归的开始，而不是终点。回家之后，朱聪还有大量的跟进工作——与家人的关系怎么样、状态有没有好转。如果没有，她就尝试修复流浪者与家庭的关系，约大家一起沟通，面对面聊天。

歪歪是另一个地衣之家长期帮扶的对象。小时候，他因为高烧留下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他说话时，人们需要很仔细地分辨才能听懂。朱聪曾辗转多地，帮他找到了家。

哥嫂没有欢庆。村子是熟人社会，歪歪有过偷窃前科的传闻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村民躲着他走，不愿跟他有正面交谈。

邻居家丢了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找到歪歪，哥哥话不多说，转头就追着他打。尽管后来证明东西不是歪歪偷的，但他却并未等到一个道歉。朱聪意识到：“在农村，一个有过污点的人，他将会是一个一直有污点的人。”

人们往往觉得，只要送流浪者回家问题就解决了，但朱聪意识到，“流浪者缺的从来都不是一张车票”。

朱聪深知大众对于“送流浪者回家”这类叙事的渴望——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在好心人士和相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穿越万水千山，与家人相拥而泣。

在流浪救助的公益圈里，大部分机构提供的也都是寻亲服务。每次一有寻亲成功的案例，媒体都会第一时间闻风赶到，架上摄影机。“大家都喜欢看大团圆。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是喜闻乐见的。”



流浪者“小屁孩”与家人团圆（图：受访者提供）

至今，官方救助站仍旧花很多资源做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大量的救助站里，可以领到简单的食物和衣物，甚至也可以提供短期（最多不超过十天）的住宿，然后给他们提供一张回家的车票。

但有一次，朱聪看到救助站工作人员送一个流浪者回家，工作人员还没返回，流浪者就又回到了原本他流浪的地方。

做流浪救助的十年里，朱聪自己也走过很多弯路。2017年，地衣之家刚成立时，她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物资发放。冬天在街头送棉被、手套，夏天送蚊帐、花露水，在庇护所的爱心点，她一直摆着桶装泡面。

久而久之，她却发现：少有人认领。直到有一次，当她和志愿者背着泡面上街，一个流浪者漫不经心地抬头问她：“你们怎么又来了？”

这句话让她的心里地动山摇。跟更多的流浪者交谈之后，她才开始理解，大家在街头常年能捡到各类小吃，相比之下，泡面反倒有些索然无味。

既然流浪者需要的不是车票或泡面，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如今朱聪的答案是：一个重回社会的支持系统——它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持续的、长期的陪伴。

对此，朱聪有一个公式：改变=意愿×能力。人光有意愿不够，就像一个长期抽烟喝酒的人，很难只靠意愿就能成功戒烟戒酒。改变需要能力，比如一张身份证、一个技能、健康的身体，以及想要胜任一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你去赌一个人输，大概率会赢”

2024年，小龙寻亲失败后，朱聪没有停下来。为了给小龙上户口，她奔走于看守所、公安局、村委会、继父家、小龙的外婆家……路费是借的，最后一次去小龙的老家江苏海安，她坐了绿皮火车硬座，整整20小时。

给长期黑户的人员上户口，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她给相关部门一遍遍打电话，收到的回复常常是干脆的三个字——“办不了”。她搬出相关法条，一点点推动事情的进展。

直到2025年的最后一天，小龙在朱聪的陪伴下领到了户口本和身份证。此时，从提交申请到最终办结，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现在，这张身份证就夹在小龙透明的手机壳里，有时候小龙会亮出身份证嘚瑟，他不再是黑户。

证件，是很多流浪者找工路上最大的“硬件门槛”。拿到身份证12天后，小龙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份称得上“体面”的工作——在物流园担任打包工。这一次，他换上了干净的运动服、运动鞋，刷过证件，挺胸走进物流园。那段时间，他下午5点上班，工作到第二天清晨。一捆纸箱400斤，最快的时候，他可以一晚上打包20捆。



拿到户籍之后在物流园就业的小龙 （图：受访者提供）

获得身份证只是第一步，流浪者还经常因为“案底”被拒之门外。小龙算是幸运的，他一共进过8次牢，“顺走”过一部手机，换来一年的牢饭。像小龙这样有案底的人，在流浪圈子里超过一半。

朱聪曾经有一个服务对象，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试工的第一天，厂房门口的自动闸机就把他拦了下来——身份证一刷，警报“嘟”地响了，手机上连续弹出3条“不符合用工要求”的提示。偷窃的案底让他当场失去了这份工作。

起初，朱聪跟这些不明来处的大哥们待在一起也感到紧张：这不就是一个犯罪团伙吗？但慢慢地，顾虑被打消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坦诚。一开始可能是正大光明地捡纸箱、废铜烂铁，时间久了，就开始顺手牵羊地拿走一份外卖、共享单车上的铜铃，或是座椅上被人遗忘的耳机。

“流浪者是轻型犯罪的高危群体，”朱聪说，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道德会变得模糊，因为生存本能会驱动着他先活下去。

这些年，朱聪开始有意跟一些愿意帮扶流浪群体的爱心企业老板建立了联系。她也在微信上加入了十来个零工群，时不时地点开群聊，看有没有适合服务对象的活。热门的零工需要拼手速，五星酒店日结200一天，有工作餐，工作环境舒适；大部分的工，来回坐车就得三四个小时，算下来时薪只有十多块。



服务对象协助开展救助工作（图：受访者提供）

流浪者的内心仍在摇摆。刘鹏在上班回归与睡大街的生活之间反复了将近两年。有一次，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一家公司报到，走到门口，前台工作人员多看了他一眼，他犹豫了，最终没能迈进那道玻璃门。后来他告诉朱聪：“我觉得她看不起我。”

这几乎是每一个试图重回社会的流浪者都会经历的事。用朱聪的话来说就是：“越流浪越没底气。”一个长期不被看见也不被需要的人，对他人一个微小的眼神、动作都极度敏感。这种敏感，会轻易地把一个人拽回原来的生活。

有一回，刘鹏听说街上有流浪兄弟又失踪了，他挖苦朱聪：“我们这种人，能连续干两三个月就不错了。”朱聪没接茬，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你去赌一个人输，大概率会赢，但是没什么意义。”

放弃的念头也在小龙的脑子里闪现过。在初级的体力劳务市场上，大部分的工作一天12小时，一个月只休一天，工作环境差，缺勤一次倒扣一两千块，工资要等一个月才能到账。对于一个躺了很久的人，这种生活像是一匹野马突然被套上了缰绳。朱聪通过共同认识的人，旁敲侧击地告诉小龙：老板夸你做事蛮扎实的。

延迟满足、承受他人的目光、建立抗挫能力，对于流浪者而言都是重新社会化的新技能。朱聪将这种能力比喻为“控血”，这个术语来自游戏，一个人受了伤，血条会掉。而地衣之家提供的“包裹式服务”，不仅是给他们上血条，也要让他们自己拥有控血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自我托底的能力。

最近，小龙在一家烘干机厂做工，晚上和工友们躺在地上睡凉席，连续20天，已经攒下了两千多元。在回归的路上，他又多走了一步。

朱聪相信，当就业的门槛足够低，一个人就可以尝到重回社会的“甜头”。为此，她开发过雨季卖伞、擦皮鞋、刺绣等零工项目。这些工作容易上手，回报及时，比如下雨天在地铁口卖伞，几个小时下来就能赚三四十块。等到流浪者赚到了钱、在工作关系里获得认可和成就，就能够形成一股正向的力量，推着他走向改变。

每年，朱聪能成功转化的流浪者不到10人——这看上去也许不是一个足够有效的数字，但比起一次性的送回老家，这些改变要扎实得多。

“社群队长”老彭回到老家之后，花了一年时间为自己落了户，如今在老家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堂堂，现在是一家养殖场的合伙人，上个月还带着土鸡蛋来看望地衣之家的兄弟们；小时候跟家人走失的“小屁孩”，现在和姐姐一起在街头卖麻辣烫。

反复流浪的人仍是多数，朱聪慢慢开始接受：靠自己一个人微弱的力量，能改变的人生有限，有的时候，她不应该把“拯救情结”强加在服务对象身上。

如果流浪者真的过得非常自洽，她选择关注但不介入。只有当一个人想要改变却没有条件的时候，她希望自己能为他提供多一种选择，给他们重新出发的底气。



流浪者合唱团（图：受访者提供）

活下去，其他都是毛毛雨

朱聪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总能“很快识别出人群中那些失落的、痛苦的、带着伤口的人，看到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

7岁时，朱聪的父母分开了，接下来的8年里，她被寄养在姨妈家。有些周五的傍晚，她会获准回家看望弟弟，和弟弟一起等外出打工的爸爸回家。

她记得一个雪夜，家里停电了，她带着弟弟去村里的伯母家敲门求助，没人开门。大雪中，她看到远处一个人影，她惊喜地跑上前：爸爸回来了。但更多时候，雨串成线从屋檐落下，像她的眼泪一样，爸爸没有回来。她爬上床，把头埋进被子，一觉睡醒，雨停了，爸爸还是没回。

在她的记忆中，星期五是金色的，因为能见到在外打工的爸爸；星期天是黑色的，因为意味着跟爸爸分别。来之不易的相聚，经常是一个月只有一次。

小时候的朱聪，总渴望有人出现在她的世界，看见她、关心她，让她的等待不再那么难熬。

长大后，她发现自己身上有某种“拯救情结”。上大学的时候，她总会寻找那些能帮助到弱者的事情——做志愿者、无偿献血。毕业时她对工作没有多少想象，凭着一种朦胧的直觉，她在网上搜索“社会工作”，没想到真有这个行业。工作的第一年，一种莽撞的热情推着她，让她成了机构里做个案最多的社工。



朱聪（右）和小龙 （图：纪录片《地衣》）

她回到长沙自己筹备机构，母亲开始觉得不妙，劝她转行，因为流浪群体太特殊了，社会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标签。有一次回到家，母亲闻到她身上的气味，直接捂住了鼻子。

三千多个日子里，她给自己的休息日不超过20天。她从没回过益阳老家过年，每个除夕都是和流浪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过的。春节是流浪者一年中最难熬的时候，市中心的游客寥寥无几，垃圾少了，吃的就少了，“地衣之家”的陪伴就更加重要。

流浪者昼伏夜出，朱聪的作息也跟着颠倒。“地衣之家”的庇护所成了她的第二个家，最久的一次，她在庇护所连续睡了半个月。拼两条木头长凳，60厘米宽，铺一层薄垫子，侧身而卧。她常常清晨才躺下，四五个小时后起身，洗把脸，踮起脚推开卷闸门，就是新的一天。

“凳子睡得硌吗？”我问，她笑了笑：“对肩颈好。”

但身体的疲惫却很难藏住，长期熬夜缺觉，让她的笑看起来带着一丝勉强。有两年时间，她被抑郁拉扯，对周围的反应慢了半拍。她跑过医院，吃了一年半的抗抑郁药，之后开始跑步、运动，尝试用更强大的身体对抗低落的意志。

2024年是“地衣之家”最难熬的一年，一整年的捐赠收入只有三万零四百块。买菜做饭、寻亲的路费、志愿者的补贴——每一块钱都精打细算，窟窿还是越漏越大。

为了让机构活下去，朱聪有六年没给自己交过社保。她四处借钱，开始时是负债二十多万，后来索性不再数了。机构已经完全融进了她的生活，机构的债也是她的债。她形容那是一种“有点套牢的感觉”，语气中却没有太多哀怨。“以前觉得负债就垮了，现在觉得这种逆境可以让我进入人生的第二阶段。”

这些年，她最常被问到的是，“你为什么还在坚持？”她说自己一直没太理解这个问题，“人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有世俗的回报只是其中的一种。”她补充了一句：“很多人觉得攒够了钱就能去做公益了。我现在每天都能做公益，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年轻时一起做公益的同伴，很多已经做出影响力，朱聪却还在为机构的生死挣扎。她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在中国，民间层面的流浪者救助公益仍是极为冷门的赛道。相比乡村振兴、养老、女性议题——这群以中年男性为主的流浪者，很难在大众层面获得同情。

所以官方的救助网络仍是流浪者救助的主力，救助工作的内容也越来越细化。据《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救助管理机构1559个，拥有床位7.8万张，全年救助流浪乞讨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67.1万人次。2025年第十三个"开放日"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仅过去一年，各地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就累计救助各类临时遇困人员70.9万人次，帮助4051名走失人员回归家庭，救助内容也从食宿、车票，逐步扩展到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

民间层面，救助流浪猫狗往往比救助流浪人类更受关注。每次去外地宣讲流浪救助，总有观众兴致勃勃地问她：你们收留流浪猫狗吗？朱聪回答：“不好意思，我们是做流浪人救助的。”对方败兴而归。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统计，我国民间流浪犬猫救助收容机构约有三千多家。相比之下，在官方救助渠道之外，专门为流浪者提供长期、深度帮扶的民间公益机构屈指可数。

“流浪这个议题非常窄，窄到只有国家一个部门是天经地义可以去跟他们合作的，就是民政部。”隔三岔五，朱聪需要带着服务对象跟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协助落户、申请低保、追讨被没收的物品，冷眼和刁难是家常便饭。朱聪试图跟他们讲“流浪是公共议题”，对方说：“那不是我们的问题，你去找民政。”

这些年，从流浪者身上，她也看到了自己的那些弱点，“我渴望支持，但是我可能因为自尊心过强，不想示弱，不会求助。”做公益，默默无闻难以为继，这两年，她开始拍视频，运营公众号。她给自己定下了以前不敢想的目标：走到更多的地方，大声说出来，告诉大家我们需要支持，需要被听到。



地衣之家的志愿者们（图：受访者提供）

她迈出这一步，也是为街头那些活着的人。五十来岁的流浪者，牙齿已经掉得所剩无几，咀嚼一口饭要很久很久，一不小心就被呛到；兵兵身上的藓，每次洗澡都会瘙痒疼痛……他们没有什么生命质量可言，但依旧顽强地活着。他们没有选择伤害别人，也没有过度地自我伤害，他们走了另一条路，回避、忍耐、活着。

“活下去，其他都是毛毛雨。”

大学时，朱聪向往作家三毛描述的那种自由流浪的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沉迷摩旅，曾经花了20天从甘肃横穿到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几千公里的路途，风吹过脸庞，大声唱歌，脑袋里的烦恼也不见了。但她回想起来，那种感觉里有无可回避的空虚。

最近6年，她忙到没空旅行。她渐渐意识到，去远方、见不同的风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逃避生活。

这些年，她仍旧骑着北京牌照的摩托车，只是摩托被她改成了边车——她在摩托的另一边焊了一辆小车，能坐下两到三个人。带着大家去兜风的时候，是她最接近幸福的时刻之一。在一支短视频里，她载着两个流浪兄弟在湘江的河岸边飞驰，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兄弟们咧着嘴笑。

那一刻，她有了同行者。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皮皮露达

责编 李屾淼

吃鸡爱好者

夜里回家写得还行

大白熊吃草

哈哈夜里回家这块再跟进就好

草莓果酱啵啵

你必须像动物那样有后续吗，蹲一个

加加加加油呀

关于作为一名合格的流，本地人还是关心的

包心客

当时这事说得挺清楚

草莓果酱啵啵

身边人也会关心作为一名合格的流

宁飘飘

坐等后续通报，夜里回家

文竹的一天

就是这个理，夜里回家。。

草莓果酱啵啵

你必须像动物那样希望能落实到位

包心客

夜里回家可以

平凡可贵h

身边人也会关心你必须像动物那样

宁飘飘

作为一名合格的流确实该重视

落日航班

夜里回家这事说得挺清楚

扎染呀

关于你必须像动物那样，本地人还是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