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英伟达董事会接受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围绕黄仁勋的这场风波究竟只是一次企业高层人事震荡，还是折射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内部更深层次的利益博弈？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在本期《逸语道破》中指出，理解黄仁勋离职风波，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争议和国家安全调查层面，更应关注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内部的利益分化，以及企业如何借助国家安全政策争取竞争优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逸语道破》。今天我们继续聊聊英伟达，或者说人工智能产业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下所展现出的新景象。这是一种更加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局面。 最新的事态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11月10日，Anthropic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更新后的招股文件。11月11日，英伟达董事会接受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时生效。 11月12日，英伟达公布人事交接安排，由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兼任临时首席执行官，哈维·琼斯出任董事长。最近这一系列新闻，使两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逐渐联系到了一起。 
黄仁勋 从产业生态来看，生产算力芯片、也就是显卡的英伟达，是Anthropic所依赖的算力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其招股文件列出的私募投资方之一。与此同时，英伟达自己也在培育开放模型生态，包括积极拥抱Hugging Face等平台。 这意味着，尽管英伟达是Anthropic的拟认购方和重要硬件合作伙伴，但它也在支持可能对Claude部分用途形成替代的开源生态。要理解最新事态，我们需要把它放到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 首先，从2021年、2022年前后开始，以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为代表的行业人士，与美国政策界、政治界以及相关智库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技术和应用领域，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其战略目标就是确保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其他国家保持相当程度的领先。 这种政治和战略定位，又与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体系地位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政策目标：维持美国的技术优势，限制算力出口、芯片出口以及大模型能力的扩散。但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闭源和开源大模型的发展，特别是开源大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美国原本设想的控制范围。 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的发展。目前，开源大模型和闭源大模型在性能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当我们引入Token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竞争局面变得非常微妙。 美国仍然具有优势，但已经没有办法垄断这种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在性能追赶和缩小差距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 这意味着，对于Anthropic等企业来说，无论是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还是对于美国对华鹰派人士而言，出于维持美国霸权优势的考虑，都有动力推动更加全面、系统和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的焦点，也从早期的先进制程芯片和成品芯片，逐渐扩大到整个供应链、生产设备、相关从业人员，乃至算力服务。 从实际管控效果来看，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仅仅制定相关法律还不够，真正的挑战在于政策能否有效落地和执行。如果这些政策无法得到有效执行，那么维持美国在算力方面的垄断性领先地位，可能就是一项很难完成，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除了政治和国家安全之外，人工智能对美国还有另一重重要价值，那就是维系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地位。美国希望通过人工智能产业，支撑其金融市场的高估值状态，并以此维持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批能够支撑金融市场估值的产品和企业。人工智能板块及其相关的增长故事，恰好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企业的高估值持续下去，甚至以一种近乎不下降的方式维持高估值？这就要求资本相信，人工智能的需求近乎无限，市场空间近乎无限，未来利润也近乎无限，并且这些利润能够有效覆盖成本。 只有建立在这样的预期之上，再结合杠杆等金融工具，才能维持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企业的高估值。在这个背景下，生产算力芯片的企业、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的企业，以及提供大模型服务的企业，彼此之间就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利益差异。 对于英伟达这样的芯片销售企业来说，它当然希望自己的芯片卖得越广泛、越多越好。但是，美国国内真的存在一个对于算力芯片近乎无限的市场吗？即使考虑到产品更新迭代，这一点本身也需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除了此前我们讨论过的电力、水资源等基础设施约束之外，美国在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国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算力中心建设、基础设施、生活成本以及普通民众的实际感受，逐渐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限制而不是鼓励算力中心扩张的政治力量，至少在当前阶段，其影响力呈现上升趋势，甚至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占据了一定优势。这就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Dario Amodei）；Anthropic预计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 黄仁勋与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之间的政策分歧，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最近一系列风波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对于英伟达来说，其平台能否获得全球开发者的规模化支持至关重要。 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关系到产品销售，也关系到英伟达的软件生态和技术标准能否继续维持其影响力。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除非美国政府有把握彻底消除中国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的能力和意志，否则全面封锁就不一定能够取得预期效果。 正如黄仁勋反复强调的那样，如果美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禁止所有英伟达产品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市场，那么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或许能够给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一定困难。因为中国企业无法获得现成的成熟产品，技术发展会受到一定影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限制又会进一步强化和鼓励中国发展一套完全不同于美国技术体系的替代方案。这套体系可能包括不受美国制裁和限制的技术标准、非美专利体系、完整的技术知识体系，以及自主可控的供应链。 中国在基础设施、生产组织和制造业产能等方面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表明，一旦中国在关键技术环节取得突破，其后续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往往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 因此，按照英伟达及部分行业研究机构的观点，这种全面封锁的政策未必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美国真正相对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在保持对中国技术领先优势的同时，维持有序的交往和贸易。 例如，在满足特定规格和国家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允许部分降档合规产品向中国销售。过去一段时间，围绕特定规格芯片对华销售的新闻，就反映了英伟达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但是，对于Anthropic这样的闭源大模型企业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它们可能认为，对中国实施最大程度、最严格的算力管制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算力无法得到有效限制，中国大模型的能力就可能持续提升。 而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发展，对于Anthropic这种依赖重资产、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和高利润模式的企业而言，可能构成非常严重的竞争威胁。假设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大模型，它的性能或许没有Claude那么先进，但差距处于用户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在成本、性价比和使用便利程度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 简单来说，它或许没有那么聪明，但确实非常便宜，而且非常方便。那么，对于Anthropic来说，它在资本市场上讲述的增长故事，就可能难以继续维持。 这并不意味着Anthropic在实际经营中一定会因此遭遇生存危机。但是，资本市场对其商业模式和增长预期产生怀疑，本身就足以对这家公司构成重大打击。 因为Anthropic不是来做慈善的，它需要盈利，也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尽可能有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双方之间的政策分歧开始逐渐发挥作用。 对于Anthropic来说，它能够做的，就是利用美国现有的制度和政策渠道，通过政治游说以及其他形式的政策影响，推动经济技术竞争之外的限制性措施，对其认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形成压力。我们从2026年突然爆发的一系列事件中，就能够观察到这一点。 11月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布赖恩·马斯特、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以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里克·克劳福德联名要求黄仁勋就相关报道作出闭门说明。他们要求黄仁勋在11月11日之前确认安排，拟定的说明日期为11月18日。【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周四，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特表示，黄仁勋团队已确认他会到场回答议员提问，预计在感恩节休会前闭门进行】 这是一项标准的国会监督程序，相当于要求黄仁勋前往国会接受质询。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根据美国国会议员此前的表态，包括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人的相关意见，黄仁勋辞去职务并不意味着能够免除后续责任。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波士顿先驱报》配图 也就是说，辞职并不必然意味着国会调查就此结束。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要求黄仁勋作出说明的三名众议员，全部来自共和党。 而在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民主党议员，要到2027年1月才开始新的国会任期。这意味着，即使黄仁勋参加了11月18日的质询，也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此结束，后续完全可能启动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国会调查程序。 而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参与其中的部分国会议员，很可能带着先入为主的国家安全焦虑和威胁认知展开调查。从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黄仁勋和英伟达此前一直主张，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符合要求的芯片交易和技术流动。 但是，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氛围以及相关企业的游说活动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可能更加倾向于全面强化算力出口管制。因此，可以预期，未来围绕这一问题的政策碰撞还会更加尖锐。 如果从政治学，特别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角度分析黄仁勋事件，就会发现美国政治中存在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有人希望在政府内部或者国会推动某项政策议程，但并不确定能否按照自己的预期获得通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因为缺乏足够证据，这项政策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程序获得支持。 而围绕相关芯片转移问题的调查，其实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在强化对华人工智能技术管制的过程中，长期关注芯片转移以及算力服务转移问题。大约到2025年10月，相关调查可能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这项调查所形成的报告，很可能与媒体提及的2026年5月由鲁比奥提交的报告存在联系。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它与此前另一件颇具戏剧性的新闻之间，可能形成某种关联。 那就是特朗普2026年访华期间发生的事。据新闻公开报道，当“空军一号”从华盛顿起飞时，黄仁勋并不在飞机上；但是当飞机抵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进行离开美国本土前的最后一次加油时，黄仁勋登上了飞机。 这可能反映出白宫内部对相关调查报告进行评估后的结果。一种可能的判断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对黄仁勋相关行为的怀疑或指控。 所以，这一轮从《纽约时报》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政策推动方式。对于希望强化芯片管制的人而言，至少可以通过这些事件，推动黄仁勋失去原有的企业领导地位。 从政策游说的角度来看，一旦黄仁勋不能继续代表英伟达进行强势游说，那么相关政策的推动阻力就可能降低。这体现出一种政治运作方式：当部分力量无法通过体制内部的正常程序推动某项议程时，就可能借助媒体报道制造舆论压力。 尤其是对于英伟达这样的上市企业来说，舆论事件对股价的影响，往往会形成额外的压力。通过这种压力，就有可能达到原本难以通过政策程序直接实现的目标。 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也暴露出一个此前不太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英伟达对创始人缺乏有效的特殊控制权保护机制，不存在能确保创始人控制权的AB股安排。 当董事会面临重大舆论和股价压力时，董事会成员自然会对资本市场的反应非常敏感。如果董事会通过多数表决机制决定更换管理层，那么黄仁勋作为被针对的对象，实际上缺乏足够有效的防御手段。 事件发生后，美国舆论场迅速出现了多种力量共同施压的局面。从媒体传播和事件处理过程来看，其中还可能存在针对华裔身份和性别因素的双重歧视机制，关于这一点，大家也可以参考其他评论者的相关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初24小时到48小时内，相关报道主要聚焦所谓的“间谍活动”和国安风险。但很快，舆论焦点就转向婚外情、公司伦理以及上下级关系等问题。 所以，与其说黄仁勋最终是因为国安问题失去职务，不如说他的离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更多是通过公司伦理、企业治理、公众评价和股价风险等因素推动的。当舆论认为相关事件不符合商业伦理、可能损害公司声誉、甚至引发诉讼时，董事会就可能以尽快止损的理由，推动管理层更替。 这些做法表面上看符合美国商业伦理和公司治理规则。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杰夫·贝索斯到比尔·盖茨，再到涉及爱泼斯坦相关文件的一系列争议，美国商界类似的伦理问题并不少见。 究竟有多少人像黄仁勋这样，不仅失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职务，甚至连董事会成员资格都一并失去的？这种处理方式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激励机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这就涉及Anthropic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它究竟是如何开展政策游说的？它希望推动哪些法案？这些法案又会对美国后续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前面提到，2026年2月，达里奥·阿莫代伊曾经与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相关议员进行交流，与共和党议员以及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进行了相关沟通。随后，沃伦与吉姆·班克斯共同推动了参议院版本的人工智能监管法案，即《AI OVERWATCH法案》，编号为S.4456，于4月30日提交。 众议院版本的编号为H.R.6875，由马斯特在2025年12月18日提出，并于2026年1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恰好也是此前要求黄仁勋作出说明的三个委员会之一。 这说明Anthropic的高管确实参与了相关政策议程的动员，至少与其中一条立法路线存在密切联系。与此同时，Anthropic也公开申报了其联邦游说活动。 第三季度申报材料列出了H.R.6875，以及其他涉及芯片出口、芯片安全和国防安全的相关议案。这表明，Anthropic确实投入资源推动相关政策进程。 根据季度公开申报数据，Anthropic在2026年前三个季度的联邦游说费用总支出约为564万美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564万美元全部用于推动《AI OVERWATCH法案》，更不能据此认为这些钱全部用于针对黄仁勋。它只能说明，Anthropic确实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源，参与美国的政策和立法过程。 除了联邦游说之外，Anthropic还通过政治捐助等渠道发挥影响。其中一条渠道，是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相关政治人物的竞选委员会提供资金。按照公开申报信息，相关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编号为C00946111。 2026年7月7日的公开捐助记录显示，马斯特和参议员克里斯·孔斯的竞选委员会分别获得2500美元，参议员凯文·克拉默的竞选委员会获得1000美元。此外，吉姆·班克斯的竞选委员会在8月25日另外获得2500美元。 
截图自Transformer AI竞选资金追踪器 第二条渠道，则是向其他政治组织提供资金。例如，Anthropic向Public First Action提供了资金支持。2026年2月和7月，Anthropic分别捐赠2000万美元，累计达到4000万美元。 Public First Action属于美国税法规定的501(c)(4)组织。Anthropic声称，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公共教育和政策工作，并在相关公告中明确表达了对强化芯片出口管制的支持。 2026年7月，Public First Action宣布了一项1500万美元的宣传计划，并将此前提到的马斯特列入拟宣传的多名议员之中。最初公布的700多万美元广告支出，也涉及其他一些议员。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4000万美元全部投向某一名议员，因为这些资金涉及多个不同的政治活动和宣传对象。 第三条渠道，是阿莫代伊本人的政治捐助。2026年5月，他曾经捐出100万美元。据公开申报材料和媒体报道显示，这笔捐助涉及Public First。这里需要区分，Public First与Public First Action名称相近，但属于不同实体，其登记信息和披露义务也不完全相同。Public First的登记编号为C00930503。 这些活动共同表明，阿莫代伊及Anthropic正在通过政治捐助、政策游说以及向相关政治组织提供资金等方式，积极参与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限制芯片出口，特别是限制黄仁勋一直主张的降档合规芯片对华销售，始终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焦点。 但是，这种博弈除了国安叙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商业背景，那就是Anthropic正在寻求上市。11月10日提交的更新版招股文件显示，Anthropic及其售股股东拟发售8.25亿股A类普通股，发行价格区间为每股70至78美元。其中，约8.01亿股属于新发行股份，其余为现有股东出售的股份。按照发行价格区间上限计算，基础发售规模约为643.5亿美元。 而媒体报道的约1.4万亿美元估值，指的是完全摊薄股权之后的公司估值。此前公布的欧洲招股材料显示，预期定价日期为11月18日，预计11月19日在纳斯达克挂牌。截至北京时间11月13日上午11时，最终定价和挂牌结果尚未公布。 晨星（Morningstar）的分析师给出的公允股价估值约为每股92美元，对应公司整体价值约为1.7万亿美元。这一估值相较于每股74美元的参考价格，高出大约24%。 其基准情景预计，Anthropic在2027年至2031年间，营收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7%。但是，分析师对该公司的经济护城河评价为“窄”，同时认为其估值不确定性“很高”。在悲观情景下，Anthropic的估值可能只有5000亿美元；而在乐观情景下，估值则可能达到3万亿美元。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相关市场报道还显示，Anthropic路演阶段的订单需求可能达到可售股份规模的六倍。与此同时，也有投资者要求公司给出更加具有吸引力的估值。显然，上市为Anthropic提供了巨大的资本市场前景，而这种潜在收益也会让Anthropic更有动力去推动构建政策层面的竞争壁垒。 如果一家企业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的护城河并不宽，那么它就可能希望通过国安政策、出口限制以及监管制度，建立一道更宽的政策护城河。通过限制主要竞争对手，或者降低反对相关政策的行业力量的影响，它就能够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加有利的环境。 但是，上市也给Anthropic带来了压力，因为它必须向投资者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收入增长和现金需求会同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从一般商业逻辑来看，如果一家企业的收入增长非常迅速，那么它对外部现金的需求通常应该有所缓解。 反过来说，如果一家企业仍然存在巨大的现金需求，投资者自然会怀疑，其收入增长能否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盈利能力。根据相关招股材料，Anthropic在2026年第三季度的营收约为169.6亿美元，环比增长47%。但是，这一增速明显低于第二季度144%的环比增幅。与此同时，第三季度出现了5.67亿美元的营业亏损，而第二季度还录得9.74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Anthropic在招股材料中，将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归结为短期算力采购成本，以及捐赠配捐计划产生的非现金费用。但是，资本市场对此并不完全买账。 投资者现在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经营现金流，而是Anthropic未来究竟需要支付多少算力账单。11月10日的修订版招股书汇总了相关采购合同，其中Anthropic承诺的采购义务约为9009亿美元，主要涉及算力和基础设施。约707亿美元的采购义务预计发生在2026年9月底之后的12个月内。此外，合同总额中还包括尚未开始的算力中心租赁安排，其中约1862亿美元的短期及后续义务带有一定条件，部分安排可能在正式开始之前终止。 因此，资本市场开始重新计算这家公司的未来经营情况。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需要判断，Anthropic的客户收入能否跟上已经锁定的算力供给规模。如果芯片制造或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出现延迟，Anthropic需要支付多少额外成本，才能获得临时算力？如果算力供给已经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但是收入增长没有达到预期，企业又该如何消化这些成本？ 所有这些问题一旦进入资本市场的讨论，就会给Anthropic带来进一步的估值压力。如果Anthropic选择正面回应这些问题，可能反而会暴露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政策手段，为自身商业模式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那么情况就可能有所不同。 这里还需要注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工作人员此前曾经发布过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与人工智能开发商之间的投资、采购及合作安排，可能影响算力和人才的获取，提高客户切换供应商的成本，同时使云服务提供商有机会接触合作伙伴的敏感信息。另一方面，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认为，亚马逊和谷歌分别与Anthropic之间的合作安排，并未达到英国合并审查的相关门槛。 这实际上反映出，大型云计算企业与人工智能开发商之间的复杂合作关系，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观察的问题。例如，不同供应商能否提供可以相互替代的算力产能？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和长期算力采购承诺，会如何影响定价、溢价以及交付能力？ 这些问题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上市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Anthropic可能倾向于采取比较激进的政策行动。通过在国家安全政策和战略层面发力，它希望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解决稳定供货、维持可预期收入以及降低经营不确定性等问题。 那么，黄仁勋如今已经出局，这件事情对于Anthropic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最明显的是，Anthropic可能获得一定的政策收益。因为此前支持开源生态，以及主张在有限监管下维持对华芯片交易的行业力量，失去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推动者。 Anthropic所支持的强化出口管制路线，可能因此在美国国会内部获得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政策优势究竟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仍然存在疑问。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出口限制在短期内可能发挥作用，但长期来看，也会刺激被限制国家发展替代技术和推动国产化。因此，Anthropic最终能否保持竞争优势，仍需要回到其自身的技术演进和产品能力。如果再考虑到Anthropic此前曾经公开提出放缓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张，那么这一问题就更加值得思考。 第二个潜在收益，是Anthropic可能获得更多参与美国国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立法和政策讨论的机会。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如果能够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当然具有重要价值。按照Anthropic的政策主张，强化芯片出口管制不仅涉及芯片本身，还可能涉及对芯片流向、海外客户、云计算平台以及模型访问权限的检查。但是，这些政策即使最终形成法律文本，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精细程度，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第三个需要观察的问题，是英伟达管理层变动会如何影响双方原有的合作关系。 英伟达的身份本来就比较微妙，它不仅是Anthropic的投资方，同时也是其商业生态中的重要合作伙伴。现在英伟达发生了重大治理结构调整，那么这种变化是否会影响双方合作关系、算力交付以及相关项目的时间安排？ 从长期来看，这种变化究竟对Anthropic有利还是不利，目前还不能作出简单判断。此外，从开源和闭源模型生态的角度来看，英伟达此前持续加码开放生态的战略，是否会在黄仁勋离职之后继续推进，也值得高度关注。 这种变化对Anthropic的影响，可能比短期的政策利益更加深远。如果英伟达继续大规模拥抱开源生态，那么Anthropic旗下Claude在企业工作流程中的使用份额，就可能直接面临压力。 因为企业客户完全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工作任务进行拆分。例如，保留Claude处理复杂代码重构等高难度任务，同时将更加简单、标准化的批量工作，交给开源或者企业可以自行部署的模型来完成。这种业务分流会直接影响Anthropic的产品定价和使用量。更重要的是，这种压力最终可能传导到算力账单上。 如果流失的是高频、标准化的工作任务，那么Anthropic的收入和算力利用率可能同步下降。但是，它已经通过长期合同锁定的部分算力支出，却很难同步减少，这就会给企业经营带来更大的压力。 开放生态还会影响企业客户的部署选择。同一个模型如果能够在不同云计算服务商的平台，或者企业自己的机房中运行，那么企业采购方就拥有更多议价选择。 如果模型的运行性能、维护和技术支持仍然高度依赖英伟达平台，那么企业客户对特定模型API的依赖，就可能转向对硬件和推理软件平台的依赖。对于Anthropic来说，由此产生的竞争压力，显然值得高度重视。 最后一个问题，是政府和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可能重新衡量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性与责任问题。Anthropic此前在宣传部分模型的国家安全能力时，曾经出现过一些颇具争议的说法。 当一家企业将模型能力描述到某种超出自身完全掌控范围的程度时，也会引发外界对其安全治理能力的质疑。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在这一轮围绕英伟达和黄仁勋的博弈中，Anthropic所发挥的作用，大致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到，Anthropic确实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美国政府构建更加严格的芯片出口管制政策。其次，在黄仁勋事件爆发之后，围绕相关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这些报道与既有调查和监管程序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值得关注的地方。 目前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些说法，认为《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最初开展相关报道时，曾受到某位科技行业高管的提示或引导。究竟是谁能够想到这样的选题，掌握相关调查素材，并推动媒体关注这些问题？当然值得思考。但在缺乏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直接认定这些报道由某一家企业统一策划。 从目前呈现出的过程来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相关问题并不是由美国行政部门直接提交国会，然后由国会启动正式调查。相反，行政部门此前已经开展过调查，在没有形成足够明确的违规结论之后，相关调查素材又出现在媒体报道中。随着媒体舆论发酵，国会几乎同步推动了进一步调查。 也就是说，确实存在部分议员和智库利用黄仁勋事件，推动既有监管程序进一步强化的情况。而在这些议员当中，一些比较活跃、比较突出的政策推动者，与Anthropic之间存在不同形式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相关事件的人，都受到Anthropic统一指挥。如果简单套用阴谋论框架，把Anthropic认定为整件事情背后唯一的推动中心，显然是不准确的。 我们更应该从中美战略竞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以及美国国会对人工智能出口和应用监管的中长期演变等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从这些角度来看，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和国家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变化过程中。 黄仁勋离职究竟会对美国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产生怎样的影响，仍然需要时间来检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可能与短期舆论所形成的判断并不完全相同。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和能力分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开源生态和闭源生态之间的竞争，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又能否通过强化国家安全限制，长期维持自身的技术和产业优势？ 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仍需遵循经济规律、技术规律和产业规律。它们不会仅仅因为某几条短期新闻，或者一些带有明显认知影响意图的舆论材料，就发生根本性改变。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 
[复制链接]
雷达卡
发表于
提升卡
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