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2岁，男，二婚，结婚我要办8桌酒席，原因有4个

包心客

我，52岁，男，二婚，结婚我要办8桌酒席，原因有4个

那包烟是我给他递的，他接过去，手很大，指节粗，捏烟的样子像捏着一根螺丝。他姓周，叫周大川，五十出头，在城东开了个机械配件厂，常年穿一件藏青色的夹克，个子高，站着说话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

那晚我们坐在他厂门口的小馆子里，他要了一瓶绵竹大曲，给自己倒了半杯，也没推给我，就这么搁在桌上。

“我们是二婚，又不是二房，凭啥子不办婚礼嘛。”他说这话的时候，把烟点上了，腾出来的那只手在桌面上拍了半下，没有拍响，就是意思了一下。

我不是介绍人，也够不上他的老友，我是他厂里的会计，快五十了，姓吴。周大川平时叫我吴姐，他老婆去世那年，我就在他厂里。

那时候他厂子还小，一台车床，三四个工人，他老婆病重那阵子，他天天上午去医院，下午回来轧零件，身上总带着一股消毒水味。

那一年他瘦了二十斤，皮带多打了两个眼，后来人整个儿塌下去一截，直到第三年才慢慢养回来。

他再婚的事，是在厂里对账那天下班后提的。我本来收拾包要走了，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说吴姐你等一下。我心里大概有数——上个月他让我把厂里的房本复印了三份，后来又问我银行定期到期是几号，我就知道他在考虑事情了。

“坐嘛。”他说。

我坐下了。他把那瓶酒往我这边推了推，我摆手，他就又收回去，自己喝了一口。那会儿他办公室的灯管有一根忽闪忽闪的，把他在墙上的影子照得一跳一跳，他坐在那把用了十来年的转椅上，吱呀响了一声，才开口：“吴姐，你说我这个年纪，再结婚，是不是有点闹笑话？”

我说，这有什么笑话的。

他说了四个理由，一条一条说的，伸着手指数。第一，跟双方的子女把关系摆正。他不说自己的儿子，他说“双方”——他儿子的态度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女方那两个姑娘。

他不肯说女方的名字，只说“她”，说她在一个社区医院做护士，比他小六岁，丈夫也是没的，胃癌，走的时候女儿才上初中。

“她姑娘今年高考完了，”周大川说，“我跟她说了，娃的大学学费我出。她说不用，我说这不是给你用的，这是你姑娘的。”

他说的第二条理由，是要向亲朋好友表个态，这是明媒正娶的伴。他说他老婆去世快八年，这八年里身边不是没人给介绍，但他一个也没见。

他说，他不是那种守不住的人，也不是那种将就的人，他等了八年，是在等一个能让他重新把日子过起来的人。

“她也不容易，在医院上了二十年班，把两个女娃拉扯大。她跟我说，她这辈子没想过还能再有一个家。”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烟灰落在他裤腿上，他没掸开。

第三条理由，他说是给自己一颗坚定的心。他说他这个人有个毛病，一旦没有外头的东西硬邦邦地压着，就容易胡思乱想。他说，扯了证，办了酒，就是把这件事定了，定死了，他就不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你要是不扯证，哪天说散就散，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他说。

第四条，他说得慢一些。他说是要给对方安全感。他跟我说，她那个护士岗，一个月到手四千出头，养两个姑娘，还了这么多年的房贷，终于还完了，剩下的存款她不好意思说，他也没多问。

他知道她心里怕什么，怕他哪天变卦，怕她在他的生活里只是个临时的位置。

“法律上认了，才是正儿八经的家。”他说，那根烟吸到头了，他把烟屁股摁进桌上的铁盘子里，又转着圈碾了两下。

他跟我说，他已经订好了日子，下个月十六，就在城西的香樟饭店。那个饭店他专门去看了，大厅能摆二十桌，他让老板给隔出来八桌就够了，剩下的位置空着也不难看。

他说不用多大排场，他走了大半辈子的礼了，这回是他自己给自己办一场，菜要好一点，酒要好一点，他要敬她一杯。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桌角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老照片。他和他原来的老婆站在厂门口，她穿着白大褂，他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夹克，手搭在她肩上。那个厂门还是老样子，现在早就拆了。

“我对得起她。”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还是跟那张照片说，“她走之前跟我讲，叫我不要一个人过，后来她没撑过那个冬天。我这八年，没给她丢过脸。”

我问他，那他儿子那边是什么意见。

他说，儿子在成都安了家，工作忙，一年回来两趟。他跟儿子提了一嘴，儿子说“你定就行”。他又说，儿子大了，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他把他养大了，他不欠儿子的，儿子也不欠他的。

“那她那两个姑娘呢？”我又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见过那两个姑娘，一个在成都读大学，一个今年刚考上。她跟她们说的时候，大姑娘好几天没跟她说话，说她妈这么大年纪了还去“害臊”。

“她跟我说，姑娘不懂事，叫我别往心里去。我说我往心里去啥子嘛，哪天我把婚礼办完，请她们来坐一坐，喝杯喜酒，她们就懂了。”

他说到这，笑了一下，那个笑拿烟挡着，我没看太清，但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在笑。

我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他送我到厂门口，那盏路灯还是好几年以前换过的，光线昏黄，落在他头发上，他白头发又比上次见面多了几撮，但他站得直，手插在裤兜里，那瓶酒他喝了大半，脸上没什么醉意。

“吴姐，那天你来不来？”他问。

我说，来。

他说，那她得给你留个好位置。

过了十天，他那边的请帖印好了，送到厂里来，让我帮着装个信封。大红的请帖，烫金的字，他爱人的名字排在前面，中间一个小小的“暨”字，隔开两个人的名字。

他坐在办公桌前，一封一封地往信封里装，装到一半，他忽然停下来，把手里的请帖翻过来看了看。

“她说，她想去买件红色的旗袍，一直没舍得买。”他说，“我跟她讲了，买，那天穿，以后也能穿。”

他说完，又继续装。那个请帖的纸有点厚，他捏着信封口，用舌头舔了一下封胶，贴上，又用大拇指刮了两下，确保封牢了。

黄昏的光从那扇窗户斜进来，他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办公桌上摊着一摞红信封，像是铺了一层薄薄的红砖。他装完最后一封，把那摞信封码整齐，手指头在桌沿敲了两下。

“吴姐，”他说，“你帮我看看，我那个保温杯放在哪儿了。我记得我搁在抽屉里的。”

卖布头

山里的蔑匠，真能编

笨拉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