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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深山一座寺庙,30个研究生集体剃度出家,他们后悔了吗?
推土机的声音从山脚传上来时,云海寺的住持觉通法师正蹲在灶台前生火。
那是2014年的深秋,寺里四间瓦房漏风漏雨,菜地里只长得出萝卜和白菜。觉通来这庙里十年了,香火稀薄得和山里的雾气一样,信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下几个村里的老人,逢年过节来烧一炷香。他实在想不通,谁会开着推土机进这连路都没有的深山。
他放下火钳,走到寺门口。山道上果然有人,一行三十来个年轻人,穿着冲锋衣,背着登山包,手里的登山杖在石头上敲得叮当响。
带队的是个高个子男人,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见到觉通先双手合十,说他们是从网上认识的,都喜欢徒步,这次专程来游四川的名山,听说山上有座庙,慕名上来看看。
觉通把人都请进寺里,烧了水泡了茶。茶是去年的陈茶,杯子只有八个,剩下的人就蹲在院子里,用搪瓷缸子轮流喝。他有些过意不去,但这些人也不介意,在破旧的佛像前拜了拜,又绕着寺庙看了一圈。
“师父,这庙这么旧,怎么不修一修?”高个子男人问。
觉通笑了笑:“没钱。这边没通水电,材料也运不上来,修一趟要花不少。”
高个子没再说什么。那天傍晚他们下山了,觉通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过了半个月,高个子又出现在山门口,身后跟着一辆皮卡,车上装满了水泥、沙子和工具。他身后还站着那天的十几个人。
“师父,我们想帮您把路修一修。”
觉通愣住了。这条路他走了十年,最窄的地方只容得下一个人侧身贴着崖壁过,遇到下雨天,泥浆能没过脚踝,他摔过的跟头不计其数。
这群年轻人说干就干,扛着锄头和铁锹上了山,整整干了一周,铺出一条一米宽的石板路,从山脚一直通到庙门口。
觉通端着一锅煮好的红薯站在路边,看着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路的工程刚结束,高个子又带着人来了,这回是电线和水管。年轻人们说,在网上约了个工程队,费用他们凑。觉通说使不得,这钱不能让他们出。
高个子摆摆手,说师父,你们这地方太苦了,我们也是想做点好事。他们请人在山上架了电线杆,拉了水管,又把庙里的墙面重新粉刷了一遍,换上新的瓦片。
那段时间,寺里天天都是嘈杂的工事声。夜晚收工后,年轻人们就围坐在院子里,听觉通讲经。觉通的本事其实不算高,他只是把这十年在山上读的经书里最浅的那些道理讲给他们听,讲无常,讲放下,讲人这一生究竟要怎么过。
他慢慢发现,这些人听得很认真,比他以前给任何香客讲经都要认真。
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总监,年薪过百万,他告诉觉通,自己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辞职。
他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只知道每天开完会回到工位上的时候,胃开始疼。
另一个姓陈的年轻人,是从上海来的,在一家外国语学校当老师。她说自己教了五年英语,孩子们考出好成绩她当然高兴,但她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下班以后回到出租屋,对着窗户外面数不清的高楼,那种空落落的感觉让她整晚整晚地睡不着。
这些人在网上认识,因为一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组了一个群,叫“远方”。他们利用假期结伴旅行,去过藏区,去过青海,看过雪山,看过戈壁,每次旅行结束回到城市,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就又回来了。直到他们上了云海寺。
第七天的晚上,高个子——觉通这才知道他叫周远——找到了觉通。
“师父,我们商量了一下,”他说,“我们想留下来。”
觉通手里的佛珠停住了:“你说什么?”
“我们在您这里待了这些天,觉得心静下来了。我们商量过,想剃度出家,留在寺里。”
觉通看着周远的脸。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眼角有细细的皱纹,眼神却很亮。他想了想,说:“你们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剃度的事不着急。等你们真正想清楚了再说。”
周远点点头。
这批人真的在山里住了下来。他们白天帮忙打理菜地,打扫院落,晚上和觉通一起做晚课。冬天的云海寺没有暖气,他们裹着棉被窝在大殿里念经,呼出的白气和香火混在一起。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提要走的事。
消息传回了山外。先是家里人打电话来,周远的母亲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你爸脑溢血住院了,你还要在山上待着吗?”周远连夜带着两个同伴下山,在医院守了一周,等他爸脱离危险,又回了山上。他爸妈再到山上来的时候,周远已经剃了度,法号仁远。
一位之前当老师的年轻人也出了家。她妈妈专程飞到四川,在山下住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山劝她回去。年轻人给她妈跪下了,说她这辈子从没求过她什么,就求这一件事,让她走自己的路。
她妈最后哭着下了山。三天后,她妈又托人带来一件羽绒服,说山上冷,让她注意身体。
网上炸了锅。有人翻出了这批人的学历和履历,做成图发到论坛里,标题是《三十个年入百万的研究生集体出家是为哪般》。评论区吵成一片。
“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得花多少钱?父母把你养这么大得花多少心血?说出家就出家,这不是不忠不孝吗?”
“说白了就是逃避,工作压力大就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
“我看他们就是有钱,要是没钱看看他们还能不能这么清高。”
也有一种声音说:“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可以?”
这些评论传到山上的时候,仁远正在院子里劈柴。他没有去看那些评论,只是对觉通说:“师父,他们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在逃。只是逃的不是工作,是那种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的感觉。”
觉通没说话。他想起了自己在出家之前,在成都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监理,每天对着图纸和钢筋水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
那年他三十岁,辞职后先去了峨眉山,后来又到了云海寺,一待就是十年。他自己又何尝不是逃。
第三年的春天,寺里又来了几个年轻人。不是当初那一批,是新的一批,穿着更时髦的衣服,背着更贵的相机。他们在寺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下山了。临走时其中一个人问仁远:“法师,你们后悔过吗?”
仁远往炉子里添了块柴,说:“不会。”
他又想了想说:“不是不会后悔,是后不后悔已经不重要了。”
那个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背上包走了。仁远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消失在山道上,转头又回到了大殿。殿里的佛像还是那尊旧佛像,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开始发新芽了。
他第一次上山的时候,这条路还是泥巴路。现在已经是石板路了,是那年他们三十个人修的。路边的水龙头也是他们装的,冬天会冻住,要到春天才能用。厨房的瓦是新的,但屋檐下还是漏风,下雨天要用盆接水。
可他们留下来了。不是因为这里什么都好,而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想找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仁远说不出来,就像觉通师父那天在院子里跟他说的那样,有些东西不是用话能说清的,它只在那盏灯下,在那炷香里,在每天清晨的钟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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