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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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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大学生考进新疆的单位，拿到编制才一个月，一个不剩全走了
我叫马晓东，去年刚从新疆一所大学水利专业毕业。我们宿舍五个人，一起考上了南疆一个县的水利局，事业编。当时高兴得不行，五人约好了一起去报到。
我们是从内地来的。我山西的，剩下四个，一个河北，一个甘肃，一个四川，一个重庆。我们考这个编制，说句实话，图的就是稳定。家里都是普通人家，爸妈一辈子念叨的就是“有个正经单位”。
报到那天是六月底。我们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中间还转了汽车。到了县城，比我们想的还远，还小。一条主街，两旁是平房和两三层的小楼，上午十点还开不了几家店。风大，干燥，太阳毒。
我们单位的宿舍是两间平房，五个人挤一块。晚上睡觉，我第一晚上醒了三次。不是吵，是安静，安静得不习惯。
第一个月，我们五个人都在上班。领导挺好，给我们安排了师傅，一个本地人，四十来岁，姓艾，大家叫他艾师傅。他人厚道，把我们当弟弟看。
工作不重。水利局的事情，主要是跑河、看渠、测水位、整理资料。做久了也就是那些事情。但最难的不是这个。
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我一个外地人，在这里要怎么待下去。
先说语言。我们去的那个县，维吾尔族占绝大多数。单位里的人跟我们说话用普通话，但一到开会、下村、跟村民打交道，全是维语。我一句听不懂。师傅带我下村，老乡跟他打招呼，他回一句，我在旁边只能笑。
我在那个村待了一整天，只干了一件事：跟着师傅走。师傅回头看我跟不上，就停下来等我。他说,小马，你别急，慢慢来，语言这东西，一年就通了。
一年。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再说生活。我们能吃到的东西，就是拌面、抓饭、烤肉。头两个礼拜吃得香，第三个礼拜开始想念我妈做的酸菜、汤面、炒青菜。县城里没有超市，只有几个小卖部。想买瓶可乐都得走半条街。
再一件事，也是最要命的一件。我们五个里，表现最好的那个走了。他叫张磊，河北的，是我们宿舍的学霸。他分配到最远的一个乡，一去就是三个月，中间只回县城两次。他给家里打电话，信号都断。
他走的那天，我们四个人在宿舍里，谁都不说话。我们都不信，也不劝。因为他走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他说：“我不是吃不了苦。我是吃不了这种看不到头的苦。”
他说，师傅说一年通语言。可一年以后呢？两年以后呢？十年以后，他还是一个在最偏的乡里的水利员。他说，不是他干不了，是他不知道干来干什么。
他走以后，第二个又走了。是四川那个，家里有事。第三个是甘肃的，考上了本省的事业编，调回去了。第四个是重庆的，觉得这边实在受不了，回老家了。
一个月零几天，五个人，走完了。
我留下来。
我为什么不走？说出来你不信，就因为我师傅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第二个要走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炕上，师傅来看我。他提着一兜子葡萄，坐在门口，跟我聊。
我说，师傅，我也想走。
他没劝我。他说，小马，你想走就走，我不拦。但有件事我得跟你说。
他说，我是本地人。我十九岁到这个水利站上班，今年四十三。这二十四五年，我干过的活，就是把水从河引到渠里，再从渠送到地里。
他说，你觉得这活没用，是不？你觉得它太小了？
我说不出话。
他说，我告诉你，我师傅当年带着我，修的这条渠，现在还在用。它供着下面一千多亩地。这地从前是荒地，种下去的棉花长八厘米就死。是这条渠，让它活了。
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让一块地，能种出东西。我死之前，这渠还在。这地还有收成。我不认字不多，我不知道那叫什么，我就知道我干成了。
他说完，把葡萄挎给我，走了。
我坐了一晚上。
我明白了一件事。这地儿为什么留不住人，不是因为待遇，不是因为环境。是因为我们这些内地孩子，心里装着一个“大”字。我们想的是考编、升职、进城市、去更大的地方。我们把这里当成一块跳板，跳过去就走。
可是师傅他们不是。他们是把脚扎在这块地里的。
我留下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跟师傅学维语。每天下村,我跟着他,一个词一个词记。我不怕人笑,不怕说错。头半年,我像学舌的小孩。
第二件事,我重新学着吃饭。我学着吃抓饭、拌面,学着自己煮茶。我想的不是“忍”,是“待下来”。
第三件事,我给自己定了五年的账。不存钱,不考编,不调走。就五年，把师傅手上的活全学会。
第二年,我自己下村了。师傅跟着我,不说话,看我处理事情。
第三年,我独立负责两个村的灌溉。有一次夏汛,渠道决口,我带着村民堵了一夜。天亮了，那个村的书记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维语，我听懂了。他说的是：“小伙子，好样的。”
第四年,我娶了妻。本地的姑娘，在县医院做护士。她会汉语，她家人的维语我基本也听懂了。我们在县城租了间带院子的房子,种了棵葡萄。
第五年,张磊给我打电话。他在石家庄一家设计院,做给排水,收入比这高几倍。他问我在那边怎么样。
我说我留下了，还结婚,妻子生了孩子。
他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话：“马晓东,当年是我们五个里面,我最看不起你留下。现在我服你。”
我说,我不是比你强,我是比你早想通了一件事。
我说,你是在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我是在找一件能扎下根的事。
我们五个现在还有联系。逢年过节,建个群聊,发发照片。他们四个后来过得也都不错。张磊升了主任,四川那个自己开了店,甘肃那个在编,重庆那个去了成都。
群名是当年那个宿舍的号,三十四栋二零七。
有一年同学聚会，他们问我,你要是当年也走了,现在会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是我走了,师傅那条渠,可能就没人守着。那块地,可能早就荒了。
去年我带着儿子去村里,走到当年那条渠边上。渠还通着，水白白地流进棉花地。儿子问我,爸爸,这是你修的吗?
我说不是,是爸爸的师傅修的,爸爸的师傅的师傅修的。
他说,那你修什么了?
我说,爸爸修的是让你能记住这条路。
我们五个的故事,其实不是五个人的故事。是一代人从学校里出来,看见“基层”这两个字的时候,各自的选法。有人把它当一块跳板,有人把它当一身皮肉。
走的人不算错,他们只是知道他们要什么。
留下的人也不是多高尚,只是知道他们认什么。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那几个大学生为什么全走了。
是每个走的人回头看的时候,都没觉得自己对不起谁。而留下的人,还守着一条渠,等着下一批人来。
师傅今年五十三了,头发全白。我上个月去看他,他给我盛了碗酸奶。
他说,小马,你留下,是你的事。你干好了,是你自己的。
他说,我这条渠要退休了。老渠道要改新渠了,还要派人跑。
我说,我来。
他说,好。
我就说了这一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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