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判了！疫苗女王无期徒刑，被罚91亿，但那些接种家庭怎么办？

包心客

终于判了！疫苗女王无期徒刑，被罚91亿，但那些接种家庭怎么办？

拖了八年，长春长生疫苗案终于等来了终审结果。

2026年9月，多家媒体披露，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对高俊芳等人的上诉作出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曾任长生生物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的高俊芳，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四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她的丈夫张友奎因挪用资金罪获刑6年；张晶、刘景晔等12名原公司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被判处7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另有4名员工因帮助毁灭证据罪获刑。

人判了，企业垮了，曾经的财富神话也碎了。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91亿元行政处罚究竟执行了多少？



接种过问题批次疫苗的家庭如何得到保障？因公司违法、退市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又能追回多少钱？

这才是判决之后更难回答的问题。



从身家51亿元到无期徒刑，这条路走了三十多年

高俊芳出生于1954年，早年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财务工作，后来进入长春长生管理层，先后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随着企业改制及股权变化，高俊芳家族逐渐取得长春长生的控制权。2015年，相关资产通过借壳方式进入资本市场。

此后，公司市值迅速增长，高俊芳家族的财富也随之水涨船高。



2017年胡润百富榜显示，高俊芳家族以51亿元身家排在第820位。

公开财报显示，长生生物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5.5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5.66亿元，净利率超过36%。

这样的赚钱能力，放到任何行业都称得上亮眼。更何况疫苗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和市场准入要求，一旦进入稳定供应体系，企业往往能获得相对持续的收入。



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疫苗不是普通消费品。衣服质量不好，可以退货；家电出现故障，可以维修；但疫苗要直接进入人体，而且很多接种者还是婴幼儿。

企业赚得越多，承担的质量责任就应当越重。

长春长生却把最不能动的生产底线动了。



2018年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查明，长春长生自2014年至2018年违法生产、销售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及748批次。

违法行为包括不同批次原液混合使用、重新编造批号、更改生产日期、使用过期原液、未按规定进行效价测定、编造生产检验记录、提交虚假材料取得批签发合格证，以及销毁硬盘等证据。



91亿元不是一个数字，而是八项违法行为的总账

2018年10月，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长春长生作出行政处罚。

其中，没收违法所得18.9亿余元，罚款72.1亿元，两项合计约91亿元。同时，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被吊销，狂犬病疫苗批准证明文件被撤销，高俊芳等14名直接负责人员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当年这张罚单轰动全国，不仅因为金额高，更因为它传递出一个信号：企业不能把违法成本当成普通经营费用。

调查还显示，2006年至2014年间，长春长生累计向原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官员王立丰行贿2090万元，谋求在药品注册、行政处罚等事项上获得帮助。

这比单纯的生产违规更加危险。



生产环节出了问题，监管部门本应及时踩下刹车；可一旦守门人也被利益拉下水，企业内部的违法行为就可能一路穿过审批、检查和处罚环节。

最后把风险转嫁给毫不知情的普通家庭。

因此，高俊芳被判无期，惩罚的不只是一个企业负责人，也是对资本试图绕过监管、拿公共安全换利润的回应。



但刑事判决、行政罚款和民事赔偿，实际上是三套不同的法律程序。

高俊芳被判无期，不代表91亿元罚款已经全部到账。

企业收到行政罚单，也不意味着投资者损失会自动获得赔偿；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各类债权还要按照法律规定确认、排序和分配。

这正是长春长生事件最复杂的地方。





企业倒下之后，接种家庭和股民仍在等待答案

2019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长生生物股票上市。

随后，其核心生产子公司长春长生因资不抵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也没有重整或和解可能，被法院宣告破产。

破产管理人后来披露，截至2022年，除部分补充申报债权、涉诉债权和政府罚款类债权外，人身损害类、劳动、税务及普通债权已按程序进行处置或分配。



企业仍有大量对外应收款需要追收。2023年，法院发布终结破产程序公告。此后公开信息显示，长春长生这一核心生产实体已经破产注销。

这意味着，91亿元处罚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最终能够执行多少，又是另一回



监管终于从“出了事再查”走向全链条追溯

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审议通过，并于同年12月1日起施行。

这部法律的重要变化，是将疫苗研发、生产、流通和预防接种纳入全过程监管，并明确实行疫苗全程电子追溯制度。

简单来说，每一支疫苗从哪里生产、经过谁配送、何时到达接种单位、最后由谁接种，都应留下可以查询和核对的信息。



法律同时提高了违法成本。

生产、销售假疫苗的，可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50倍以下罚款。

生产、销售劣疫苗的，可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货值不足50万元的，按照50万元计算。

此外，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按规定投保疫苗责任强制保险。



因疫苗质量问题造成受种者损害的，企业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疾控机构、接种单位违反接种规范并造成损害的，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这些规定解决的，正是长春长生和金湖事件暴露出的现实问题。

产品出了工厂之后不能失去踪迹，企业倒闭之后不能让赔偿完全落空，接种单位管理失职也不能只用一句“操作疏忽”带过。



无期徒刑是句号，但疫苗安全不能靠一次重判来守住

从2018年立案调查，到2026年终审维持无期徒刑，长春长生案走了八年。

高俊芳从身家51亿元的上市公司掌门人，变成一名无期徒刑服刑人员；曾经接近300亿元市值的资本故事，也随着强制退市和核心子公司破产彻底崩塌。

这当然是违法者必须承担的代价。



可对社会来说，更重要的并不是看一个曾经的富豪如何跌落，而是确认类似的事情以后能不能更早被发现。

疫苗行业需要利润，否则没有企业愿意持续投入研发和生产；但利润必须建立在真实数据、规范生产和严格监管之上。

谁靠修改日期、编造记录、销毁证据降低成本，谁就在拿公众健康下注。



91亿元罚单足够震撼，无期徒刑也足够严厉，但真正能够让普通家庭安心的，从来不是事后出现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是每一支疫苗都能查到来路，每一次异常都有人负责，每一名需要补种的孩子都能得到通知，每一个依法应当获得赔偿的人，都不会因为企业破产而被轻易遗忘。



高俊芳的刑期已经落定。

长春长生留下的三笔账——公共安全账、投资者损失账和监管责任账——却不能随着企业注销一起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