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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6年减少逾5万所:需避免“突然关门”|圆桌对话
2026年9月4日,西安高新新徽学校致信家长及社会各界,宣布自当年秋季学期起停止办学。这所民办全日制小学,由新徽教育集团于2017年创办,办学近十年。
公告发布时,新学期已经开学。学校承诺妥善安置在校学生,但停办时机仍引人关注。
这次停办并非无迹可寻。根据西安高新区教育体育局公布的数据,该校近两年的报名人数远低于招生计划。比如,2024年计划招生135人,需补录130人,但最终无人报名;2025年计划数依然为135人,最终报名人数为27人。生源不足的困境已经显现。
民办学校的退出近年来备受关注。2026年7月6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3.79万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31.29%;在校生4344.49万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15.49%。
与此同时,民办学校数量持续下降。2019年至2025年,全国民办学校累计减少逾5万所。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民办学校重大事项变更与退出办法》(下称《办法》)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作为全国首个系统规范民办学校重大事项变更与退出的省级制度文件,《办法》旨在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防范化解办学风险,保障受教育者和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对此,广州市教育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生育政策调整以及民办教育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部分民办学校确实面临招生压力,个别学校存在办学困难。
民办学校退出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生源持续减少,逐渐失去持续办学能力;有的仍有在校生,却因为校舍、土地等办学条件发生变化而退出。
而现实中,不少民办学校直到快关门时,学生安置、教师权益等问题才集中暴露。
围绕民办学校退出相关问题,南方周末记者对话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一涛。

2019年至2025年,全国民办学校累计减少逾5万所。(视觉中国|图)
恶性循环
南方周末: 这两年,越来越多民办学校退出。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刘林: 不能简单地把其理解为“民办教育办不下去了”。
民办教育的兴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过去,我国教育资源相对不足,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可以增加教育供给,满足群众的入学需求。民办学校数量增长,本身也是教育资源扩张的一部分。
但现在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过去更多解决的是“有没有学上”,现在越来越关注教育质量、公平和公益性。同时,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地区的生源减少,公办教育资源不断增加,原有的教育资源布局也需要重新调整。
因此,一部分民办学校退出,本质上是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
从全国学校数量看,调整并非只发生在民办学校。2020年全国学校数量约53.7万所,到2025年年底约44.07万所,共减少约9.63万所,其中民办占比约50%。
南方周末: 目前退出的民办学校有哪些共同特征?哪些学校最容易面临退出风险?
王一涛: 从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看,民办学校的退出往往是长期风险积累的结果。
首先,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生源持续下降。民办学校的运行高度依赖稳定的学生规模。学生减少,学费收入随之下降,但是教师工资、校园维护、贷款偿还等成本并不会同步减少,学校容易陷入“学生减少—收入下降—办学投入减少—教育质量下降—招生进一步困难”的恶性循环。
其次,有些民办学校的债务负担比较重。比如通过银行贷款、举办者借款或者其他融资方式形成了较高负债,学生规模增长时,偿债压力尚不突出,但是生源下降以后,固定的还款压力就会迅速显现。
所以,最容易陷入退出风险的,往往是收入来源单一、财务缓冲能力较弱、债务负担较重,又处于生源持续收缩地区的学校。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变化只是背景变量。真正决定一所学校能否继续运行的,是它在生源变化后还有没有足够的持续办学能力。
南方周末: 那么,判断一所民办学校是否应该退出,应该参考哪些指标?
刘林: 不能简单看“还有没有学生”。有些学校即使还有学生,也可能已经失去了继续办学的条件;反过来,有些学校只是暂时面临招生压力,也未必就到了必须退出的程度。
更重要的三个指标是:有没有现实需求、学校有没有持续办学的能力、举办者有没有继续办学的意愿。
如果市场需求不足,学校数量过多,维持原有规模就没有必要;如果学校办学质量长期下降、资金紧张、管理失序,即使暂时还有学生,也可能已经进入风险状态;如果举办者既无继续办学的意愿,也缺乏投入能力,同样需要尽早调整。
这三方面如果长期无法匹配,就不应该等到资金链彻底断裂、教师工资发不出来以后才着手处理退出问题。
南方周末: 政府在民办学校退出过程中应如何发挥引导作用?
刘林: 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还有在校生时,举办者不能“不想办了”就立刻退出,应先与相关部门协商做好善后方案。政府需要根据人口变化和教育规划,研判未来的需求。如果当地生源趋势已经明确下降,而学校也确实不具备继续发展的条件或意愿,政府应该主动引导退出。
幼儿园也一样。人口下降后,园所学位数量可能超过实际需求,不能完全任由幼儿园在市场中自生自灭。教育本身涉及公共利益,政府需要统筹规划、及时引导加以调整。
建立分级预警机制
南方周末: 理想情况下,民办学校的退出过程是怎样的?现实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王一涛: 理想的退出应该是一个有预警、有过渡、有安置,最后才终止法人资格的过程。
首先是识别风险。当招生、财务、师资等指标连续异常时,主管部门就应当掌握情况。
其次是风险处置。要判断这所学校的问题是暂时性的、可通过整改解决的,还是已经失去了持续办学能力。前者可以设定整改期限;如果恢复的可能性很低,就应当尽早启动退出安排。
接着是具体退出,包括停止或限制招生、分流安置在校学生、妥善处理教师劳动关系以及清理债权债务、开展资产清算等。
最后才是办学许可和法人资格的终止。
现实中,这几个阶段经常被压缩在一起。前面的问题没有及时暴露,等进入公共视野时,学校可能已经发生大规模欠薪、教师离职甚至无法正常开学的情况。此时,政府面对的就不只是学校退出,还要同时处理学生安置、劳动关系、债务处置等问题,甚至是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
所以,退出治理越滞后,处置成本通常越高。
南方周末: 退出不能等到学校撑不下去时才开始。主管部门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介入?
王一涛: 监管节点至少应该比“资不抵债”或者“无法开学”早得多。
例如,招生人数连续大幅下降;教师工资开始延期支付;社保出现异常;核心教师持续离职;学校频繁通过举办者借款或者其他短期融资维持运营;基本教学投入明显下降;出现大额到期债务无法偿还等,都可以视为风险信号。
但单一指标异常,不宜马上得出学校应当退出的结论。更可行的是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对一般风险及时提示和关注;风险继续上升,要求学校提交整改方案和持续办学计划;如果学生基本教育权益受到影响时,则应当限制某些经营和招生行为;只有达到法定条件,才启动正式退出程序。
“风险管理前移”并不是政府更早地去“关学校”,而是更早知道学校出了什么问题,判断问题能否解决,也让学校有机会在风险尚未失控的时候自救和转型。
南方周末: 分级预警之外,资金层面有什么可以提前做的?
王一涛: 资金监管是分级预警中的重要一环。有些地区已经探索对民办学校大额资金实施专门监管,并根据学校年检情况、办学风险分类施策,对风险较高的学校加强监管。
这会让学校用钱没有过去那么灵活,但有助于提高学校财务状况的稳定性,避免临近退出时,才发现资金已无法覆盖人员成本和基本债务。
不能“说退就退”
南方周末: 怎样避免学校“说退就退”,让学生和教师措手不及?
王一涛: 首先要为相关方留出时间。比如,广东省规定,民办学校主动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6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这是一个学期的缓冲期,可以让学生、家长、教师以及教育行政部门提前做好准备。
退出最怕突然发生。我接触过一个案例,学校在停止办学前一天还在进行大规模招生宣传。学校如果明知无法继续办学,却还在虚假招生,最终退出成本就会转嫁给家庭和社会。
南方周末: 学校退出后,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刘林: 首先要保障学生和教师的权益。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旦退出,学生安置就不再只是校方的事情,而是公共事务。过去,有些地方要求学校自行安置全部学生。一旦学校无力解决,安置就会陷入困境。
广东出台的《办法》明确,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终止办学时,如果还有在校生,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协助学校安排学生继续接受教育。这实际上改变了一个思路:不是把退出的责任全部压在举办者身上,而是明确了行政部门应承担的责任。
另外,退出以后,原来的教育资源不一定要闲置。如果校舍、土地等条件合适,可以通过合理补偿等方式重新用于公办教育。这样,政府不必一边让原有学校退出,一边另建新校。比如,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生源不足但办学条件合格的民办学校继续运转。家长少缴钱,政府按公办学校生均标准拨款,学校生源也就来了。这样,政府节约了土地和基建成本,也节约了财政投入,提高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南方周末: 随着学龄人口的变化,如何看待民办教育在未来的发展?
王一涛: 民办教育更可能出现的,不是简单的“减少”,而是明显的“分化”。
一部分依靠人口红利和低成本扩张发展起来的民办学校,在生源减少后,确实可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与此同时,一部分真正能够提供高质量教育、特色教育和差异化教育的民办学校,可能发展得更好。
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地方财政能力。过去我们讨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往往默认公办教育具有更稳定的财政保障。但是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或者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地方财政现在也面临较大压力。
但是,民办学校则有不同的经费保障机制。只要它能够持续提供家长认可的教育服务,就可能通过合理收费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再将这些收入投入师资、课程和学校建设,形成“教育质量—社会认可—合理收费—持续投入”的正向循环。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优质民办学校反而可能展现出更大的发展后劲。也正是这个缘故,很多发达国家都有一批优质的民办学校。
所以,未来可能不是“公办教育取代民办教育”,而是教育供给结构重新调整。过去处于生源增量时代,学校只要能够获得生源,就可能生存。未来进入生源减量时代,决定学校能否生存的关键,将逐渐从“有没有学生”转向“能不能提供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语萌
责编 杜茂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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